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在《人的破坏性的剖析》一书中对希特勒为什么会形成那些性格特点进行了系统考察。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破坏性性格应从以下两方面去解释：第一、破坏性来源于人的本能。他早期将其归结为受压抑的性本能，后来又提出死本能。第二、人的性格发展到五、六岁就结束了，此后不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除非进行治疗干预。因此，要研究希特勒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就应去寻找其童年的性创伤经验。但弗洛姆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应全面考察影响人的性格发展的内外条件，应把性格放到一个人生活的整个历程中去系统地加以了解。以希特勒为例，不可能期望从他的童年生活中找到性创伤的经历并将其用来解释他成年后的性格结构。当然，追溯童年经历有助于理解一个人性格的萌芽，童年经历是一个人整个成长历程的一个重要阶段。

希特勒的出身

对一个孩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父母。通常人们认为孩子的发展不良是与父母的“糟糕”成比例的。然而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希特勒的父母却都是很稳重、好心肠的人。

希特勒的母亲，克拉拉(Klara)是一个易于相处而又富于同情心的女人。这个未受过学校教育的纯朴的乡下姑娘曾在阿洛依斯·希特勒(Alois Hitler)家里当女仆，阿洛依斯的妻子去世后，克拉拉与他结了婚，那年她24岁而他47岁。

克拉拉勤劳而负责，尽管婚姻不太幸福，可她从不报怨，她仁慈而认真地履行着她的职责。她生活的中心是操持家务、照顾丈夫和孩子。她是一个模范的家庭主妇，维持着一个无可挑剔的家。没有什么能使她从繁琐的家务中分心，甚至一会儿的聊天也很少有。她的家和家庭的长远利益是首要的。令她欣喜的是，经过她的细心管理，家庭的财产增加了。对她来说，比家庭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每一个认识克拉拉的人都同意，她生活的中心是对孩子们的爱和奉献。人们对她的唯一指责是，由于她过于溺爱孩子，因此鼓励了她儿子身上的那种独一无二之感。但这种指责显然不公平。她的继子和她的亲生孩子都热爱并尊敬她。

但母亲过分纵容儿子的时间只持续到希特勒开始上学时为止。希特勒5岁时，她的另一个孩子出生了，这可能使她减少了对希特勒的纵容。但她的后半生的整个态度表明，新的孩子的出生对于希特勒而言并不是一个创伤性的事件。她也许停止溺爱阿道夫，但她并未忽略他。她日益意识到他成长中的需要，尽他所能去帮他适应现实。

一个有责任心和爱心的母亲形象，对关于希特勒的童年充满孤独和乱伦行为的假设提出了严厉的质疑。如何解释希特勒的早期发展呢?也许可以从以下几种可能性去解释：(1)希特勒在气质上是如此冷漠和离群，以至于尽管有一个温暖的富于爱心的母亲，但他的自我封闭的倾向仍然存在。(2)有可能她对儿子的过分依恋使这个害羞的孩子有一种强烈的被侵入之感，使得他以一种日益退缩的方式来应付。(3)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她是一个悲伤的人，过得并不幸福。在一般的德国—奥地利中产阶级家庭中，她被期望照顾孩子，操持家务，并屈居于独裁的丈夫之下。她被一种责任感所驱使，却很少向儿子传递温暖和快乐(Fromm, 1973, p.415)。

希特勒的父亲阿洛依斯是一个私生子，早年很贫穷，靠勤奋工作和个人奋斗，从一个海关下级职员晋升为高级税务官，这为他提供了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地位。他很节约，成功地积蓄了足够的钱买下一幢房子、一个农场，加上他的年薪，这一切使家人能过上一种丰裕舒适的生活。他很少关心妻子的感情，就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一个自私的人。但在这一点上，他与他那个阶层的绝大多数男人并无不同。

阿洛依斯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他喜欢女人和酒。他不被奥地利的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所束缚，喜欢追求女人。他还喜欢喝酒，有时喝得太多，但他不是一个酒鬼。他的热爱生活的最突出的表现是他对于蜜蜂和养蜂的深挚而持久的兴趣。他兴致勃勃地把他的大部分空余时间花在蜂房上。他的生活之梦是拥有一个农场，以便能大规模地养蜂。

阿洛依斯有时被描述成一个残忍的暴君，弗洛姆认为那是为了对他儿子的性格作简单的解释。其实阿洛依斯不是一个暴君，而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他看重责任，认为只要他的儿子还未成年，他就必须决定儿子的生活。他从不打他的儿子，他只是责备他，与他争论，尽力使他认识到什么是对他好的。但他并不是一个使儿子恐惧的可怕人物。阿洛依斯对人并不冷漠或傲慢，也不是一个狂热之徒。总的说来，他还相当有忍性。在政治上，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且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他在读报纸的时候心脏病发作，临死前脸上留着愤怒的表情，因为报纸上有反动牧师使用的“这些黑鬼”这样的字眼。

那么，如何解释这两位善良的、稳重的、正常的、没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人，却生出了一个“魔鬼”——阿道夫·希特勒?

