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个体，人是有性格的。有人性格刚毅柔肠，有人性格凶险奸诈。有人孔武有力，有人懦弱无能。一个国家和民族也一样，有着不同的国家性格、民族性格，也正因为此，这个世界充满了种族的多样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个别国家和民族的性格奸诈凶险，贪婪成性，不择手段。对内仁慈、对外残忍，曾经在连续几十年内，给其周边国家、地区和世界人民带来无穷的残酷屠戮、血雨腥风和深重灾难。

更令人愤慨和不耻的是，这种国家却凭藉种种伪装侥幸逃过应有的严厉惩罚。面对被害者的原谅和宽大，却不感恩、不为所动，反而掩耳盗铃、变本加厉否认和抹杀曾经罄竹难书的野蛮侵略。

不仅如此，迄今仍然不改恶习，更不吸取历史教训，继续与周边国家为敌，试图步步紧逼、侵占他国大片领土领海。这个国家就是东亚地区所谓的“大日本”以及“大和民族”。二战时期，中国大陆国共抗日武装力量虽然武器落后，但坚持抗战并拖住了数百万日军，占日本总武装力量的60%，为太平洋战场、苏联对日宣战做出了巨大支持和贡献。

二战后期及战后初期，苏联和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打击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美国和苏联对日本侵略者和战争要犯的惩办比较理性、相对彻底，一些行动看来显得冷酷和不近人情。但也正是这种强烈打击和鲜明惩办，令日本对苏联和美国产生了敬畏情绪。当然，上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对日占领当局从反共反华出发，逐步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致使对日本战犯及其战争体制的惩办和改造打了折扣。

与美国和苏联有别的是，中国在对待日本战犯、对日政策方面尽显怀柔一面。一部分战犯虽然被蒋介石管辖下的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蒋介石却私自扣留了冈村宁次等重大战犯，为其策划指挥内战服务。上世纪50年代，在大陆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上千名战犯，哪个人手上不沾满中国人民的累累血债？但此时怀柔的政策考虑占据上风，绝大多数日本战犯不仅没有被判处重刑和处死，反而在生活上享受高于中国人民生活标准许多倍的优待，几年内就被大幅减刑并体面地送回日本。

这批战犯中不乏个别人，被改造好并对中国人民抱有感激之情和愧疚之情。但不可否认，其中许多人凭藉伪装逃过了应有的惩办，回到日本之后并未偃旗息鼓、并未致力于和平大业，而是翻脸不认人，冥顽不化，成为军国主义流毒谬种流传的祸根，并直接影响到其子女、孙子女。

从背景因素看，地区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是提前释放大批日本战争要犯的一个因素，主要领导人的怀柔政策是另一个主要的出发点。但实践证明怀柔对日本几乎不起作用，时间越久远，越发检验出这种过度怀柔的政策所包含的草率和天真，颇有些悔不当初的苦涩味道。假如当初像苏联严厉惩办近20万日本战争军人一样，日本这个一向吃硬不吃软的民族或许会以另一种眼光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民。

中国政府大批提前释放日本战犯后，又在台湾当局索取战争赔偿立场动摇的基础上，慷慨地放弃了对日的国家索赔，上世纪70年代之初这一数额为几千亿美元，折合当今数万亿美元之巨。

二战结束至今快70年了，许多日本的战犯后代愈加兴风作浪。日本上下不理解、不珍惜中国人民在艰苦环境中放弃国家索赔的良苦用心和以德报怨的博大胸怀，反而认为中国人的举动匪夷所思、不可思议，一些军国主义势力则耻笑我们傻。即便担当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日建交的那些所谓早期日本“友人”，也是在谈判中无时无刻不锱铢必，用尽虚虚实实、曲意逢迎的欺诈手段。他们在维护日本国家利益，从中国政府的宽宏大量中尽可能多地攫取利益，并在侵吞中国琉球群岛、钓鱼岛、抹杀侵略历史等重大问题上埋下诸多伏笔，某种程度上导致中国后来对日政策之被动和无奈局面。

从上世纪70、80年代开始，中国为了“中日友好”而在某些特定时期，往往低调宣传甚至压抑日本当年的血腥屠杀事实，更不会客观、及时、深入和详细地保存整理幸存者、见证者的“活证据”，就是担心影响“中日友好”，担心日本友人不高兴。

而在日本看来，时间是最好的武器和否认藉口，等到“活证据”们相继离世之后，日本便翻脸不认历史了，声色俱厉地质问“拿出证据来”，否则就是“污蔑大和民族”！类似的上当受骗着实不少。我们的教科书里为什么要迎合性删除经典课文《狼牙山五壮士》？这种客观的理性历史、这种气壮山河的爱国情怀，本该永续流传、代代相传，因为它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何必非要与现实需要绑在一起，成为临时起意的牺牲品？为什么要随着所谓中日关系波动而波动？到头来被日本充分利用并反咬一口，种种现象不值得深刻反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