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20世纪最后25年发生在原苏东、南欧、拉美、东亚地区的制度与社会转型，是一个相互关联、客观背景类似、具有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但同时，这一过程也受各国因素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各国精英与民众自主选择的多样性得以实现。统一与多样并存是转型比较研究中一个醒目的结论。本文也对转型进程中的政治与经济、内部转型与外部条件等多方面问题进行探讨，并就当前国际学术界转型研究中争论的问题进行介绍与评述。

「关键词」转型比较研究；多样性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在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一批欧洲最后的威权主义政权倒台，然后，受其影响的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人政权在70年代末之后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稍后，自80年代中期始，随着菲律宾与韩国的政局更替，也出现了东亚各国（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推广，紧接着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欧洲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就此解体。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

上述历史变化把一个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最后25年的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了这样一股民主改革的浪潮？究竟是偶然地发生在世界各个地区的、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的社会变动，还是如亨廷顿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第三波》中所描述的，这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地几乎是同步出现的翻版？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灾变式”的震荡与70年代中期以后在南欧、拉美、东亚的变化有何干系？如果说，上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性现象具有某种目标相似性或同一性的话，那么，在其目标实施的过程中是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结局，抑或是相反？无论是怎样的路径选择或怎样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结果，我们又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与知识？

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上述地区所发生的转型进行分析与概括，但是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之复杂，鉴于这一转型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因此，无论方法论还是具体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

一、原苏东、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前提

比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观察各类事物与现象的特征并做出评价；也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在各类现象与社会变化之间找出因果关系，从而建立各领域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较研究本身包含有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特定的社会发展战略与模式做出铺垫。就本文而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指导各国成功转型的通用理论原则与依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同意上述立论，也并不等同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近二十多年来深刻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第一，就比较研究本身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亦即首先需要确定被研究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原则。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而其中又特别指向原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着市场与民主法治体制转变所伴随的社会转型。

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是不是一个具有同质内在规定性的过程呢？就前苏联东欧、南欧、拉美与东亚各地区而言，尽管转型前的体制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比如拉美的军人执政、东亚的专制独裁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一党制，但是经济与政治集中管理的权力格局从结构上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如果说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转换是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这是确认本项研究具有可比性的理由之一。

第二，从社会转型的目标来说，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对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内在需求与主观推动，也无论是南欧以及随后拉美、东亚地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对民主化目标的普遍吁求，客观上都构成为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遍及于上述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模式。

虽然目标意向的主观性并不能证明复杂多样的实质进程的客观同一性，但是从上到下广泛阶层普遍的政治民主化意向与实际行动，无疑对转型的实际进程形成了政治约束，这在各处的民主化进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此，从理论上说，各国转型目标模式以及所具有的类似取向亦可视为是上述地区可以进行转型比较的又一立论基点。

第三，从转型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上述哪一个地区都基本上包含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转型。人们看到，从南欧、拉美、东亚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了相继取代早先威权体制的趋向于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实践程度不等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同时，一个在全球化、区域化带动下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也在上述地区广泛展开。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与东亚、拉美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大体是20世纪80年代发生在东亚、拉美的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容上也包括了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本国、本地区经济大幅度介入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因而其转型的内容和政策趋势与前苏东国家大体一致。

第四，从转型的方式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上述各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不是像以前的民主化进程或经济制度变更（比如19世纪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制度更替与转型），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在战争与暴力的推动下进行。这是20世纪末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普遍的共性。

第五，就转型的动因而言，前苏联地区、拉美、东亚各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所出现的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似乎也表明，当时的这一场大转型是在所难免的。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曾经对影响70年代末向民主政体实行过渡的普遍性动因做过探索，他认为：是以下五项变化促成了70～80年代的民主化政治变迁。（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起到了削弱作用。（2）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与教育水平，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表现出惊人的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改革的拥护者。（4）

