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被捕后，被囚禁于巴伐利亚的兰德斯堡要塞监狱里，他在那里写成了《我的奋斗》。他出狱不久，在1925年7月出版了第一册，次年12月又出版第二册。

随着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在德国影响日益加剧，此书作为纳粹党的“圣经”，销路一直不错。特别是从1933年开始，德国每一对新婚夫妇都会从结婚登记处得到两本赠书，更使该书家喻户晓。为了保证《我的奋斗》出版发行的正规化，纳粹政权甚至发令禁止旧书店收购和出卖此书。

直到1945年，《我的奋斗》在德国出版发行量达980万册。在这期间，此书被翻译成16种外文，在世界多国出版。

希特勒大脑的密码

《我的奋斗》以希特勒个人传记为主要线索，贯穿了纳粹党的三个主要理论，即民族地理观 、反犹太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理论。

有人称此书是进入希特勒大脑的密码。其中包含了希特勒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计划，尤其是形成了建立在达尔文理论基础上的“种族理论”，认为德国人的主要种族雅利安人是人类文化的奠基者，是代表着未来的优秀种族；而犹太民族却相反，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一个腐朽没落的角色”。

二次大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德国政府的主要头目判处终身监禁，他们被囚禁在柏林斯班岛特别监狱里，其中包括希特勒的副手赫斯。同时，德国新政权也对纳粹主义思想进行了清算，并将《我的奋斗》永久地装入被打上多种封印的“潘多拉盒子”之内。因为希特勒的户籍所在地是慕尼黑，出版《我的奋斗》的纳粹党出版社也在慕尼黑，所以，当时监管德国南部的美军政府就决定让巴伐利亚州管理纳粹党和希特勒的遗产，其中包括《我的奋斗》的版权。在巴伐利亚州政府的经济部专门设置了一个部门，处理国内外对这本书的盗版以及翻译事宜。在必要的情况下，外交部也会出面，将此书的非法出版者告上法庭，以阻止其内容的扩散。因为，德国政府对内不愿意让人们在政治思想上受到该书的煽动，尤其是不愿意让这本书为新纳粹主义抬头造势；对外则不希望外国人看到德国的负面形象。

对于战后出生的德国人，他们几乎再没有机会读到这部曾经家喻户晓的“宝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值德国战后重建，德国政府对希特勒及纳粹党的所有书刊都一律禁止。在1960年代末，德国学生运动与反战思潮结合在一起，对老一代人在纳粹时期为虎作伥的行为表示不满，要求对纳粹思想和影响进行彻底清算。各种倾向的人就开始通过阅读《我的奋斗》这样的书，各取所需。

上世纪70年代维也纳的讽刺剧作家夸尔廷格尔在德国和奥地利作了一次巡回演出，在演出中，他朗读了《我的奋斗》中的一些章节。当观众们听到其中荒谬的段落时就会狂叫，而听到那些种族主义和仇视人类的章节时，剧场里突然会变得异常的安静。可见此书的影响力之大。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新纳粹主义抬头，他们找不到希特勒的坟墓，就每年在希特勒副手赫斯生日的时候，去朝拜赫斯在巴伐利亚的坟墓，以此制造声势。直到去年，当地政府以该坟墓合同到期为由，将赫斯的骨灰挖出来秘密地撒在一个池塘里，才平息了这种朝拜活动。

2015年，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宫殿里自杀将过去70年，根据版权法相关规定，《我的奋斗》的版权也将对公众开放。这对新纳粹分子来说，又是一个制造新闻的好时机。而德国政治家也在努力，尽可能控制这部书的扩散。

也有人利用纳粹宣传物来赚钱。英国出版商麦克吉从1999年就开始觊觎《我的奋斗》德文版。从去年开始，他计划在自己的杂志《报纸见证人》上附带发表纳粹党报《大众观察》上的文章，有15页的小册子，印刷了10万册。此事被巴伐利亚州当局告上慕尼黑州法院，要求没收所有印刷品，并处以250万欧元罚金。

