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形态的重要变化，不仅包含从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而且包含军事战略到发展战略的结构变迁。从战略到大战略的视野变换，特别是战略手段与目标选择范围的扩大，已内含战略结构成分的增加，而更为重要的结构变化是，战略的重心从军事战略转向发展战略。

战略在西方开始走出军事领域，其代表人物可属马基雅维里和克劳塞维茨。马基雅维里已经“深入探索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互赖关系”，他的“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使战略研究扩展到政治领域，为战略确立了政治基础。克劳塞维茨也使战略走进政治领域。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才是“战略的最本质的部分，即战略中涉及面最广和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战略的最深处”。政治是国家利益的集中代表，“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不同的国家和人民在利益上的冲突导致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原因或是资源利益或是宗教之争，但即使是背景复杂的宗教战争也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对立。

所以，资源利益之争是战争或军事战略的要害所在。公元前26世纪至公元前2371年苏美尔城邦拉格什与温马国进行的四次战争源于争夺土地和水源。1870―1871年普法战争的停战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予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远因。20世纪初德国工商利益要求政府争取海外资源和市场，威廉二世实行“世界政策”，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加剧了同盟国与协约国矛盾，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现实原因。一战后英、法、美三国操纵签订的《凡尔赛和约》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成为许多德国人支持希特勒纳粹党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心理基础。

于是，一个问题摆在人类面前：有没有可能主要不通过战争而通过其他的途径解决资源利益问题？或者用战略的术语说，人类有无可能主要通过另一种战略形态来解决资源利益问题？这另一种战略形态即所谓的发展战略。

这种情形在 17世纪以前不太可能。在17世纪以后有了可能，而在20世纪中期后逐步演变为一种主要的途径、主要的战略形态。根据麦迪森的研究，1700年以前的1000多年，欧洲国家需要1430年人均收入才能够增加一倍。年复一年，人们看不出增长或发展，因而也不可能把它作为解决资源利益问题的主要路径。17世纪由于工业革命人均收入增加一倍的时间从1430年减少为30年。社会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变得必要和重要。

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的线路，而且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途径。18世纪亚当当斯密的国富论力图说明如何通过“看不见的手”实现国民财富的积聚，讲的是发展战略。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凯恩斯革命”，侧重分析总需求、总收入、就业、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经济运行的总体行为，属于发展战略的宏观研究。

在此基础上，战略开始出现某种结构性的变化。二战后的前20年黄金发展时期，发达国家的产品超过以往200多年的产品总和。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世界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接近4%，与20世纪初相比发达国家社会生产率提高了约100倍。发展日益显示出是解决人类所面临问题的主要途径。在这些背景下，战略与经济、企业的直接联系成为一种趋势。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出版《经济发展战略》一书，1965年安索夫发表《公司战略》，战略概念直接进入经济领域和企业层面。

发展战略作为一种新的战略形态一直在拓宽它的内涵和外延。戴维斯和诺尔斯提出制度创新理论，将制度变革引入经济增长过程。科斯从学理的角度论证了制度要素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诺斯从西方经济史的发展得出结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由于制度不是由政策而是由文化决定的，所以文化通过对制度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这样，如托达罗所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泛的方面。”换言之，发展战略必须进入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给予整体性的理解。

于是，有了联合国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规划，其结构是“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第二个发展十年”规划要求经济增长，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社会福利设施的改善彼此均衡。1990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和谐的综合反映，是战略进入发展诸领域的体现。阿马蒂亚?森从哲学层面概括说：“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此哲学话语转成战略学话语就变成：战略必须也必然扩展到所有的发展领域。发展战略也在时间维度展开，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即其体现。

这一趋势的另一个体现是全球化的出现，发展战略具有了全球性意义。发展成为当代发展的主线和时代的主题。各国之间的竞争集中体现为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世界上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和平发展是大趋势。战略的结构重心从军事战略转向发展战略，是这种大趋势的战略学体现。

概括地说，这一转变包含如下判断：第一，战略的结构形态发生变化，由原来的主要是军事形态的战略，演变为包含各个领域发展战略的大战略或国家战略。第二，以工业化、现代化为背景，发展战略演变为战略的重点，成为国家战略结构中的主要部分，成为战略角逐的基本方面；国家战略包括安全战略、外交战略和发展战略，后者在一般情况下规划和指导国家各领域的发展。第三，战略的重点目标和实施途径主要是经济等相关资源的配置，以人与物的关系形式出现，战略的活动规律发生变化。

上述战略领域中的变化具有重大的实践和理论意义。国家战略的首要问题是把握天下大势和由此而来的战略结构重心。从军事战略到发展战略的结构变迁告诉我们：发展是第一要务。紧紧把握发展这一重心，是中国30多年来最重要的战略经验，也是中国未来能否继续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全球角度看，和平发展、合作发展是人类走向未来的希望所在。这是以大战略形式表现出的人类大智慧、大聪明，虽然小智慧、小聪明难以避免，有时也可能有意义，但在战略的导航上必须是大智慧。大智慧体现了人类实践的文明转型，体现了人类在人文、知识和发展方面的基本取向，体现了人类思考的全局性和长远性。

战略结构重心的变迁也是战略学的转型。从战略到大战略，从军事战略学到全域战略学，反映了研究视野和重点的变化。发展战略以及发展战略与安全、外交战略的关系成为大战略研究的重点，成为战略学学科的重点建设方向。从哲学角度看，战略结构重心的变迁体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方向，在实践理性的研究方面展现了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