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态度上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做的戏剧性变革。（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家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①[［美］S.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亨廷顿所指出的并非一定是遍布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体制与社会变迁的广泛动因。比如，1973～1974年与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1963～1965年梵蒂冈教会改变政策，都只是集中在一部分地区发生影响，如石油危机带给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菲律宾、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以深重影响，而对其余国家的影响并非那么直接，反过来甚至还为前苏联体制改革的延宕提供了条件；又比如梵蒂冈发生教会重大政策改变，主要在拉美、东欧的波兰与匈牙利以及东亚的菲律宾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各地区转型中却发挥了相当关键的“示范”作用，特别是波兰、匈牙利、菲律宾与韩国。

然而，亨廷顿上述论述中关于威权主义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普遍陷于合法性危机的观点，显然具有广泛意义。除了拉美、东亚诸国之外，特别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进入危机状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未能摆脱；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下，传统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也未能立即摆脱这种危机状态。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晚期苏联与“文革”后最初阶段的中国可以列入威权主义国家范畴。②[RussellBova，Political Dyman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2.]这种观点为进行上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前提。其次，亨廷顿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普遍转型进程中的动因问题。尽管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非呈线性的直接的相互关系，但是若干普遍趋势却是人所共见的。比如20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东亚、拉美还是前苏联地区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高速增长较多地是出现于军事官僚、独裁专制或一党集权管理时期的60～70年代，而政治民主化则较为普遍地发生于此后的经济下降或经济低速增长时期。

亨廷顿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更加多样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同时，由经济成长所造成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主要动力。即使关于上述地区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现象（特别是前苏联地区）仍有争议，但是，无论是否以西方社会学中“中产阶级”冠名，一个经济条件较为殷实、知识素养较高，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仍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改革制度弊端以推动民主与开放显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亨廷顿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中“滚雪球”式的示范效应的观点也大体符合实际，无论是拉美、东亚还是前苏联地区，一般总是由该地区中的一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首先发生变动，然后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历史现象显然还缺乏深入研究。

第六，就转型的深层背景而言，需要提出的是发生在前苏东、南欧、拉美及东亚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是一次几乎同步地发生于非欧美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之外的）、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势的西方文明、工业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状态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展理念、权力结构、实力差距、外部环境等诸方面的张力，使得这一次转型进程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大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首先，以“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诸如此类的强势意识形态君临天下的咄咄逼人气势为以往所罕见。其次，挟全球化之便利所形成并扩大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展水平的整体差异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次，在本次转型过程中形成并进而又对转型过程反施影响的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现象。最后，“华盛顿共识”之类的政策理念在拉美、东亚和原苏东地区广泛推行之后所激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的影响。上述事态与趋势对于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于原苏东、拉美、东亚转型的关联性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上述6个方面从转型所内含的结构性变化、目标模式、具体内容与方式、内在动因以及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层背景等不同方面初步显示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生在拉美、东亚与原苏东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某种深层内在联系的客观同一的历史过程。

二、客观相似与相关性下的转型前提、路径及态势的多样性

虽然，上述地区与国家进入转型阶段的历史尚为短暂，这样一个内容庞杂浩繁的历史进程方方面面的深层动因与机理有待发掘，但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那就是：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为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正如著名的转型问题理论家青木昌彦所言：“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①[［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换言之，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

作为转型问题多样性的表现，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风行于转型国家中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一类政策导向相比，自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不光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中的左翼或中间派经济学家与重要幕僚，而且也来自当年曾在激进改革中发挥过骨干作用的右翼人士；不光来自西方国家中斯蒂格利茨一类自由派士人，而且也见诸当年“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以及对整个转型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等人不同程度的观念转变，他们公开地、不同程度地承认当年激进转型中确实发生过失误。这一转变的实质意义是，在各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方式、速率和政策组合来推进转型过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华盛顿共识”这一个模式。