从婴儿到6岁(1889～1895)

母亲溺爱小阿道夫，从不责骂他，她总是赞美他，所以他不会做错任何事，她总是对他表现出慈爱和兴趣。她的态度很可能使他形成了自恋和被动性。他无须任何努力就能完美无缺，因为无论他做什么母亲都会赞美他。他无须去争取，因为母亲几乎能留意到他的所有愿望。当他遇到挫折时，他就去支使她并对她发脾气。但是她的过分关注可能使他隐隐约约地产生一种入侵之感，使得他的行为日益退缩，并使他形成一种半封闭的生活方式。生病更增加了母亲对他的照顾，从而增加了这个他的被动性和依赖性。还有一个因素是，他的父亲由于工作的特殊性，很少呆在家里，这也加强了他对母亲的依赖。

这种状况到希特勒5、6岁时就结束了。他5岁时弟弟出生了，这使他不可能得到像过去那样的宠爱。但这个事件对他的影响是有益的而非损伤性的。它使他减少了对母亲的依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被动性。弟弟的出生不仅没有使他因嫉妒而痛苦，他反而愉快地度过了弟弟出生后的那一年。

那一年他住在Passau,他与邻居的孩子们玩耍、打闹，如同生活在天堂之中。他喜欢玩一种牧童与印地安人之间的战争游戏以及其他的战争游戏，如德国与法国之间的战争等等。童年的战争游戏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那是在德国的土地上(Passau处在德—奥边界的德国这一边)从而使他在以后的演讲中加上了巴伐利亚的腔调，而且是由于它是走向完全自由的一年。户外游戏比在家里呆着要自由得多。

当他父亲从海关税务机构退休，全家搬到Lambach附近的Hafeld, 阿道夫必须去上学的时候，这段天堂般的生活结束了。阿道夫发现他的生活突然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圈子里，还要求责任和纪律。生平第一次，他被稳定而系统地强迫去服从。

应该如何分析希特勒的这一时期的性格发展呢? 弗洛姆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个时期正是俄狄浦斯情结形成的时期。童年的希特勒深深地依恋母亲而敌视父亲，但他不能通过形成超我和克服对母亲的依恋而与父亲产生认同，从而解决俄狄浦斯情结；由于弟弟的出生而感到被母亲背叛，于是他离开了母亲。

但弗洛姆不同意以上分析。他说，如果阿道夫5岁时他弟弟的出生给他造成了创伤，损害了他与母亲的密切联系，那么为什么这个事件后的一年却成了他童年时期最快乐的一年呢? 由于他母亲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热烈和温暖，那怎么能把他对父亲的敌对解释为与父亲争夺母亲的爱呢? 弗洛姆认为阿道夫对父亲的敌对是由于父亲向他提出了纪律和责任方面的要求，但希特勒讨厌这种要求。

希特勒对母亲的固着并非深情而充满温暖，他对母亲始终有些冷漠，他身上更多的是自恋。他对母亲几乎没有兴趣，也不关心她，他独行其事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一点可从后来他在母亲生病时的行为表现中得到证实。他母亲1907年元月因患癌症而动手术，并与同年12月去世，他却在那年9月去了维也纳。他离开病中的母亲后，既不关心母亲的病情，也不写信告诉母亲自己在维也纳的情况。直到母亲完全瘫痪，她请求他回来照顾一下，因为再没有别的人可以照顾了，他才于11月底回来照顾了她大约3周的时间，直到她去世。母亲对他而言更多的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作为土地、血缘等的象征。他与这种象征之间的关系倒是共生的，最终要通过死与母亲形象结为一体——死意味着进入土地，退回到母亲的子宫。希特勒在感情上从未亲近过母亲，他后来也从未爱上过母亲式的女人。他只是将母亲视为血缘、土地、种族、甚至死亡的象征，母亲只是德国的象征。他对德国(母亲)的固着是他憎恨梅毒和犹太人的基础，他要将德国从血缘受毒害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在更深的层次上，他怀着与母亲在死中结为一体的欲望，他的结局证明了他的这一邪恶的乱伦欲望的存在。

童年晚期：6～11岁(1895～1900)

希特勒6岁时，父亲已从海关退休，因此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家庭尤其是儿子的教育上。希特勒被送到一所小型的农村学校读书。在那儿他表现得很好。他服从了父亲的要求，尽管纪律约束使他不满意，但他没有与父亲发生激烈的冲突。希特勒还为自己找到一块不受约束的领域，在那儿他可以忘掉所有的管制。这块领域就是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玩与印地安人打仗的游戏。在这种游戏中，他所感到的“自由”意味着不负责任、压抑和纪律的解除、脱离现实，还意味着控制群体。控制的需要、攻击和破坏等等，这些东西开始显示出来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变本加厉。本来，这些游戏在这个年龄是正常的和无害的。问题是当其他的男孩子长大后不再需要这些幼稚的娱乐时，他却仍然沉溺于此，这就是不正常了(Fromm, 1973, p.422)。

