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14日在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宪法修正案后闭幕[1]。从此，宪法第十三条终于加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世界各国媒体纷纷予以赞扬，认为这是中国政治朝向现代宪政民主政治所迈出的关键一步。不合实际的空想被历史抛弃了，代之而来的是人性化的回归，人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逐步回归。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以“共产制”为目标的共产党终于承认私人财产的不容侵犯性，并且不是当初列宁“新经济政策”意义上的权宜之计，而是写入宪法的神圣条款，可见中共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个转折又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而进行的，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不断探索中对人类理性价值观水到渠成的认同，因此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堪称是低成本的大收获。这一条当然又以宪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加入的修改为基础：“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应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中国人对于社会认识的一个历史性突破。在近一百年来世界历史中，围绕“共产”还是“私有”之争曾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革命斗争的焦点，曾使千万人人头落地。干戈之后，为主义之争的烈士们大概想不到历史本身并不像他们那样壮怀激烈，即使经过人为的扭曲，历史在经历巨大的波折后还是要回到符合理性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其实很平淡。历史是否在轮回转圈子呢？难道这样平常的一个认识需要这么大的代价吗？对于年轻一辈的提问，恐怕只能回答——说来话长。
（一）
在罗马法中，私有财产物（拉 res in patrimonium）有明确的定义，与非私有财产物对称，是指构成个人财产的物。罗马法中尽管没有对财产物（私有和非私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划分，但以罗马当时的经济状况分析，私有财产物当包括私有生产资料。以罗马法为基础的西方法律都一直建立在保护私有财产物基础上，以此界定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界定继承权，界定偷盗罪，等等。如果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物做基础，那么一般刑法的许多条款便失去了根据。保护私人财产物——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应该说是西方法律系统的命脉，如果剥夺了私人财产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那么所谓人权也就失去了根基，所以《人权宣言》把保护私有财产物作为保障人权的重要部分。
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家（霍布斯、斯宾诺莎、洛克、孟德斯鸠、康德等）结合古希腊人的公民思想和基督教对于国家统治的宽容精神（“恺撒的物归恺撒”）重新思考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不否定国家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们否定国家有超越个人的更高目的，认为国家权利不能以剥夺个人权利为基础，国家权利合理性的基础是它保护个人权利不受侵害，个人权利是天赋的（或天然的、自然的，即natural rights的翻译语），“天赋人权”意味着人的权利只能从上帝造人的意义上思考，她不是一个思辨的问题而是一切关于人间社会人类实践理性问题的公理基础。人是目的，此外没有比人更高的目的，国家、政党只是维护人权的理性工具。人权的三个最基本要素是生命、财产、自由，私人财产所有物不是人权中最高的要素，但它是最重要的要素，没有物质保障那么生命、自由也就没有了保障。
但是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普遍的认同。存在一种最幸福社会制度的梦想其实早在人类的童年时期就存在了，开始很模糊，来生和现世有时并不特别明确。天国理想——并不仅仅是基督教的“天国”而是各民族一切关于死后获得极乐世界的梦想，逐渐地在现世投下了自己的影子——乌托邦，乌托邦起初是诗意的幻想，逐渐地趋于关于现实社会的构思。一方面假托远古曾出现过这种伟大的邦国，在这样的邦国里人类的一切罪恶都不发生；另一方面把这种美妙的邦国寄托于未来，认为在无限遥远的将来（不是来世）这种理想国家能在地球上降临。纯洁的天使构成的社会可以通过舞台上希腊神话诸神的狂欢中得以想象，但陶醉的观众有时也就沉浸其中，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忘记了即使舞台上的“天使”也需要油腻的香肠和大便时的厕所，在舞台和音乐的天国里几乎没有涉及到大便和香肠，但在人间社会，香肠（食物）和大便是连接人的生命的必需物。空想社会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古老的梦想之上，并且认为人类之间的种种纷争是私有财产造成的，如果财产公有化，那么人就会根据自己的食量获得面包和香肠而不会把自己狡诈的算计用来剥夺他人的面包和香肠。