与此同时，在各国转型进程中带来巨大启示意义的是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按照自己国情，推行节奏稳健的转型战略取得成功，其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业绩所蕴含的物质性意义。转型理论家中一个较为有影响的结论是，对转型过程的理解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亦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思想无疑成为后者的典范。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认为：“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他提出各国的转型研究者与决策者实际上曾经在6个重要领域表现出对转型缺乏预见：第一，没有料到价格自由化与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第二，没有料到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内部人”在失控的条件下如此获益，以致带来严重后果。第三，没有料到转型过程中犯罪活动如此猖獗，特别是在俄罗斯。第四，没有料到在转型进程中发生了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解体。第五，没有料到民主选举的反作用，亦即共产党人仍然可以通过选举重归权力中心。第六，最大的正面的意料之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作为转型多样性的鲜明表现，是迄今为止转型中各国不同的制度构建状况与不同绩效。

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实事求是地说，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预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而且确实在各个地区与国家都不同程度取得进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即使如此，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原苏东地区在民主化大潮中并没有出现等同划一的政治局面。与波、匈、捷等较为欧洲化的民主政治实践相比，在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禅让”式的政治机制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拉美各国已经较为稳定地确立起了民主政治之后，平民主义政治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东亚各国转型中，一方面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探索正在日益转化为制度化的实践，近年来尤可见诸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但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不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力求构建符合自己文明与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的殷切吁求。

就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而言，无论拉美、东亚还是原苏东国家都有若干共同的趋向，比如，在市场的构建过程中都遭受过金融危机的袭击，当前都处于对内深化、对外开放市场的阶段，但各国、各地区的实践还是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普遍致力于构建本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学习过程中时，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之间无论是在市场化水平还是政治调控机制与能力方面都还存在巨大差距。而已经被欧盟确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俄罗斯与其余前苏联国家之间在市场制度构建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拉美、东亚各国总体上说有着较为久远的市场制度历史，但拉美国家在大体上结束了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政策改革的制度构建任务，目前依据其自身条件进入了以缓解社会问题为主、深化结构改革的第二代改革任务。①[江时学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2003年版，第314页。]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在取得突出经济实绩的同时，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正在以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努力的方向。②[［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编，王玉清、朱文晖译：《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至于转型的绩效也充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总体上说，东亚目前仍是世界上平均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2003年达6.1%，2004年预计可达6.6%.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已成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04年为7.9%.不仅如此，东亚国家多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社会福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等指标要优于其他发展中与转型地区。①[中国网：《亚洲开发银行调高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预测》，2003年12月11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EC-c/459587.htm.]

拉美经济经过多年改革，虽然在开放程度方面已有长足变化，但是在开放与发展、结构调整与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因此多年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直至2003年才稍有复苏迹象：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03年为1.5%，仅仅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也直接有赖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贫穷与债务问题依然困扰着拉美的经济发展。②[新华网：《联合国报告：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04年1月15日，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83/6103/7942/2171271.html.]

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内部呈现极大多样性的前提下，总体上已进入复苏与发展的阶段。

发展最快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就停止下降转为增长，后进的俄罗斯也已经有了连续4年经济增长的业绩，但是过多地依赖世界市场行情，发展进程中内生变量不足，依然是它难以克服的问题。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以构建市场与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宏大而普遍的转型进程中，就转型的范式、路径及实际绩效而言，一个多样性的历史过程正在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成为20世纪最后25年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光彩。

（一）原苏东地区内各国转型的比较一般说来，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无论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历史体验，还是几乎同时在冷战结束时突然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包括西方主要大国所推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模式，都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地区的转型提供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前提与外部环境。转型问题专家瓦莱里·朋斯认为：“无论在前苏联地区还是中东欧国家，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一地区的发展是遵循着大体相似的路径。”其一是“前社会主义阶段的经历所产生的同一影响”，“这种经历甚至与发生在南欧、拉美的转型不一样，后者的专制统治还是为自由主义制度留出空间。”第二个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导向。80年代后期外部世界变化深刻影响了内部的体制变化。③[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如果说，瓦莱里·朋斯对转型初始状态的分析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话，那么，进入转型阶段之后又发生什么变化呢？他的重要结论是：一个有着大体相似的初始条件的转型过程却导致了多样化发展的进程与结果。④[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就经济与社会方面来说，以下研究结果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苏东地区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状况。