打开“盒子”的人

世人皆知，人们对这部书的惯用语是“20世纪最危险的书”。然而，是否这就意味着不要动这本书？让它永远被锁在“潘多拉盒子”里？

2010年，巴伐利亚州文化部的邻居——德国当代历史研究所也开始动脑筋，怎样绕过出版此书的禁令。该所将《我的奋斗》作为专题科研项目，并准备出版这部书的科研版本。这家研究所是德国最大的非大学的历史研究机构，所长是莫勒尔。他对记者说：“现在不是要让这些内容升值，而是要通过解读它们，以期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及其思想体系以及希特勒本人的崛起做出历史的诠释。”

正如所有别的版权都有时间限制，巴伐利亚州也不可能永远掌握希特勒及纳粹党的著作版权。根据相关法规，在作者去世70年之后，版权就会自然失效。也就是说，《我的奋斗》自希特勒在1945年自杀之后的第70年，即2015年12月31日之后，其版权将获得自由。换言之，此书在三年后，就可以在世界各地自由印刷、出版、贩卖。唯一可以用来禁止此书出版的杀手锏，是把它作为反犹太人的政治宣传品来继续加以禁止。

在理论上巴伐利亚州可以向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提出控告。可是，这个研究所却拥有科学研究的自由。莫勒尔教授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他的同事已经开始对此书进行分析研究。他对记者说：“首先，我们只是想阻止那些纯商业化的书商赚钱或者被新纳粹分子利用造成轰动事件的企图。并且，我们的科学研究是要对许多段落的异文加以解读，对那些段落、尤其是关键的章节加以思想体系的批判。另外，我们还要通过对文本的厘清，搞清楚希特勒是怎样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政治道路的历史造假的。44岁的莱姆女士是纳粹历史研究专家，她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他的主意从何而来？当时他是一下子就写出来的，还是与在兰德斯堡的同狱经过讨论写出来的？或者是来探望他的人讲述了什么？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主要的研究工作。”

希特勒的传记作家克尔肖也指出，这个自称是领袖的人的书是需要脚注的：“在必要的地方为了让文本更容易理解，应该注明相关信息。而且是非常详细的、科学的脚注，作为理解文本的向导。这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说明这本书是怎样形成的，使用了什么参考资料，希特勒是怎样将他的主意梳理出来的。”

关于“生存空间”和“没有疆域的民族”等世界观是否受到地理学家豪斯霍费尔的影响？回答是肯定的。希特勒读过豪斯霍费尔的一些著作；和他一起坐牢的同党，后来成为希特勒副手的赫斯曾经是豪斯霍费尔的学生。希特勒在书中也引用了许多豪斯霍费尔的原文。他的书中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他自己的讲演，这些讲演稿他在坐牢时也是带在身上的。至于反犹太主义的思想内容，应该是受到英国作家休斯顿•斯特瓦特•张伯伦的影响，他是泛日耳曼民族理论的创始人。不过，作为历史研究，还得从那个时代的文章以及同时代人的访谈中寻找确凿的答案。

历史学家对《我的奋斗》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希特勒写他自己传记的同时，也叙述了历史事件，比如纳粹党的成立过程。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关于仇视犹太人的段落以及对东欧占领的预言。这些思想观点和计划对科学研究评注的要求都是丰富多样的。

对于这本书，做一个科研评注版本的必要性还在于：祛除妖魔化，还原希特勒的本来面目。至今，关于此书流传着种种神话，包括一些历史学家的错误介绍，其中不少错误以及似是而非的东西都需要进行厘清。

去年，还没有人愿意资助这个冒险的项目，因为，此书还在巴伐利亚州版权保护之内。没有巴伐利亚政府许可，谁也不愿意承担风险。

莱姆充满希望地说：“伟大的年代是2015。到那时，巴伐利亚州的版权保护对此书将失去效力。因此，从现在开始倒计时，目标是2015年。”她认为，到那时，评注版的《我的奋斗》问世，必将引起社会科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兴趣。

“圣经”或魔咒

一些相关的组织也提出类似的建议。比如，位于纽伦堡的“纳粹帝国党中央大楼”的档案管理中心董事会就要求出版一种与社会需要相适应的版本。德国犹太人协会秘书长克拉美尔也认为，出版一部批评版本，有助于“结束幻想，消除该书的不良影响”。英国专家克尔肖对纽伦堡档案中心的要求表示赞同，他认为，“今天是互联网的时代，要对读者进行审查，已经不现实了”。这位历史学家还认为，“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民主体制非常成熟的国家，出版《我的奋斗》应该不会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要继续阻止希特勒这部唯一的著作出版是完全没有理由的，这无异于是在延续《我的奋斗》所附着的神秘光环”。