甚至现代人也不能完全否认空想社会主义的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既然浪漫主义的诗性和现实主义的理性并存于我们每个人的人性中，就必须意识到即使乌托邦的浪漫理想曾使人类文明误入歧途，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曾经并且还将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政策、失业和养老保险的普及并不与人类的乌托邦理想无关。乌托邦理想的破灭不是因为它本身存在的天然不合理性，而是它的僭越——浪漫主义诗情代替人类的现实主义理性。如果说空想社会主义漠视了人类生存的现实，那么马克思则以一个现世的经济学家的身份认真地（马克思主义者一般使用“科学地”）思考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指出了人类文明史以来的私有制到达资本主义时代后已经成为罪恶的根源。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人财产物进行了剖析，指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造成人类不平等的原因。他对私人资本的分析结果是，资本家在雇佣工人劳动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外的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这就导致资本家越来越富，而无产阶级日益赤贫的状况。所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整个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因此，与保护私有财产物即私有制对立的共产制（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必然。以至“私有”与“共产”的对立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最后演化成整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对立——世界冷战时代来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相信“共产”战胜“私有”还是相信“私有”战胜“共产”不再是经济理论问题，甚至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无产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意识的试金石，是你死我活还是你活我死的问题。可以说原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运动遭迫害致死的人群都与这试金石的测试有关；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是在反方向利用这试金石，所幸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体系保证了使这试金石的反面运用不可能达到发动暴力和建立集中营的程度。
（二）
与自由主义思想家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与以往的人类思想彻底决裂的斗争品性，如果说自由主义思想家像是大学课堂上学究气的教授，那么马克思主义更像披坚执锐的古罗马英雄。恩格斯说过马克思《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这种比喻暗示着马克思本人是无产阶级队伍前的耶酥基督，与天国降临的预言家相比，马克思预言地上的天国降临，与《旧约》中上帝的选民以色列对应，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必然律”的天然选民，我们知道这种比喻后来被模仿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日耳曼人是拯救欧洲乃至世界的伟大选民。无产阶级要共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物，如何把这种行动以科学的语言证明不是海盗逻辑而是科学逻辑呢？必须否定私有制，也就是说，是私有制这种历史形成的制度使一部分人有产而使一部分人无产。当剥夺者被剥夺并在剥夺后建立无私产的公有制社会制度，那么不公平的社会就彻底完结了，地上的天国就来临了。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并不能与那个言说“上帝的物归上帝，恺撒的物归恺撒”的耶酥的教条相比，耶酥同时认同地上的国（如罗马）和天上的国，二者可以并行不悖，但马克思的救世思想则认为必须彻底否定现世的王国后，才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像天上的国一样美好的王国。耶酥要求人信他就行了，而马克思则要求人行动——以往的哲学是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行动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所以说马克思不是耶酥那样的精神导师，他是世界历史中异军突起的斯巴达克斯。而斯巴达克斯的逻辑其实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语句——以往的逻辑是思维的逻辑而问题在于鲜血的逻辑，既然罗马人（尽管并不仅仅是罗马贵族）可以拿角斗场上的奴隶的血肉生命取乐，那么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大军为什么不可以把罗马贵族作为角斗对象呢？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回顾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暴政的破坏性的同时，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暴政建立前的世界逻辑——奴隶并不享有人的尊严。因此我们并不能简单非难世界历史，责怪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理论为什么不如马克思理论在民众中具有更强大的吸引力。
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对于这“科学”理论的实践则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胜利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当十月革命之初，基于马克思对私有制的分析，列宁甚至一度想取消货币，这种做法的危险性列宁很快就意识到了，他很快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方针，实行所谓新经济政策，尽管列宁曾讲过无产阶级的文化必须建立在全面吸收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文化遗产基础之上，但对于“私有制”这个遗产他是不准备吸收的，起码在他的后继者看来，新经济政策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共产党如果把私有制作为自己继承的文明遗产无异于否定自己的存在，“共产”不仅是理想而且是不断进行中的行动，它必须否定“私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否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初衷呢？对于斯大林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者一般认为斯大林主义（甚至斯大林卑污的人格）篡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然而历史地看斯大林主义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起码在“共产”代替“私有”这条“总路线”上，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实践者。