第一类研究结果是关于改革的速度与顺序。热若尔·罗兰认为：“由于（转型）总体不确定性的存在，转型从来就没有路线图，因此，改革的实际路线可能与初始计划大相径庭。”

他还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战略家与决策者无法做出选择。

“讨论策略问题既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可供选择的所有方案的集合是相同的，也不意味着政策仅仅是简单的选择问题，不同国家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不同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从转型实际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转型路径来看，往往是人为选择与各不相同的客观条件综合的结果。

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渐进方式”与“大爆炸方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前者指中国、越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后者指俄罗斯、波兰、捷克、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罗兰发现：渐进模式国家改革一般开始较早，遵循着比较明确的模式，宏观经济稳定是发生在转型过程的中间而不是开始阶段。而“大爆炸式”的国家，改革开始较晚，并且，“越晚转型，在转型的实施上越不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第二类研究结果是关于转型后的经济绩效。

第一，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的GDP 总量已超过1989年的水平。其中，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1989年的水平，而东南欧国家与独联体国家的平均GDP 水平仅为1989年的80%.③[1991～2003年的资料是对所达到的指标的最新官方评价，其依据是国家各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物。2002年的资料是初步的资料，并且主要是政府的官方评价。2003年的资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预测。]

第二，在转型初期短暂下滑后平稳上升的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等国以及东南欧（特别是前南联盟诸国）经济屡经起落，形势比转型中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

第三，在转型中期尚未见起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及几乎所有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在近四五年中开始复苏与增长。虽然独联体国家经济复苏要比中东欧国家晚，但迄今的发展趋势尚稳定。

第四，与1989年相比，迄至2003年有较大增长的国家中以中东欧国家居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认为市场化与民主化无甚起色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是独联体国家中惟一显著超过1989年经济规模的国家。

第三类研究成果是关于原苏东国家转型以来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制度构建的状况，综合世界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以及各国官方与非官方统计，可以发现：

第一，从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等国）的情况来看，其他各项制度变迁指数以及社会发展指标的状况大体也都表现较好，是原苏东国家发展与制度转换中最为稳定、最有成效的地区，其次为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再次为独联体国家。而独联体国家中虽然俄罗斯总体上还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有若干中亚国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恢复已超过解体前1991年的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对外贸易体制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取得骄人成绩。

第二，上述所有国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其标志是在普遍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胀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稍有反弹，大部分国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水平。

第三，从市场构建的程度看，凡私有部门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其市场化与贸易开放、金融组织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一般较好。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是，较为成功的转轨国家已经建立了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银行得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是很大一部分银行为外资所有，而较为落后的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也是以银行为主导，但银行的资产质量差得多，监管环境很不完善。

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股票市场逐渐衰落，特别是表现在上市公司数量未见增加，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根本无法与欧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原苏东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目前转型阶段，银行融资仍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直接融资的试验尚未成熟。同时，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都还没有发挥出将储蓄最有效地用于投资的应有功能。

此外，无论是转轨较为成功还是较为不成功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都较弱，银行主要贷款给政府，向居民和企业贷款只是少数。前计划经济国家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在原苏东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正在出现一个大分化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GDP 发展水平上，而且也反映在市场化程度上。按照埃里克·伯格洛夫与帕特里克·伯尔顿的说法：“一道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鸿沟横亘在转轨国家的面前：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另外一些国家却陷入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大分化几乎从经济绩效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如GDP 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一般的制度设施等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而且，大分化的过程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金融发展上，如前所述，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与较不成功的转轨国家都是大不一样的。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性材料表明，一个原来被看作是内聚性的地区一旦被打开，立即表现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样性。尽管这一地区转型过程有着种种趋同的表象，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转型期不同的外部环境的作用之下——比如像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与提升能力，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正在显现为当今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缩影。②[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Review，Vol.58，No.4，Winter 1999.]

