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军事战略到发展战略的重心转移，他组织到自组织的机制转变，零和博弈到非零和博弈的模式转换，以及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类型演变，实际是当代战略思维形态形成和发展的具体体现。
这种形成和发展是战略形态的一种文明转型。其内涵是，将战略的根本价值点转向和平和民生，将解决资源利益矛盾的主要路径转向发展，将双赢多赢的非零和博弈作为战略关系的主要模式，将自组织作为实现非零和博弈和实现发展的主要机制，将依靠创新的竞争优势作为当代发展的主导优势。因为这一转型，二次大战以后全球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全球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全球创新成为主导性趋势，全球的经济要素、规则、活动形成了全球性体系，全球的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进一步地看，这一战略文明转型的未来趋势是什么？是否继续沿着原有路径发展？从全球角度看，面临哪些可能影响这一趋势的重大战略问题？首先是，全球治理可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有三个问题需要观察：影响全球战略形态文明转型的那些因素是否继续存在，使得这一转型能够延续；全球经济能否通过这一转型克服贸易、货币、技术保护主义，形成全球治理平台；双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内经济再平衡）能否成为各国发展的共同目标。这是影响全球未来的三个战略要素，也可以说是三个挑战。
是否由大战略指导和统辖战略，是否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是否选择非零和博弈，是否依赖创新和合理的机制获得新的发展，概言之，是否延续战略形态的文明转型，对于全球未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这一转型发生重大逆转，不论是中国、美国或是其他国家，整个世界都将陷于噩运。正如奥运会的精神和规则高于每个项目的比赛结果，这种全球范围的战略形态的文明转型高于某一方面的战略结果。从整体看，影响全球战略形态文明转型的基本因素没有改变，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在近期的哈佛全球化论坛上，一些美国学者一再从历史角度强调要警惕落入某种陷阱，表明这一过程仍然面临着挑战。这是全球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全球经济能否通过这一转型克服贸易、货币、技术保护主义，形成全球的治理平台，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
从全球范围看，经济失衡的趋势仍在继续。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保护主义政策，如贸易保护、汇率干预、资本和技术流动管制等一系列现象开始蔓延。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0年首尔峰会前发出警告：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回到贸易保护主义。
如果全球各方战略主体继续将战略的根本价值点放在和平和民生上，坚持用发展的路径解决资源利益的矛盾，坚持把双赢多赢的非零和博弈作为战略关系的主要模式，那就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抑制贸易、货币和技术的保护主义，逐步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反之，如果各方选择零和博弈的模式，在贸易、货币、技术等方面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那将无法形成全球治理的平台，全球经济也难以走向再平衡。可以说，人类对战略形态的文明转型的认知程度，各国根据这一认知所作的战略选择，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具有重大影响。
进一步看，如果全球不能有效地解决贸易、货币和技术方面的保护主义，也可能使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战略形态文明转型发生逆转，导致和平发展趋势的严重受挫。这种可能性虽然比较小，但需要上升到这样的层面认识问题，以处理好全球范围的保护主义问题。
经济学家，例如李嘉图、米塞斯在19世纪已经证明，保护主义对贸易各方都不是好的选择，它将导致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减少，既不会给自己，也不会给别人带来真正的好处；只有自由贸易才能保证经济活动中的最高效率。现在，战略学家们需要继续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方战略利益彼此依赖的情况下，合作主义比保护主义更为可取，非零和博弈比零和博弈更为有利，和平发展比战争威胁更为明智。为避免历史上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战争陷阱，我们需要从战略形态文明转型的高度来把握全球的未来，让更多的人知道不应重蹈20世纪30年代贸易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不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方面发出的极端主义声音，各国的学者、政治家、经济管理者都应保持高度的警惕。
现在来看，全球对付贸易保护主义比对付货币保护主义似乎更有一些办法。毕竟，全球有一个WTO协调机制，它在调解成员间争端方面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相比较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法律地位、特别是争端机制的设置方面，还不能与WTO相比拟，虽然前者的宗旨也是为国际货币问题的磋商和协作提供方法，在成员国之间保持有秩序的汇价安排，避免竞争性的汇价贬值等。所以，对于货币保护主义的抑制，全球还缺少更为有效的治理平台。全球经济的失衡与这种货币体系相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要寻求更为有效的体制机制。
所以，这方面越来越需要一个全球治理平台来维护世界经济的稳定，协调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确定国际规则、引导全球经济发展。或者说，全球需要在战略形态文明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球治理体系上也实现相关的文明转型。2011年G20论坛之所以受到瞩目，是因为它与这种需求有关。G20形成了以峰会为引领、协调人和金融渠道双轨机制为支持、部长级会议和工作组为辅助的架构，正在向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转化。其论坛的政策关注被引导到内外两大方面的失衡问题上，已经形成一套跨越对外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失衡度量指标体系。这种进展对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为了实现建立全球治理平台的目标，需要面对第三个挑战：“双平衡”（全球经济再平衡和国内经济再平衡）能否成为各国发展的共同目标？如果各国在经济发展中能够把“双平衡”作为重要的政策目标，那么将有助于全球治理平台的良性发展和完善；反之，如果“双平衡”不能作为稳定的政策目标，则全球治理平台的建立和完善将旷日持久，全球的未来发展将增加不确定性和潜在的风险。
2003年中国提出了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蕴含了“双平衡”发展的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再平衡，需要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整体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尤其需要体制机制的变革，以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中国经济不能实现再平衡，势必将影响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反之，如果全球经济不能实现再平衡，也将影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所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把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有其现实性。为此，中国正在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和实施创新战略获得经济发展的再平衡，同时致力于推进金融领域的改革，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合理化进程和全球经济合作，争取在“双平衡”中实现双赢的目标。中国的情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面临的内外平衡的选择问题，值得在未来的战略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名词解释
零和博弈和非零和博弈：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同属非合作博弈，前者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双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而后者则指博弈中各方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值，博弈双方存在“双赢”的可能，进而合作。
自组织和他组织：按照德国物理学家哈肯的说法，“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系统是在外界的特定干预下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我们便说系统是他组织的。简单地说，组织力源于内部，无需外部指令而能自发组织和发挥功能的，是自组织；组织力源于外部，需要外部指令才能组织起来发挥功能的，是他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