在《国际歌》的悲歌声中，“地上的理想国”在俄国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行动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终于被俄国人践行了。这个胜利是一种历史性的召唤，在实证科学理论中，严密的数学逻辑和实验的结论是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根据，但在社会学和人文学中，社会发生的现实左右着理论被相信的程度，而且由于进化论中遗传和变异的暗示，人们以为社会的新生现象往往代表着人类的未来。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理论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号召起了底层民众的信心，“共产”代替“私有”的运动一时间似乎成为世界历史的大趋势，继俄国革命胜利后中国社会革命（以及越南、朝鲜、古巴和东欧国家）的成功改变了世界格局，即使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内部，以“共产”为目标的党派和认同“共产”运动的左翼人士使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是基于这种挑战和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自我更新运动。资本主义并非是谁有意设置的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天然的制度，而“共产”运动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却是人为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这个人类文明的“婴儿”出生时的确浑身流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繁重单调的劳动、肮脏的工作环境、劳动时间延长对工人身体的损害，童工的使用等等。马克思怀着悲愤的心情对英国工厂里童工的惨死表达了他人道主义的抗议，以致《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作者卡尔•波普尔也赞扬马克思仅凭这段正义的话，就当得起人类解放者的称号。然而，应该看到，在看待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上，马克思存在者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在共产党宣言中认为必须人为地消灭这个罪恶制度，一方面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又表达了社会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本身在没有充分发展和成熟后是不可能包含对自身的否定力量的。从马克思“改造社会”的理论看，他看重人的作用，那么人的作用是使“婴儿”健康成长呢还是令其夭折呢？无论如何，马克思还是最终预言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其实即使在马克思的同时代，反对者的声音也十分的强烈——婴儿的每一次第一声啼哭都表明上帝派来了祝福人类继续生存信息的天使，而《浮士德》里的“人造人”则可能原自魔鬼的指引，比骡子的不育症更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也是历史主义决定论者，他相信，如果人能建立在自觉地认识社会历史规律的基础上，那么人类对于自身社会的改造是完全可能的。自然主义者则认为，人也是自然的部分，他们只能改造技术的制度，就像蜜蜂建造蜂巢；而不能设计总体的体制，如蜜蜂改变自己的“社会制度”，因为制度属于自然的形成，它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尽管有那么多对马克思的批评乃至漫骂和来自官方的驱逐，但马克思的理论以其鲜明的个性和生动直接的特点被工人阶级接受，并迅速传播。
但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却没有看到日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革命的迹象，这是因为如英国这样先进生产力的国家，与马克思的预言相反，贫困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而加剧，而是工人的工作环境日益得到改善，工资增加了而劳动时间并没有延长，社会福利也提高了，被剥削者从工人转移到了机器，而机器的被剥削并不会造成工人的痛苦加剧，相反是减轻。恩格斯对迟迟不能爆发革命也感到很恼怒，他不无失望的说——无产者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化的倾向。进入二十世纪，马克思旗帜鲜明的阶级斗争学说也遭到了来自传统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挑战，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自己的阶级属性而联合，而是像过去时代那样，工人们把自己看作属于民族国家，德国的工人和英国的工人都参加自己国家的军队在战场上战斗似乎在嘲笑——人类一切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这一马克思的伟大口号，马克思在坟墓里一定十分气愤，遗憾的是他无法像耶酥那样复活