原苏联东欧国家内部的转型在政治方面的比较也许更耐人寻味。这一类比较可以在政党体制、宪政体制中得到反映。

比如，在对俄罗斯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进行比较时，一个关键问题是目前俄罗斯能否如同中东欧、东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类似于两党制的政党格局。叶利钦时期的一名重要智囊人物阿历克谢·萨尔明认为，前东欧国家政党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至少在下述4个方面不同于俄罗斯：第一，俄罗斯的海外侨胞不可能像东欧一些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侨胞那样在苏联解体之前大举返回祖国支持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建设。俄罗斯的侨胞脱离祖国已75年，他们的第三代已经出生，不可能像东欧人那样自然地返回故土。另外，俄罗斯国内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来迎接侨胞返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着对早年移居海外人士的戒备心理，他们害怕竞争，害怕暴露自己的无能。而侨胞作为一个人类学现象恰恰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关键的物质与精神因素。第二，民族主义因素在前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也发挥了不同的影响。在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危机时期，反共运动是受到教堂祝福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政治力量在经历了摇摆之后取得了一致：运动的目标是脱离共产主义，脱离俄罗斯，投靠欧洲与西方（指欧盟与北约）。而当时的俄罗斯政见不一，在全民辩论的形势之下，转型前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思想”。第三，所有前东欧国家的规模都比俄罗斯小得多。在中小国家中，议会党团与自发的公民社会之间距离较短，比较易于形成直接交往的公共空间，而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一的疆域大国，则缺乏这样推广政党民主的自然地理条件。第四，无论是前东欧国家还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状况都比明所说，是“经济严寒”扼杀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这棵幼苗。①[［俄］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译：《叶利钦时代》代前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在这样大不相同的背景之下，在目前的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政党民主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趋势是：第一，尽管政党斗争错综复杂，但两大政党或两大政治派别主导政局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第二，竞选、特别是多党联合竞选已经成为政党谋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第三，多党联合执政成为一种普遍模式。第四，各政党之间尖锐对立或紧张关系趋于缓和。②[薛君度、朱晓中编：《转轨中的中东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92页。]第五，党派之争大体上已被纳入法制轨道，政权更迭平稳。第六，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会离开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基本框架。③[王正泉、姚渭王：《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0～141页。]宪政设计问题是任何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围绕着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样的体制基础设施问题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④[比如，可以看Arend Lijphart，ed.，Parliamentary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Juan J.Linz 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M.Shugart and J.Carey，Presidents andAssemblies：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Arend Lijphart and H.Carlos，M.Waisman，eds.，Institutional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Boulder ：WestviewPress ，1996.]

美国学者格兰姆·吉尔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曾对原苏东地区国家的不同政体进行比较，利用图表将原苏东国家从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制等政体角度进行划分，并以他自己定义的“民主”、“伪民主”、“非民主”等范畴对民主化程度进行归类，他认为在政体形式与政治制度属性方面，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转型的比较

就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而言，各地理区域内部的转型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

在南欧，西班牙与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转型轨迹是很不一样的。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后一度处于动乱、险些爆发内战的葡萄牙相比，胡安·卡洛斯领导的西班牙1975年“革命”则要温和、明智得多。后者以深思熟虑之下的“转型”战略为其特征：不实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通过“有协议的游戏规则”转向民主。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人们不再愿意以流血的代价来实现制度与权力更替；而且也与胡安·卡洛斯个人的政治智慧有极大的关系。⑤[Paloma Marugam ，SistemaPolitico Espanoa？Segunda Edicion ，Madrid Universidad，2002，p.383.]在二十多年之后，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总统分析中心主任叶·雅辛通过感受“休克疗法”的灾难，也对胡安·卡洛斯的“转型”谋略深感折服。⑥[叶·雅辛教授在与本文作者见面时，曾多次谈起这个观点。]

在拉美，仅就经济转型而言，如果说拉美的政治经济转型是与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当时的拉美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南锥体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巴西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墨西哥所奉行的石油引导增长模式。结果，由于南锥体国家简单地模仿新自由主义路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代价，而巴西和墨西哥所采取的战略尽管也遇到问题，但却显示了它们的活力和弹性，两国凭借庞大的多样化的工业基础，取得了不同的进展。①[［美］加里·杰里菲等著，俞新天等译：《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章，第363页。]可见，在拉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国不同的战略选择和不同的资源条件仍起着重要作用。

