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中国时报》与北京的《环球时报》分别在9月20日与9月21日两天，不约而同刊载学术界提出以重叠主权处理钓鱼台（中国大陆称为钓鱼岛）的争议。的确，如果不同主体所建构的历史叙述可以重叠，亦即前人的历史舞台既然可以重叠，构成当代历史舞台的疆域空间，当然也可以重叠。

开发出重叠主权的可能性，对于化解中国天下情怀与现代主权制度之间的冲突，可以提供无穷的启发。中国崛起的关键注脚之一，便在于天下情怀的振兴与主权疆域的软化能否成为现实。当然，其间两种概念相互涵化的过程，必然是充满斗争性，徒有浪漫情怀固然不足以自行，但一味仰赖实力却也可能弄巧成拙。

历史是人云亦云的，战胜者的历史与民间的稗官野史并存，政治叙事的宏观历史与文化社会史的微观人文脉络同在，甚至不同国家的史观对于同样的历史人物、制度、概念都讲述出截然不同的情节。这些历史情节是根据当代人的需要所选辑的，真真假假，出于立场者多，出于信史者少，毕竟信史无非也是前人选辑的。

在中国历代王朝周边的其他王朝，无不有自己的历史，他们也都忙着述说朝贡体制，或记载与天朝的互动，但是其间故事情节，每每自有其当代的使命。比如，蒙古国的元朝史充其量只是蒙古大帝国辖下的地方性统治，是以汉人制度治理汉人的一种聪明手段，是方便汉人臣服于蒙古帝国，而不是蒙古文明的汉化。

同理，也像韩国的朝贡制度史所叙说的，朝贡制度不过就是边陲向中心汲取，或中心与边陲相互利用的一种各自充满现实计算的历史实践，故足以证明朝鲜王朝与中国在历史本体上的平等地位。换言之，朝贡制度像是舞台，中国与朝鲜王朝是两种角色，舞台怎么设计，脚色怎么诠释，是当代的导演与主角自己要选辑的。

“历史舞台”当然只是个类比，好像历史是在某个具体空间中在进行，而这个关于历史空间的想像，无所不在与疆域的概念相互构成。以至于不同的疆域概念，就开展出不同的关于历史空间的想像，主导着不同的关于疆域的叙事与主张。而其中，天下的空间想象，正是构成中国历史叙事的主要文本基础。

天下有着无数的王国，所以天子所辖的疆域，与天下各有其疆域的实际统治者，或各个层次的多种形态的统治者，他们之间的管辖必然是重叠的，有的是根据事件分工，有的是根据功能分工，有的是根据时间分工，有的根本不分工而顺其自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便指出，天下对公私界线的划分从不固定，可大可小。

疆域管辖向来就不固定

应该说，疆域的管辖要如何分工，在历史实践中向来不是固定的，中外皆然。欧洲历史上的主权如何界定，总是在透过强权对弱者干预的程度或内涵，不断地重新来定义，以至于过去以维护本国人财产作为干预内政的理由，到今天转以反恐或人道作理由，变化不可谓不大，故可说是干预在决定疆域的涵义。

可见，谁可以参与成为主张管辖的一方，不可避免是要有权力资源作为后盾的。这样的权力资源除了是军事与经济力量外，道德、意志、智慧、运气等等非物质性的资源往往关系重大。有资源的没有意志力或道德性，就不能有效参加管辖；有道德性却没有实力的，参与管辖的程度必然受限。

实力的大小，当然又与主体范围息息相关。如果台北愿意与北京合作，则在钓鱼岛／台的争议中，其主体范围便得到无限扩大。假如台北忌讳与北京合作，便只能向东京臣服。相反的，如果东京担心台北透过北京增加实力，反而还会事先对台北让步，以免两面受敌。智慧、时机与胆识的作用，俱在其中。

日本受到的极大限制有二，一是日本的我群意识浓烈，区隔内外的需要较强，因而守土意识比中国人更固执；二是日本政治文化缺乏妥协性，透过谈判协商而调整的纪录阙如，导致重叠主权这样的思想探索无法落实。相对于此，中国受到的极大限制只有一条，就是面子文化常导致升高，升高之后容易失控。

不论是北京或台北，在历史与文化薰陶之下，纵使口中表达的都是绝对而单一的欧洲式主权主张，但是在情感与道理上，仍然深受天下文化的影响，对于重叠主权的安排必有弹性接受的余地。今天两岸都在强调法理主权，不外乎是想在欧洲建构的现代世界中出人头地，争一口气罢了。

如今，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历史与文化传承所保留的天下世界里这样的弹性感觉，刚好可藉以修正欧洲殖民主义时代以降，所赖以瓜分与封锁世界的主权观。振兴天下所带来的，就是从意识上挣脱欧洲殖民主义发明的主权桎梏，将之软化成为天下的一种制度可能，而不再是垄断性的国家目标。

主权是用武力在防守，软化这样的主权意识，必须靠有武力为后盾。唯有当主权不是依赖武力在维系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一种服务性的制度，则重叠主权方能取得理所当然的正当性，成为世界其他主权疆域的示范。钓鱼岛／台的主权之争，因而可能具有比岛屿及其海疆更为深远的含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