编辑同志：

您好。近来，在报刊上看到不少有关当今中国民粹主义的文章，众说纷纭，大多数是将当今的民粹主义视作一种鞭笞的对象，一种危险的征兆，应当围歼而消除之，否则就会成为祸患的秧苗；也有人说要看到民粹主义的合理性。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对待民粹主义？可否请专家解答一下？

北京丰台刘悦

本刊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龙闪作答。

民粹主义是农民和小生产者国度所固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社会现象。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充满小生产汪洋大海的农民大国，是有强大民粹主义根基的。远的姑且不说，近现代以来，中国从太平天国到孙中山革命，都有民粹主义的内在驱动力。俄国民粹主义堪称典范，它不仅表现为社会政治思潮，还表现为强大的社会运动和政党，从19世纪中期产生以来，形成了完整而复杂的思想理论体系，不间断地发动和领导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革命。清末民初，俄国民粹主义以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三位一体，分别从日本和法国传入中国。这一下壮大了中国本土民粹主义的声势和力量，并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当时中国一支革命和进步的力量，汇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浪潮。

在民主革命的发轫期，民粹主义作为革命同盟军的一部分，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但随着革命的深入，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后，它的消极性和局限性越来越大，它一度发展、泛滥，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性。

民粹主义在中国宣扬绝对平均主义、虚无主义，有的先是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后来又呈现为国家主义；它鼓吹力役者聪慧，劳心者愚蠢。它唾弃精英，摧残文化，造成精英者受到摧残，知识教育遭受破坏。它实质上是主张倒退的，其实践是回到传统社会。

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沉重打击了民粹主义，知识得到尊重，精英受到重视；打破了清一色“吃大锅饭”的绝对平均主义。民粹主义思潮不得不一时沉潜并蛰伏下来，但其不时躁动于地下，大体是改革开放30多年间民粹主义所呈现的一种常态。

近年，改革开放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在医疗、教育、社保和分配等问题上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特别是特权腐败和分配悬殊引起了社会公众的不满，这就给民粹主义的发酵、回潮提供了培养基和适宜的社会土壤；加上在改革路径走向问题上引发分歧，使少数知识精英产生异见，这样，就使一部分人与民粹主义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波幅共振”，有促成二者合流的苗头。这样，就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民粹主义向来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有积极性和进步性，另一方面有消极性和局限性，甚至会带来巨大破坏性。是以前者为主，还是以后者为上，一切都依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转移。

正是这个缘故，对待民粹主义，不应一概给予全面的否定和打压，同样，也不应一概加以肯定和鼓吹。对待民粹主义，必须依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具体分析，采取极为缜密审慎的态度和政策。

就目前而言，要克服和消解民粹主义影响，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消除特权腐败，解决公平正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挖掉并排除引发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使民粹主义失去借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这是治本之道，是从根本上消除和化解民粹主义的途径。否则，特权盛行，腐败丛生，而又形成显著的分配不公，使人们产生巨大心理失衡，这必然是促生民粹主义的社会温床。因此，通过深化改革，实现社会公平，这堪称是对民粹主义的一种釜底抽薪，是消解民粹主义的根本之道。

同时，也需要对民粹主义加以适当的思想疏导，说明市场经济的特点，说明效率与分配、分配与公平正义的关系。民粹主义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是同空想社会主义的绝对平均主义、理想主义同体共生的，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长期计划经济分配方式和劳动方式的影响。应当以理服人，引导那些怀念计划经济的民粹情结者，逐渐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因此，对民粹主义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有论者说得很对，民粹主义整体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它在目前也仍然具有两面性，对其正面作用的因素若利用得好，可以说是对特权腐败和严重不公的一种冲击和制约，会对贪官和为富不仁者形成巨大的压力，使他们不敢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然而，一定要把民粹主义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不能令其滋长、蔓延和发展，以至泛滥成灾，否则，就会对社会形成巨大的破坏力。有的论者也言之有理，认为民粹主义是难以驯服的（这是因为，它的情绪存在于十分广大的群体和阶层之中，对它是无法加以完全消灭和彻底铲除的），民粹主义一定程度和限度的存在，是社会的常态。尤其不能对它施以强力，否则，就可能走到历史的对立面。

总之，目前对待民粹主义的化解之道，应是一靠持续不断的深化改革，消除特权腐败和分配不公；二靠以理服人，说服引导，对某些群体耐心持久地加强教育，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常规。除此之外，恐怕难有其他更为恰当的捷径和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