在东亚，亨廷顿曾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是妥协、参与、适度交易。有人认为：从东亚地区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特征只在台湾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韩国次之，其他国家则不尽然。东亚的威权主义一般有两种路向：一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推动促成的，导致转型进程中出现较多的威权与平民之间的暴力与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菲律宾、90年代末以来的印度尼西亚，威权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另一路向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主导推动，同时容忍反对势力自下而上进行推动，使得政权转型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我国学者孙代尧以为，东亚政权转型实际上存在“三种类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政权“转型”属于亨廷顿式的“决裂”模式，韩国是“转移”模式，台湾地区则具有所谓“改革”模式的一些特征。②[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与原苏东各国转型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一样，南欧、拉美、东亚各地的转型也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除了文明背景、资源条件、地理区位这些显而易见的制约因素之外，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组合、政治精英的不同禀赋以及不同的对外关系，显然也都为原则上是走向市场和趋于现代民主法制的共同追求规定了不同的路径与结局。

三、东方对南方：原苏东、南欧、东亚与拉美地区转型比较研究中争论的问题

如果说，原苏东地区内部转型的比较是一个具有较多可比性的研究领域，那么，原苏东国家所发生的转型与南欧、拉美、东亚的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可比性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将南欧、拉美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历加以比较研究的问题。

美国学者鲁塞尔·鲍瓦（Russell Bova）曾经撰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与南欧、拉美所发生的转型进行比较。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各国转型之前其国家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他认为，西方从来不把前苏联看作“民主国家”，而称“全权主义国家”。他还认为，实际上，晚期苏联体制是一种比一般威权国家较为文明的政体。因此，可以超越地区的界限而与拉美地区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进行比较。鲍瓦认为，第一，与拉美的比较研究更易理解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拉美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第二，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陨落，可以更好地理解戈尔巴乔夫救助“软性共产主义”的努力就像权威主义政体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一样。第三，比较研究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纲领必将为更激进的纲领所取代，拉美有过类似的经历。第四，比较表明，任何聪明的领导人都无法挽救他的民主化纲领的失败。因为这一纲领是根源于前苏联的根本结构特点，就像拉美的民主纲领产生于其平民主义的社会结构特点一样。①[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1.]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学术界也表现出了对俄转型与拉美改革做比较研究的兴趣。

T.沃洛瑞基娜认为90年代上半期俄学术界的“拉美热”是因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拉美经济改革的长期不稳定状况与俄罗斯更接近，对俄罗斯更有参照意义。与按照“拉美”提供的方式推进改革最终将导致灾难一样，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如果执迷不悟，那么必将遭致同样下场。这位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与拉美的情况还有很大区别，但是，俄犹如拉美国家一样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俄与拉美国家相似之处还在于当时两地均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但这样的政策如持续过久会导致结构的失衡；如同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具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以及存在大量的无竞争力的国有部门一样，俄罗斯也正是因这些问题而处于困境。因此，俄与拉美之间完全具有进行相互比较的基础。T.沃洛瑞基娜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与拉美相比，俄罗斯在工业化水平方面大大高于拉美，但城市产业结构根本无力吸纳失业人员；在缺乏拉美多样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宽容的状态之下，俄罗斯改革可能导致比拉美更坏的结果。

到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拉美、南欧能否与原苏东国家进行转型比较的争论仍在继续。

其中施密特与卡尔提出了关于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进行比较的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前苏联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在发展水平、文化普及、城镇化等问题上的传统差异，也不在于实行转型之前它们各自属于哪一类独裁统治，而首先在于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似乎与南欧和拉美地区的案例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就人力资源的技能、社会动员和生产能力来说肯定如此。其次，上述这些地区的政治体系大多数在转型之前确实已退化成某种形式的“政党专制”或独裁体制。但是施密特与卡尔认为，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显著差异在于社会占有结构的改革起点不同，南欧与拉美大量私有制的合法存在与原苏东地区消灭财产多样性、平均分配报酬、压制阶级与部门差别的状况是有根本区别的。