前不久，巴伐利亚电视台在网上做了个民意调查，参加调查者对于是否应该出版《我的奋斗》的问卷做了回答。有35%的参加调查者认为应该，好让人们知道历史的真相；52%的人认为可以，不过要加评注。只有近12%的人认为此书不宜出版。

对此，德国《世界日报》对政治理论与观念历史专家，帕骚大学历史教授岑普芬尼格做了采访。岑普芬尼格女士认为：“让德国人总是读不到希特勒的著作，表现出德国政府教育公民的一种不正确方法，不相信人民自己有能力判断是非。”

1956年出生的岑普芬尼格教授从小就在思考，为什么希特勒会成为国家元首，并几乎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纳粹思想。直到她上了大学，并将德国极权主义思想历史作为研究目标，才得以对《我的奋斗》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历史选注本，得到德国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最近，巴伐利亚州相关部门经过多次召开圆桌会议，终于在2012年4月达成协议：州政府出资50万欧元，编辑出版教材版的《我的奋斗》，包括英语版、电子版和音像版本，以期对青少年起到正面的历史教育作用。州政府还将与书店和出版社达成协议，让他们只出版政府编辑出版的教材版本，而不要发行印刷别的版本。

而那些在纳粹政权对犹太人灭绝性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及后代，对于巴伐利亚州要在学校出版《我的奋斗》的教材感到忧心忡忡，这本为纳粹政权摇旗呐喊的宣传品的自由上市是对他们的一种巨大伤害。他们认为，对于纳粹历史以及他们犯下的罪行可以通过许多别的资料来了解，而不必一定要使用这本纳粹具有象征意义的“圣经”。

此外，反对者认为，希特勒的书已经构成煽动大众罪事实，理所当然应该禁止出版。

“实现自我”的魔书？

其实，《我的奋斗》虽然在德国受到禁止，可是，在旧书店和互联网上，人们还是比较容易买到或下载的。而世界各国早已有不少地方以不同形式出版了这部政治禁书。

在前几年，这部书在克罗地亚、俄国和土耳其都成为畅销书。在瑞士，由于反种族主义法的实施，《我的奋斗》受到禁止。不过，在互联网上，这本书的多种文字版本还是可以下载。《我的奋斗》的英文版权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出售了。因此，在美国和英国等英语国家，这本书都可以自由出版和发行。

2003年，英文版《我的奋斗》在印度第一次印刷了2000册，销售一空。出版商才知道自己找到了畅销书。从那时起 ，每年销售1.5万册。人们认为通过这本书可以得到些灵感，对商业界、自我实现与管理层的策略有所指导。在印度孟买的一家英文报纸上有人对《我的奋斗》评论道：“这是一个人成功的故事，这个人有着幻想，并使之转化为策略，转化为成功。”

而社会学家却在担忧：在印度，希特勒的书不仅仅是作为管理学的指南而畅销。一位哲学教授认为，这本书对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都会起到鼓动作用。在历史上，印度独立之父甘地与希特勒有过通信联系。印度独立运动的创始人伯瑟在英国军队的印度士兵监狱里建立了印度兵团，使用纳粹德国的武器，与印度国家军队站在日本人一边与英军作战。

在土耳其，《我的奋斗》几年来也成为畅销书，有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从2012年3月份开始以来，土耳其的书商和知识分子们就感到奇怪，为什么土耳其的年轻人突然对希特勒的书产生兴趣。在首都安卡拉，多数是大学生去买《我的奋斗》。

在安卡拉的一家书店，在几个星期内至少销出1000册《我的奋斗》。在土耳其2007年3月的一次调查中，《我的奋斗》在销售榜上甚至位居第3名。

因此，德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官员感到问题严峻，在土耳其生活的犹太人也感到担忧。一位发言人称，如果对《我的奋斗》产生兴趣的人不断增多，可能造成土耳其反犹太人的社会化。虽然土耳其语的《我的奋斗》发行量的具体数字难以统计，不过据业内人士估计，至少已经销售出10万册。 来源: 《看历史》 |2012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