只有列宁、斯大林似乎是复活的马克思的幽灵。马克思曾说，幽灵徘徊在欧洲，他指的幽灵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尽管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欧洲成为现实，但在俄国的实现已经使世界被压迫工人阶级带来了希望。随着二战的结束，那个被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同样指称为停滞社会（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是世界历史的起点，它就停滞在这个起点上）也实行了共产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的改造——列宁修改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同时实现的理论而变为可以首先在一国的实现，似乎正确地显示出，共产主义可以在不长的时间内彻底战胜资本主义，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向高潮，仿佛世界即将成为李大钊所谓的“赤旗的世界”。
（三）
但是，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能力使自身日益茁壮，尤其新兴资本主义的美国代替老牌资本主义的英国一跃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一个美国青年工人开着汽车上班的自信是资本主义“婴儿”长大成健壮“小伙子”的缩影。由于资本主义的自身激励制度——看不见的手使社会合理配置资源，科学与自由民主精神对人性的张扬，资本主义获得了超越以往任何时代的发达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工人的生活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强度降低，而报酬增加。那些在自动生产线上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的机器使工人成为一定意义的“资本家”，技术工人以自己的技术“知识资本”而不是完全以自己的“劳动力”投入到企业的股份中，一个美国技术工人比中国传统时代的“小地主”要富裕的多。如果以马克思阶级划分，那么非洲工人与美国工人属于一个“阶级”更像在开玩笑。因此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一派主张采取与资本主义文明合作的态度，工人阶级可以不必立即要与资本家“共产”或实行暴力革命，共产党可以首先以议会党身份和平长入资本主义体制内，然后慢慢使之过度到共产主义；另一派则激烈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必须用暴力打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在资本主义废墟上建立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而且，在共产主义阵营内出现了不谐和音，斯大林的暴行经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惨绝人寰、骇人听闻，以至那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更相信那是别有用心的编造，但不久逃亡到欧洲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以惊人的细节披露了斯大林主义的野蛮专制主义。但凡有良知的人都不会说——这是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人间天堂”更像讽刺，因为那些“阶级敌人”的确去了“天堂”。中国决定汲取斯大林主义的教训，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琢磨不定的，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思维方式是对“宫廷政变”的警醒，中国要汲取的斯大林主义的教训是——斯大林为什么没有看穿赫鲁晓夫的野心，使他竟然在自己身后背叛自己，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反对修正主义是要警惕“睡在我么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国领导者更愿意以权术的眼光看待苏联政治的变化，斯大林的暴政没有使中国在人道主义意义上来反思，不知这是无意的耽搁还是有意的漠视，对极左的借鉴是左的还不够——历史的吊诡发人深思。中国的普通百姓也基本认同来自上层的对修正主义的警惕态度，他们并不认为斯大林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坐在悬挂斯大林画像的教室里上课似乎没有任何反感。斯大林的野蛮集权主义非但没有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教训，而是相反——通过集权主义防止一小撮非马列主义者的篡党夺权，于是平地风雷起，人民被一个一个的文件鼓动起接二连三的革命运动，因运动的威逼而自杀、杀人、被杀者都当作反修防修的社会主义成果而被津津乐道。原教旨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理论家的工作不是发掘新思想，而是惟恐错误理解马克思经典作家的教义以免遭杀身之祸。制度建设则是“五斗米道”与“共产主义”的和二而一，城市居民的配给制与农村的吃饭不要钱的“集体食堂”。
共产大锅饭的公共大食堂后，中国农村一度出现了饿殍遍地的情形，有些村子甚至缺乏把饿死的人埋葬进祖坟的劳动力了。村里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毛主席的教导不能完全照办，死的人太多，来不及开。“共产”的分配制度使白布和豆腐都必须依靠五颜六色的票证才能购买，缺粮信息使制订计划的官员们手忙脚乱；在六七时年代的北京，人们习惯了排队，与莫斯科的排队人群遥相呼应，成为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独特风景，真是风景这边独好。当然，对于生活过来的人，这样的话在当时并非讽刺——为了美好未来我们愿意勒紧裤腰带。你愿意嫁给他吗？愿意！——在资本主义的教堂里这句话可以看作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世俗体现；而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共产”尽管没有达到“共妻”的程度，但是“妻子”也曾经是作为分配工作的一种（许多革命元勋曾享受这种待遇），那么军事共产主义延续到新社会的制度化分配制度——分配生活用品，也就成为区别于自由资本主义而特有的无产阶级政权优越性的特征。而思想政治工作者也就成为分配“精神食粮”的人，而且是必须接受的食粮，因为分配者认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精神产品，所以每个人必须接受，不接受怎么样？不接受就证明你是革命队伍中的绊脚石。人们被告知：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正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后来“文革”有更多的人进入了无限美好的“天堂”）。当所有人都平均分配产品时，所谓个人自由也就是个人强迫自己必须符合千篇一律思想的自由。统一思想变的非常容易，马克思说，首先要吃饭，然后才能思想——这句话的真理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和牛顿定律媲美，一个必须靠粮票活命的人很难反对分配粮票的人分配给他必须遵守的思想。所以一面挨饿，一面歌颂“天堂”，共产主义似乎比来世更近（死亡）也比来世更远（无限美好的将来）。