第二，这两个地区在旧体制崩溃程度上的反差也很惊人。与“南方”相比，东方的体制改革是“未经宣布”的，反对力量也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即使有个别国家的反对派或改名换姓的共产党人设法在开国选举中取得佳绩，但也经常表现出缺乏高效率统治的能力。

这种现象与推翻独裁统治之后的拉美、南欧完全不同。在拉美和南欧，通常是由中间党派或右翼政党监管新生的民主政权，并且一般与前体制中的重要人物有着很大的联系。这些国家的实际权力机构，如武装力量、警察部队仍拥有干预、影响政策的权力，在这方面，西班牙、巴西、智利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就这两个地区实施转型的外部环境而言也有根本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放弃对崩溃中的东欧国家的干预、华约的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是东欧国家转型得以展开的外部契机。但南欧与拉美的民主化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往长期延续的国际同盟关系和贸易关系。

第四，拉美国家一般尚能应付政治变化之后社会、经济、军事和行政改革等变化多端的转型要求，而没有出现像苏东政治剧变的大起大落，其原因在于许多结构性变化实际上已在旧体制内完成。比如说，大多数南欧与拉美国家在转型之后仍然“继承”了已有的国家疆界。

但是，原苏联东欧地区所发生的突变式的政权转换，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纷繁复杂的多领域的转型要求，也没有能力对改革的生存顺序问题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是先举行选举还是先组建临时政府？先放弃控制价格还是先控制预算？国有企业先私有化还是先允许集体交易？以上抉择中最为令人头痛的是政治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东地区有“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而在南欧和拉美地区却没有“前西班牙”、“前巴西”、“前智利”。康克沃特·罗斯托认为，如果事先不就基本的国家认同和疆界达成一致，将很难顺利地推进转型。

施密特与卡尔的结论是：并不排斥“南方”可以与“东方”做比较（指拉美、南欧与原苏东地区）。作为“东方”的原苏联东欧地区转型速度惊人，没有出现暴力，结果也相当确定，但其秩序的稳固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是充满矛盾，还很可能没有结果；相对于“南方”来说，“东方”将很难选择和确定一个“合适的”民主类型。①[Philippec Schmitter andTerry Lynn Karl ，The Conceptual Travels of Transitologists and Consolidologist：How Far to the East Should They Attempt to Go ?Edited by Archie Brown，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但是，瓦莱里·朋斯不同意施密特和卡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对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转型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还可能是苹果与橘子的比较（至少大家都是水果），那么如果是对非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就很可能是苹果与袋鼠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朋斯认为，后共产主义世界与南欧、拉美转型之间的差异比施密特、卡尔所言要严重得多。首先是“东方”与“南方”独裁统治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其次是南欧、拉美国家政权存在的时间很长，而东欧的国家政权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拉美与南欧历史上有民主的传统而东欧则相对缺乏这种传统。再次是转型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比如发生在东欧的民主化扩散与外部环境因素对结束一党统治有一定作用，而南欧、拉美则全然没有这样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南欧、拉美转型可以简化为只涉及少数几个政治精英的互动，而东欧的关键则在于确立整个社会秩序、国家本身性质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因此，瓦莱里·朋斯认为前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不存在施密特与卡尔所说的那种可比性。

虽然，关于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比较研究的这场辩论尚未终结，但方法论上的启示却是深刻的，它提醒人们要始终关注被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关键领域是否具有可资比较的基础。

除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的比较研究尚存争论之外，把东亚国家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也是相当多的学者热心讨论的一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出现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是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东亚与原苏东地区转型进程中内含的逻辑是从传统体制的集权型管理结构向当代市场与民主的分权型模式的转换，就这一根本问题来说，这两种转型在核心问题上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俄罗斯学者A.莫格佐也夫认为，在转型的最初阶段，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俄罗斯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尽管经济效能很低，但就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说俄罗斯大大超过东亚。第二，就开始经济改革的时间而言，俄与中国相比晚了10年，与韩国和日本相比则晚了30～40年。第三，从外部支持角度讲，日本、韩国得到的外部技术不仅带有经济含义，而且带有政治含义。与俄相比，中国的海外关系也发挥了强劲作用，相形之下，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俄罗斯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取得外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第四，在日、韩与中国，改革是在没有发生社会-经济形态变更（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确保为推进经济改革所必须的政治稳定。但原苏东地区则发生了根本的政治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国家的若干相同之处。