几年后阿洛依斯卖了农场，搬到了Lambach的镇上。阿道夫在Lambach的一所相对现代的小学继续读书。在那儿，他仍然表现得很好，学习成绩不错，也不与他那经常教训人的父亲发生对抗。

1898年，他家搬到Linz的郊区，阿道夫在Linz进入了第三所小学。阿洛依斯似乎特别喜欢这个新居所。他可以在这块地的一半面积上养蜂，可以在酒馆里谈论政治。然而在家里，他仍保持一个严厉的权威形象。他虽不打阿道夫，但经常责骂他，从来不抚摸他。这是一个令儿子害怕的不可亲的父亲，是一个权威主义者，但不是一个残忍的暴君。希特勒早年对父亲的畏惧可能是他性格中顺从的一面得以形成的根源。

5年的小学生活过得较为顺利。他的智商高于平均水平，由于良好的家庭背景而被老师优待，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升到了最高年级。

这个时期结束时，他没有克服在童年早期就形成的自恋；他不是越来越接近现实，反而建立了一个施展他的权力的幻想的游戏王国；他没有发展起任何积极的兴趣。总之，5年的小学生活并未使他超越刚入学时的成长状况，但在这个阶段也未暴露出什么严重的问题。

青春期：11～17岁(1900～1906)

希特勒上中学后的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这更促使他向坏的方向发展。

首先是学业上的失败。他进中学的第一年表现相当差，以至于必须复读一年。第三年他在某些科目上必须参加特殊的考试，才能被允许升级。他在学校中的最后一年的一件事对他的学校生涯具有相当的象征性。在领取了毕业证后，他和同学一块去喝酒，返回的时候，发现证书不见了。当他正考虑编什么理由的时候，被叫去见学校的主任。原来，他的毕业证在街上被别人发现，他把它当作手纸用了! 即使他确实喝醉了，这种行为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他对学校的憎恨和蔑视。

希特勒上小学时处于优越的地位，由于智商在平均水平之上，他无须付出多大努力就能获得优秀的成绩。到了中学，情况就不同了。那儿平均智商比小学要高，老师受过更好的教育并且要求更高。老师也不会对他的社会背景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在中学生的社会成分中并不突出。简言之，要想在中学取得成功，必须真的去学习。学习的任务并非使人劳累至极，但它比年轻的希特勒所习惯的、愿意的、或能够做到的则要多得多。对于这个在小学可以毫不费力地取得成功的极度自恋的男孩来说，这种新的情况是令人震惊的。

像这种在小学取得成功但在中学失败的情况并不少见，它常常可以刺激一个小孩去改变他的行为，去克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幼稚的态度，学会去努力。但在希特勒身上却没有产生这种效果。他不仅没有面对现实采取措施，反而更加退缩到他的虚幻世界，避免与人们亲密接触。

如果他在中学的失败是由于他对学校的大多数课程没有兴趣，那么他就会在他感兴趣的科目上下功夫。事实证明并非如此。他并没有在德国历史——一个能激起他的热情、使他兴奋的科目——上付出足够的努力以获得优秀的成绩。这一点在他以后的发展中也得到了证明，他后来找到了一个唯一使他感兴趣的学科——建筑学，但他也没能付出持续的努力。因此，他在中学的失败，不能被解释为他对所学课程不感兴趣而对其它学习领域感兴趣。希特勒几乎不能从事系统的工作，除非在很迫切的需要或被激情所驱使的情况下。

在中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日益回避现实，他对任何人都没兴趣，包括母亲、父亲和妹妹。他的唯一强烈的兴趣是和其他的男孩子玩战争游戏，在游戏中，他是领导者和组织者。尽管这些游戏对于一个10岁左右的男孩子是合适的，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讲则有些奇怪了。这些游戏有几种功能。它们给他当领导的满足，证明他的自信，他在游戏中能掌握权力，使其他人服从他；它们还增强了他的自恋；更重要的是，它们把他生活的中心引向幻想之中，更加使他逃避现实——现实的人、现实的成就、现实的知识。这种沉溺于幻想的另一表现是他对卡尔·梅(Karl May)的小说的迷恋。梅是一个德国作家，写了许多有关北美印地安人的幻想小说，尽管作者从未见过任何印地安人。事实上，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男孩子都读梅的小说，希特勒对梅的作品的热情对一个在小学最后几年的男孩子来说是相当平常的。但他对梅的作品越来越热衷，他从未放弃梅，他在少年、青年甚至到当德国总理的时候，都一直被梅迷着。他从不掩饰对梅的喜爱和敬慕。弗洛姆解释说，阅读梅的小说是希特勒的战争游戏的继续和他的幻想生活的表现。尽管他长大了，却仍然喜欢读梅的小说，这意味着对现实的回避，意味着一种以一个主题为中心的自恋倾向，他幻想着自己是领导、战士和胜利者。如果把希特勒年轻时的行为与他后来的生活情形联系起来，就会发现，对一个高度自恋的退缩的人来说，幻想比现实更真实。

（选自郭永玉著《孤立无援的现代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8页。）

参考文献链接：http://www.personpsy.org/Info/Index/145?pageInde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