（四）
那么，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制必然带来的剥削难道不是万恶之源和罪魁祸首吗？难道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的正确性可以靠讽刺挖苦能驳倒的吗？难道计划经济的思路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紊乱生产、治疗无序竞争的灵丹妙药吗？
“共产”的结果必然导致计划经济，从“计划经济”这个词本身来看它的确是充满诱惑的，可是计划经济为什么非但没有治疗原有的社会痼疾反而造成了对社会生产的大破坏，而且集权主义造成了人道主义灾难呢。如果我们分析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的实践情况，就会发现，实际的所谓计划经济并没有表达“计划经济”这个词的含义——使紊乱变得有序。其实，“计划经济”这个理想——根本不可能使经济有序化，而只能导致经济领域的专制独裁主义。消费与生产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动态过程，它不能被权力规划，除非你压抑人类自由，漠视社会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为什么看似来自人类理性的“计划”却表现为非理性的社会生产的破坏，这个问题实际上所涉及的是——历史理性主义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有效与在什么程度上无效的问题。
集权主义的所谓历史理性就是相信社会具有严格的历史规律性，所谓历史规律就像天体必然按照牛顿发现的天体轨道那样运转，历史规律支配着历史分毫不差地运转，而且这个社会历史规律当然可以被天才人物发现，就是说可以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既然社会历史规律可以是现成的文本，那么所谓计划不过是根据这历史规律文本写出具体条目而已。斯大林主义者显然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这种现成的文本，由于集权主义发现对“历史规律”的具体化权力——制定年度经济计划——完全在集权主义者自己手里，为了避免外部势力对自己独裁的指控，他们一般采取这样的辩护：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党人具有天然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并且只有他们洞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奥秘。
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即使历史按照某种神秘的“规律”运转，也不能为人类事先知道，好比“上帝的马车”不同于一个抛物落体，前者是历史运动，后者是物理运动，我们可以计算抛物落体运动的轨迹，而不能计算“上帝马车”的轨迹，因为历史——“上帝马车”是时刻在调整自己。因为社会生活的个人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想法，新的要求，而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如果社会以严格决定论运转——像牛顿定律要求的星球运那样，实际上所谓“历史规律”论就变成了机械论，而人即不是物体也不是机器。在物理学与人类社会学之间没有同一种可以文本化的“历史规律”，我们更不能根据“历史规律”制定经济计划，因为任何计划都不能时时跟踪消费与生产的平衡关系，只有自由市场本身能随时平衡它们。对经济只能采取最大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态度，当然政府又不是完全“无为”的，它负责对市场制定保护自由竟争的法律和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不是非理性或反理性主义者，他们也一定程度地相信历史理性，但绝对不是相信“历史规律”之类，而是相信因为自由和正义是人类普遍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将保证历史不是纯粹的力量博弈，而是在善恶的天平上，历史理性向“善”倾斜，例如斯大林主义不会因为其强大一时就将最终统治世界。
集权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针锋相对的较量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实践上的。因为任何“主义”在一般大众看来都可以通过理论的圆通貌似真理，究竟哪种理论更接近真理需要历史本身做出抉择，因为历史理性不是什么超出人类之外的神秘力量，它就蕴涵在人类之中。与斯大林主义的集权主义相对照的是，自由主义世界有着强大的纠错能力。在二战后的自由主义世界，尽管表面上看，报纸不断披露各种社会丑闻、议会党派林立彼此攻击甚至大打出手、总统选举互相拆台，但这正反映了资本主义的诚实，它没有人为制造太平世界的手腕，因为社会不是操纵在任何一个集团、党派或个人手中。资本主义从法律上强调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防止德国法西斯主义和集权主义对社会肌体的侵害，他们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权力机制基本保证了不可能发生个人专断所造成的长时间持续的灾难和错误。资本主义国家也是由人组成的，而任何社会的人都不是也不可能是“纯洁的天使”，人性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怎样抑恶扬善只能诉诸于法律，而不能依靠阶级优越性。实际上美国总统也一样可能犯错误，例如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在集权主义社会简直不值得一提，但美国社会制度的纠错能力及时保障不使小恶演变成大恶，伟大领袖毛泽东其实也看出了美国体制的这种完善的纠错能力，他说斯大林的错误不可能在美国发生，当然毛泽东的错误同样不可能在美国发生。
