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做完一篇名为《基层治理的新视角：基于“结构性合作”——对酒泉市城市与农村社区的实证调查》的论文后，顿时感觉如何对文本中的“语境”有一个可信性的印证？比如说，我们往往将被访谈者的对话放在我们的文本后，加以分析却无法从侧面显示，这就是被访谈者的话语。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作者本人因为研究分析需要而编撰的。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解决这一问题呢？

谢立中在《走向多元话语分析：后现代思潮的社会学意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的“前言”部分说道：“结构—制度”分析和“过程—事件”分析是近年来中国内地部分社会学者所倡导的两种研究模式，这两种研究模式的倡导者们之间就两种研究模式的是非优质所展开的争论也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其实，我想说的是，在我们关于乡村治理这一块，因为受到福柯、德里达等西方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而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对个案的白描，通过“过程—事件”分析而达到对“故事”的展开。比如说，应星的《大河移民的上访故事》（三联书店，2002）、吴毅《小镇喧嚣》（三联书店，2007）等，他们所采用的就是受福柯“边缘权力”而衍生出来的具有后现代性的话语分析模式。而“过程—事件”的分析最根本的努力就是将原先的那个被研究的对象生动的描写出来，最终达到对故事本身的还原。

那么基于“过程—事件”分析的现代比较流行的分析模式照样也逃不出话语“可信性”的质疑。我个人认为，于建嵘在《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的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所给出的一个方式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

于建嵘在他的书中阐述到：“衡山调查纪事”（节选），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对这次调查过程和获得的各种资料的具体记录，以及调查中的一些感想，这样做也许并不符合“学术规范”。但我认为，这种有关调查行为的原始记录对一项实证研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比不可少的“语境”说明。（第44页）

他所说的这样一种“语境”就是指语言环境，表面的是受调查者的“话语”背景和习惯。在目前许多有影响到饿乡村社会研究著作中，我们发现作者总是引用调查时某人说过的一句话或是几句话作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并没有交代“语境”。（于建嵘，2001）故此，这样就导致了读者对文本中的“语境”的可信程度有一个怀疑。却在于建嵘的“纪事”中得到了“解决”，我个人认为，其至少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

其实这样的一种纪事就犹如我们平日里所写的日记，但是又不是纯粹的日记，而是更趋向于札记、杂文等形式的日记，把当天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都记录下来，用作一种从侧面来佐证其当初“语境”的真实性的工具。就其本身而言，这项工作我个人认为，在乡村调查中（田野调查）并不难，而是需要一种坚持。当然，读者也可以质疑，你有如何去把“纪事”中的可信性表现出来呢？

历史学在研究文献的时候，很注意对日记的关注。比如杨天石对蒋介石的研究，比如杨奎松、高华对毛泽东的日记的研究，都利用了这样的一个可信度比较高的文本（日记），故此就其可信度而言，这可能是最高的。况且，就作者本人而言，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把记事作假。故此，我们可以断定，处于对文本话语的可信性所受到的质疑，我们可以将“纪事”作为一种证明话语真实的方式。

特别是在乡村治理研究，越来越趋向于从个案出发所做的研究中，关于这样的一种“原初的对话”（访谈者与被访谈者）的可信度，更需要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证明。用于建嵘的话说，这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却也是一个并不那么学术规范的工作，却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对于文本的“语境”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