首先，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尽管都是发展市场经济，但国家与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其市场力量总体上都远逊于欧美国家。

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金融系统及其与企业的关系也相当令人瞩目。在俄罗斯，有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企业与金融业的一种联姻，在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银企关系也异常紧密。这两种方式的存在说明市场还没有真正达到成熟阶段，只能依靠银企之间的内部联系（如日本的“主银行制”）来维持大企业的发展。

东亚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后，取得了较大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包括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活跃，这与原苏东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民主化的探索有相似之处。

从结构上看，原苏东地区与东亚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作为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的俄罗斯与中国都不仅是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其对周边的吸纳与带动能力随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提升，这一点已在2003年各项指标上得到体现。

如果说，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和俄罗斯都先后受到冲击，近三四年来，东亚与原苏东地区又同时成为世界经济中两处较高速增长地区而受世人瞩目。

当然，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的波折的相互对照，学术界仍有不同观点。比如，萨克斯等人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

因此，对中俄改革的成败也必须从宪政改革的长期效应来加以论定。

他们还认为，不能因为俄罗斯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中国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取得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以及与之伴行的腐败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②[［美］J.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1月、5月、6月三期连载。]也许，从如何关注双轨制下繁衍的严重腐败以及宪政改革的长期性这一角度，萨克斯等人的观点有一定意义，但是，多数学术界观点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束语

作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转型过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互联系的客观外在性和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的扩展，同时也是各国当地传统、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一个多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可以说，各国转型的模式总会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会遵循着民主与市场演进的共同追求。统一与多样两者的并存是转型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醒目的结论。

其次，一般地说，如仅从20世纪90年代转型过程来看，往往是政治变化、政治因素较之经济本身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政治前提的确立往往确保了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行。但是“前转型时期”，比如20世纪70～80年代前期的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在旧体制下发生的并且也为90年代后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东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局部的改革也是发生在旧有体制之下，这与尔后的改革也有着密切联系，至少是对尔后的大幅度改革起到了某种基础性作用。因此，对于转型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值得深入加以研究与探讨。转型一般是由内部首先发生，但外部因素，比如苏联解体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影响转型进程。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受惠于冷战结束这样的特殊条件，这是拉美和其他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另外，按照，M.S.费熙（M.Steven Fish）的观点，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对于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也表现出与拉美、东亚国家的不同。①[M.Steven Fish，Democratization's Requisites：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Post-Soviet Affairs ，Vol.14，No.3，1998.pp.212-247.]

特别是前苏东国家一度出现的强烈而极端的自由主义倾向也许应视为全权主义格局得以解脱之后的一种逆反。这样的一种非理性选择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能归于较为平衡与理性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制度构建。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转型比较研究中重点讨论的问题。从各地区转型一般进程来看，简单地断言政治民主化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难以站得住脚的。至少，各转型地区与国家的高速增长大都出现在“前改革”时期，在这方面，也许中国是一个例外。但是，深思熟虑的理性的政治民主化从长时段来看，将为发展决策和动员民众提供更大空间，这也是势所必然的。至于宪政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匹配问题看来也是一个因地而异的问题。原则上说，这两者的相互支撑乃是成功转型的毋庸置疑的前提，但是具体的组合匹配状况，起步的时间、方式，宪政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各自实施的深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的条件，甚至具有一定的随机性。

总之，本文主要观点之一，在于吁请各国的“转型学家”们和战略家们更大程度在横向水平上的、而不仅仅是纵向水平上的学习。这里的“横向水平”指的是在转型国家相互之间，“纵向水平”则是指向发达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国家的学习。

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亚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