其实，历史的讽刺挖苦比语言要厉害的多，如果你能认真了解上世纪的历史，在每一句“伟大真理”的口号背后几乎都鲜明地堆积着白骨书写的讽刺，共产主义是否需要苏联的“人民的敌人”和中国的“反革命”的尸体铺平道路呢？马克思预言的“铁的历史规律”作为文本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只有历史才有明确的答案。不过，如果对于一种理论的批判全部诉诸于历史画面那么未免太血腥了，语词的批判就显得必不可少。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自由主义的胜利和集权主义的崩溃。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信仰走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真反思。人们对“共产”代替“私有”的“普遍历史规律”产生了怀疑。如果“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什么消灭私有制后的社会“恶”更普遍地发生，集权主义不仅扰乱了经济秩序而且复辟了古老的皇帝专制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怀疑首先表现在对“剥削”概念的反思上。作为万恶之源和罪魁祸首的“私有制”“剥削”为什么在如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社会生活生机勃勃，而“共产制”的平均主义国家却使社会财富几近枯竭，社会生活一潭死水呢？显然，工厂企业里的资本家一旦换成集权主义的官员不仅立即消灭了“剥削”同时还消灭了生产效率，那么，被“剥削”的却能富裕与没有“剥削”的极度贫困哪一个更人道呢？对于这样的诘问，在中国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使人们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垂死资本主义”的论证逐渐转向了对“剥削”的认真讨论。
其一，同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存在剥削的思想，但也同时认为剥削的存在对社会具有推进作用，较理性的社会主义者基本持这样的态度。在这个基本态度之后又有所分化。第一种分化：社会主义只能借鉴资本主义的管理模式，鼓励私人资本投资可以增强社会主义建设的效率，但在若干年以后，还是要实行共产制，即承认马克思的历史预言一定会在全球实现，私有制必定被共产制取代，就是说剥夺者被剥夺的社会革命还要发生；第二种分化：认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私有经济的政策不是社会主义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和资本私有并不冲突，共产党的历史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把共产制作为奋斗目标。以实用主义而论，这两种分化的区别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未来“共产主义”什么样只有未来人知道，历史的过去向我们说明，许多人过去赌咒发誓要千秋万代不变颜色云云其实十分可笑，莫说千秋万代，不过几十年甚至十几年，中国人的观念就会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如果过去的标准恐现代知识分子都是右派），谁的法力可以高深到能够为千秋万代以后的人做主呢。
其二，反对剥削说，认为在现代社会，社会劳动力的存在是社会的公共资源，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在一个法律保护竞争的社会中，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结合自我管理和社会人力资源创造财富，财富的创造伴随着社会就业机会的增加所以是在为人类做贡献。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个人财富具有私人属性，但同时具有服务社会的功能，认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不仅错误而且会造成社会倒退，财富的增值并非是劳动力单一创造的结果，“索罗残差”来自于科学技术的隐性价值，所谓隐性价值就是包含在科技成果中的价值，他们才是剩余价值之原。由于科学家发明创造成果中包含的隐性价值几乎是没有限量的，而他们取得的报酬却十分有限，所以他们的成果几乎无偿地贡献给了人类。真正受“剥削”的是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家）、爱迪生（电灯等多项发明家）、洛仑兹（电磁感应发现者）••••••等科学家、发明家，是他们的智慧才使得现代人类劳动付出很小而收获很大，没有他们的发明带来的蒸汽机、发电机、照明通讯设备以及计算机、运输机、挖掘机、自动化机床、自动化生产线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硬件和软件，单靠原始的体力劳动是不可能创造丰富价值的，工人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更皇论创造什么剩余价值了。然而科学家们不仅智慧而且高尚，他们一般不计较自己被“剥削”，更不会鼓动暴力革命打倒那些通过使用机器进行创造财富的富裕的现代西欧、美国工人，况且科学家的寿命不会超过百岁，即使他很悭吝，可他如何在坟墓里收取剩余价值呢。其实，人类生活中的“剥削”行为比利用有专利权的发明家更普遍的也许被我们每个人忽视了：如我们人类祖先使用火的发现，马克思在为无产阶级辩护时似乎忘记了人类文明的意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观点的荒谬性”用一个鲜明的比喻来凸现，马克思把无产者（产业工人）看作是价值（剩余的和非剩余的）的惟一源泉，资本家、科学家、知识分子（如教师）、官员、士兵、警察等都不创造价值，按照这种理论，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把一群产业工人放逐到荒岛上他们仍能像在人类社会中一样创造价值，但是，凡是有起码头脑的人都不会这样认为。很明显，工人作为创造价值的一分子不能脱离开人类文明。也就是说，创造价值显然不是孤立的行为，马克思理论是极端片面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学家，在原苏联，正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过时的理论，现代经济学早已经远远超越了它，所以已经不值得认真对待。在思想批判的基础上，苏联终于实现了在实践上进行批判——推翻共产制苏联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并不是只在苏联解体后，而是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些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认识到，马克思鼓动暴力已经僭越了经济学所能容忍的范围，他们讽刺马克思的暴力哲学应该归类为海盗逻辑，而对马克思主义最富成果的批判是卡尔•波普尔和哈耶克。
