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在钓鱼岛之争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彰显了中国的国家实力和中国政府的外交智慧，这不仅一反相当长时间内被中国民众所批评的软弱的外交政策，对外表现出比较强硬的姿态，似乎预示着中国外交政策正在发生某种重大变化，而且也非常有效地平息和化解了国内民众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不满，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权威，为中共十八大的召开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但是，中国外交政策在最近或者短期内并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争取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尽管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它仍然将是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外交政策的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国家气质和社会发展态势来看，都是中国外交的必然选择。从国际权力结构来看，短期内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尚不存在某一种新兴力量能够从根本上颠覆现有国际秩序，中国作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更多地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当然，在一定区域范围和某些具体问题上，可能存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的现象，这可能影响到中国某些具体外交事务政策的变化，但是，它不会导致中国外交在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从中国外交的决策机制来看，由于中国最高领导层实现了集体领导（有些人把中国看作一个专制色彩很强的国家，但是，它绝对不是个人集权的国家，“一个人说了算”，在当今中国高层政策圈根本行不通），个人因素能够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力非常有限，我们很难看出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色彩，这使中国外交政策表现出很强的稳定性，不会因为领导层的变化或者个人喜好，外交政策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在微观外交事务方面产生明显背离宏观外交政策的重大事件。同时，在近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机制已经建立并且非常完善，新的领导集体很难改变或者说几乎不可能改变他们前任领导集体的重大决策和根本政策。举个例子，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我们就可以看到，选出了新的领导集体，但是，相当于新领导集体“施政纲领”的十八大报告实则是由他们的前任作出的。一些类似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国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外交政策也不另外。

当然，中国外交要“以不变应万变”，也行不通。当前，中国外交不仅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内环境，这使中国外交决策要考虑的变数明显增多。当然，另一方面，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也使中国在外交中可资利用的手段增多了，在国际舞台上回旋的空间增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在黄岩岛之争中，中国通过渔政船、海监船就进行了有效的维权；而在钓鱼岛之争中，中国又如法炮制，也通过渔政船、海监船上演了一出出的好戏，当然，它也采取了一些新的手段。中国没有运用武力，也没有利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与很多民众单纯叫喊的“打”和“经济制裁”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在日本提出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之初，很多人说，日本人一点也不给中国人面子，如同当面抽中国人耳刮子一样。现在怎么样？日本人的耳刮子抽在了自己的脸上。可以说，在最近的外交活动中，中国人就表现出了非常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坚韧毅力。对于一些小国，它急，你就和它悠着；它想很快分出结果，你就和它死耗着；它想你出手，你坚决不出手。时间长了，它就完蛋了！当前，处理外交问题，能否更巧妙一些、更智慧一些，是对中国政府的重要考验。

不过，中国外交要想顺风顺水，近期内也不可能，它面临的问题仍然非常众多而复杂，这些问题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并且，由于实力的有限，有些还难以一下子就解决得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局观念和战略意识就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在外交政策中应着重考量并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方显大局观念和战略意识。

第一，要平衡外交能力与民众期望之间的关系。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打油诗：“美国是想打谁，就打谁。俄罗斯是谁打我，我就打谁。中国是谁打我，我就骂谁！”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民众希望政府在外交方面更强硬一些，而不要一味妥协退让。但是，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辑思教授所言，在近期内，中国面临的“安全困境”难以解脱，在对外关系中能够运用的真正实力、政策手段和战略谋划，仍将继续滞后于国内民众的期待。在这种局面下，如何平衡中国外交能力与民众期望之间的关系，让普通民众真正了解国内外环境、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并能着眼于大局，理解和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就显得非常重要。

第二，要平衡国家长远战略与民族主义情绪之间的关系。当前中国社会中激进民族主义很有市场，存在比较强的排外仇外情绪，有时会出现极端的、非理性的行为方式，特别重要的是，它甚至会“绑架”中国外交，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在近期的钓鱼岛事件中，这种激进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就成为推动中国政府采取对日强硬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历来就是一柄双刃剑，这种激进民族主义一旦与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愤懑情绪结合起来，就可能产生很强的破坏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必须化大力气把民族主义纳入法制和法治的轨道，否则民族主义就会释放出破坏社会秩序的巨大能量。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当增强民众的国际视野和全球化观念，化解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处理好国家长远战略与民族主义情绪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平衡对美政策与对东亚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战略层面的，并且是间接的、非紧迫的；而与东亚国家（包括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的矛盾是具体层面的，并且很多是直接的、紧迫的。但是，由于美国与东亚一些国家存在结盟关系，中美关系或者中国与东亚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显得混乱而复杂。这样，就形成了中、美、东亚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如何从战略层面上处理好对美政策与对东亚国家政策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对美关系中如何考量东亚国家因素，或者在对东亚国家关系中如何考量美国因素，都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