（五）
但中国却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历程之外，尽管中国并不在世界之外，而且中国所遵循的马克思集权主义的源头也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以自身的传统改造了这个产物，不仅“天下为公”是中国本土的政治资源，就是以西方的私有制为标准，中国本土的私有制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比如在中国传统的大家庭，相对于大家庭的整体来说，田地、房屋都是属于家庭整体的私产，可对于具体的家庭成员来说，却属于他与其他成员的共产，大家庭便构成一个集体，各个小家庭只是集体的分子，而大家长就是这集体的首领。以此来说，皇帝是国家这大家庭的家长，皇帝所以具有生杀臣民的权威所根据的是中国的纲常伦理，统治中国的不是法律，而是各级家长的威权，皇帝超没大臣的家产并不依靠法律，或者，法律本身的不严格性足以让家长以法律的名义为所欲为，人和人的私有财产物根本不是什么“神圣”的，立法、司法、执法合三为一保证了家长权力统一性和最高性，一个人的自由建立在剥夺民众的自由基础上——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历史传统的巨大力量使民国时期对西方宪政民主的引进流于形式，而共产主义的集权主义倒暗合其骨子里的家长制伦理。所以预言家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准确预言了苏联的解体和中国共产主义体制在形式上要继续保持是建立在对苏联同西方历史的一体性和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独立于西方历史性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实现了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高度集中的体制有共产主义本身的理论要求，更有底层民众的要求。鸦片战争以来皇帝的集权主义的瓦解过程包含着中国民族的屈辱，对于赤贫的民众来说，“共产”的魅力与因国家丧失独立主权时期可怜的个人自由比起来，后者的丧失简直不值一提。好比一个斯巴达人乞丐被一个斯巴达将军告知——如果你同意加入军事共产主义组织便可立即享用食物一样，斯巴达乞丐会毫不犹豫地答应。集权主义使中国变得步调一致而坚强有力，与满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军队的不堪一击相比，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在朝鲜战场挫败了强大的美国军队，中苏边境、中印边境冲突都使外国军队体会到中国军队所具有强大意志力。这种强力意志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彻底丧失使外国军队把中国人看作低等的民族，集权主义唤起了中国汉唐时期作为强大帝国的历史记忆，使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人类的尊严。所以即使“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三千万人口，中国农民还是发自内心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尊严不仅体现于军队的强力意志坚不可摧，而且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人造卫星和核武器的试验成功。
然而集权主义毕竟属于古老的王权政治。历史的经验是，集权主义能够凝聚起强力意志，而且在战争状态的民主制与集权制的较量中，集权制比民主制更能获得阶段性胜利。但集权制毕竟不能作为国家的长远体制，否则它的强力意志必然给自身带来伤害，易言之，国家在和平时期不能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必须建立在市场自由的基础上，而市场自由又以私有制和个人自由为前提，是否有某种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制度能同样实现资本主义所达到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呢？——这是新左派提出的问题。而效率与公平的考问者首先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集权制的分配“公平”能否产生效率，或者说，非私有制能否在广泛的社会普遍地达到私有制的效率，当然这个问题是集权主义为中国赢得民族尊严之后才提出的。
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尽管经典“共产”理论指出了私有制所带来的罪恶似乎并不能回避，问题是“共产”制为什么比私有制的社会生产效率低下、罪恶更普遍日常化？如果我们假设在上世纪发生的社会革命是无限正义行动，即农村地主土地被剥夺和城市资本家通过公私合营的一系列改造最终实现公有制都不是海盗逻辑，而是正义逻辑，那么如何解释效率低下的问题。
中国传统意义的私人所有物观念尽管没有罗马法那样明确，但中国的历代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法律其实都是以暗含着保护私有财产物为前提。尽管人的一生不过百岁，所有物都属于世界并不属于自己，即使属于自己的肉体最终也还是要和因死亡与“自己”脱离并最终属于世界，然而在和平时代，一个人来到世间所获得的自由是以他的继承的私人所有物和创造私人所有物来实现和体现（匪徒强盗除外），私人所有物当然并不一定是完全能货币化的物品。所有者可以把自己继承和创造的私人所有物捐赠他人或社会，然捐赠是明确的，这是他为社会的贡献，他因此获得成就感，他的高尚因私有物本身的属性而明确体现。但是如果他的私人所有物被剥夺，他的人生价值也就失去了衡量的标准，当一个天才的工程师被社会认为他先天地因为自己的出身不如一个工人高尚和有价值，那么他就无须通过发挥他的天才而证明自己。既然一切“共产”是大家所有和共同创造，当没有人能靠所有物的创造证明自己的比别人优秀，那么出现这样的局面理所当然——所有人也就向着平庸看齐，个人聪明才智和知识甚至被认为是讨厌的东西。在一个剥夺了私有制的社会中，个人自我奋斗的动力被取消了。
过去“大公无私”的本意是形容一个人为集体利益不顾个人利益的高尚道德，这个道德的提倡反过来加剧社会体制的全民共产化，没有个人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化社会体制似乎必需一个“大公无私”的道德基础。这个体制其实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古典哲学《礼记》中的理想，不仅康有为的《大同书》本原于此，就是民主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的“天下为公”也部分来源于此。中国哲学传统是包容性强，用诗意的话语表达哲理，诗意性的宏大往往以牺牲精确性为代价。以“大公无私”论，这句话其实可以做多种解释，甚至可以是对立的解释，“大公无私”其实极容易转化成“公私不分”，尤其表现在权力的运用上，权力的公私不分导致了行政权力者对权力使用的无限扩大化——极权主义。既然天下的财产已经全部共产，原则说来每个人都有参与支配财产的权利，但这个权利只是名义上的，一个农民不仅无法参与国有资产，就是乡镇的集体财产他也没有支配权，“共产”的支配权其实只有管理者，管理者尽管并不是“共产”的所有者，但他的支配权却使他的权力超越了旧时代的衙门官员，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中足以看出，官员的权力直接联系到百姓的生死。以“计划”的名义滥用权力，权力者自恃自己“大公无私”，他真的“无私”吗？权力者自己甚至也无法弄清，哪些决策是为了“人民利益”，哪些决策只是他的个人爱恶，其实既然“人民利益”不能体现在监督机制，所有决策其实都不过是个人以爱恶来做出的。斯大林生活简朴，对于财产他的确做到了“大公无私”，那么是否就保证了他在处理国家事物中做到公正呢，表面上是公正的，甚至是绝对公正的，既然“绝对公正”不过是没有任何权衡标准的宣传。在绝对权力的体制中，旁观者并不敢于揭穿他“大公无私”掩盖的私欲膨胀——把他仇恨的政敌陷害致死却又以堂皇的名义——为了人民利益，斯大林的私欲——发泄对政敌的仇恨，被他的没有对财产的欲望遮掩了。其实对财产欲望的贪婪固然是罪恶，但比起以“大公无私”的名义公私不分地滥用权力的罪恶来实在要轻微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现代贪官很多，但比起共产时代“大公无私”的“廉洁”官员更少阻碍了经济发展的原因。
人们现在已经不讳言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罪恶。马克思当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剥削的罪恶，可是当政府行为代替企业行为并渗透到人们生活的一切领域，所谓计划经济就成为命令经济和对人民思想自由的剥夺，罪恶之大似乎远超过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的罪恶，而且更难于忍受。正是通过极权主义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和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思，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私有制不是万恶之源，相反，私有财产的确立即是人权的要素也是保证人权的最基本条件，国家没有权力分配一劳永逸的“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就像它不能对经济实行完全的“计划”一样。
（五）
如果说自由主义终于获得了历史性胜利主要归功于西方自由主义，而认为中国传统中只有集权主义、没有任何自由主义也是不对的。其实在先秦的哲学如《老子》中就包含着自由主义思想，我所指的不仅是老庄关于自然无为的思想，在《列子》的思想中甚至包含着对于那种近代剥削理论的批判。《列子•天端第一》记述：宋人向齐人的国氏问致富之道，国氏说，我善于偷盗。宋人以为得到了致富之道，就去偷窃富人的东西，不久败露，宋人就向国氏抱怨他的致富之道害了自己。国氏说，我的盗窃之道不是向富人去偷窃，而是盗窃自然的物品——禾稼、土木、禽兽、鱼鳖。
剥削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那个宋人对国氏的盗之道的误解，以为富人的财富来自于偷盗，自己就得了真理，可以以此偷之道对待富人的财富，殊不知国氏的财富是从自然资源里得到的，并非来自于对他人财富的无偿占有（剥削）。
承认财富的自然属性，看到财富是一个随着人类的知识和智力增长的量，而不把社会财富理解为固定的数量——我们的古人已经早就懂得了这个道理。那种把富人富裕必然以穷人赤贫为前提的看法是狭隘的赌博思维，这种思维是那些诅咒私有财产是万恶之源的人的思想基础，他们只看到私有财产物的私有属性造成的社会地位差异和不可避免的危害，却看不到对个人奋斗的激励作用和对整个社会财富增长的推动力，并且以为既然富人的财富都是剥削穷人得来的，就把强盗的逻辑说成是人类普遍的真理，鼓动暴力和非理性主义的斗争哲学。经过对历史灾难的不断反思，现代中国终于充分意识到欧洲幽灵的集权主义的危害，也意识到传统的重农主义和轻商思想不适应经济全球化，而重视商业和市场就必须扬弃那种否定私人财产所有物的近代公产主义思想；并且因此已经看到，在自由资本主义之外不可能有现代化，企图超越历史阶段走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行不通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保持中国优秀文化前提下的充分世界化。我们应该感激外部世界，我们正是在接受外部世界的不断指责而为自己的落后状态的辩护中反思了自己落后的原因的。而目前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说明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历史震荡后终于回归了理性自由主义，只有极少数人还在眷恋集权主义，但他们将很快消失于坟墓中。但自由主义并不是历史的终点，内部的分化将在现实历史中有所体现，尽管我们人类不能预言未来社会的状况，但对未来的美好期盼说明马克思起码在这种意义上还没有过时——我们需要一个更公正因此是一定程度地接近完美的社会。现代自由主义也许过于关注人本身了，这使它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已经日益迫切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增长使人类日益背离了他们关于美好社会的初衷——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生物圈的破坏正在变得不适合人类生存，当此之时，我们中国传统的自由主义的重视自然与人和谐相处的哲学应当成为一个新的主题，毕竟，即使以人类中心论而论，一味地“盗窃”自然资源转化成财富对人类也没有好处，增长是有极限的，当然这是另一个问题。
2004年5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