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字元长，北宋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县）人。此公多才多艺，诗词文章写得很好，书法更是独树一帜，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并称北宋四大书法家；他在官场上也很得意，曾经四度出任宰相，先后把持朝政十七年，位极人臣，显赫一时。
但是，蔡京终究是以奸臣而闻名，并且以奸臣进入历史，《宋史》毫不含糊将他列入《奸臣传》。尽管后世有人为他写过翻案文章，现在也有人欣赏他的左右逢源，毕竟他作为误国奸臣是实至名归，不可否认的。
熙宁三年（1070年），蔡京考中进士，正式进入仕途。“调钱塘尉，舒州推官，累迁起居郎。使辽还，拜中书舍人”。 短短数年，蔡京由地方政府官员变成朝中大臣，受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重用，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支持王安石变法，并取得一些政绩。
徽宗即位之初，蔡京受到谏官陈瓘等人的弹劾，被夺去了官职，闲居杭州。闲居期间，蔡京成天埋头写写画画，表面看很悠闲，心里却寻思东山再起。当他得知宦官童贯到杭州为徽宗收集书画、古董的时候，赶紧与童贯取得联系，为童贯出谋划策，弄得不少民间珍藏的字画，这些珍玩让徽宗爱不释手。与此同时，童贯还带回了蔡京的书画作品，赠送给皇上的妃嫔、近臣，竭力为蔡京疏通关系。崇宁元年（1102年），徽宗有意恢复神宗的改革举措，蔡京死党邓洵武乘机推荐蔡京为相，徽宗遂决意起用蔡京，罢免韩忠彦和曾布的宰相职务，提升蔡京做宰相，而且是唯一的独相。
一夜之间，蔡京由逐臣为独相，可谓吉星高照。此后二十多年，蔡京四度出任宰相，成为徽宗朝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但是，蔡京并没有利用他的影响力治国安邦、造福于民，而是用于欺上瞒下、以权谋私、祸国殃民，并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
作为奸臣，蔡京最擅长取悦或迷惑皇上。他深知，宋徽宗是大宋最高领导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只要“摆平”宋徽宗，就能够摆平一切。徽宗即位不久，也想有所作为，有意恢复其父神宗的改革举措，于是蔡京打出辅佐徽宗“上述父兄之志”、恢复“新法”的旗号，大张旗鼓地造势，俨然以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自居。实际上，蔡京在推行“新法”上并没有实质性动作，只是显示出热衷于改革的姿态而已，更多的是趁机大兴党禁，打击或消灭反对派。
宋徽宗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尤其擅长书画。蔡京身为宰相，不仅不劝谏徽宗以国事为重，而是投其所好，听任他沉湎于各种爱好。徽宗酷爱花石，蔡京便安排自己的心腹朱勔于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一带搜刮奇花异石；为了把这些奇花异石运往京城，在全国各地征调无数船只，每十艘船编为一“纲”，通过运河、汴河运到汴京开封，这就是所谓的“花石纲”。朱勔因办理“花石纲”有功，得到徽宗皇帝的青睐，屡次升官晋爵。“花石纲”的征运，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给东南地区和运河两岸的民众带来沉重负担，不少人家家破人亡，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为了让徽宗纵情享乐，蔡京循循善诱，经常向他灌输享乐思想：“陛下当享天下之奉”、“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有几何，何不尽情享受？”他还将《易经》中的“丰享豫大”之说作为理论依据，劝告徽宗在国富民强的太平盛世，帝王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要敢于挥霍钱财，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徽宗全盘接受了蔡京的怂恿，心安理得地享受。政和七年，徽宗听信道士刘混康建言，认为在京城东北角修造万岁山（又叫艮岳），不仅有利于添加皇子，而且有利于国家繁荣昌盛，于是下令从全国抽调大量工匠和士兵，历时六年建成了方圆十余里的皇家园林。艮岳设计精巧，亭台楼阁，奇峰异石，茂林修竹，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对于徽宗来说，艮岳的确令他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但是，这是一项劳民伤财的工程，并没有给国家带来繁荣和好运。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蔡京热衷于打击政敌或异己。首次为相，他就迫不及待地唆使徽宗发布了一道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措词严厉而强硬，由此揭开打击政敌与异己的序幕。蔡京以王安石变法的继承者自居，其打击的对象主要是反对变法的人士，由于反对派人士曾在哲宗元祐年间执政，所以蔡京将他们划为“元祐奸党”。 首批被扣上“元祐奸党”的帽子共有17人，司马光、文彦博、苏轼、吕公著、黄庭坚等名人首当其冲，后来扩大到309人。
对于“元祐奸党”，蔡京给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凡是在世的“奸党”，一律免职罢官，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其亲属，不论亲疏，遣返原籍，不得在京城居住。凡是去世的“奸党”，要在思想上清除他们的流毒，徽宗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包括他们手写的碑匾、墓铭、楹联，统统砸烂清除，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处。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因神宗皇帝为它写过一篇序文，侥幸逃过被焚毁的厄运。
为了重创“奸党”，蔡京居然赤膊上阵，亲笔题写“元祐籍党碑”，将309人的所谓罪行和姓名刻于碑上。徽宗、蔡京认为仅在京城收拾“奸党”，声势不够浩大，不太过瘾。于是号令天下，凡是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其险恶有用心，无非是将所谓“奸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他们身败名裂，臭名远扬。然后，历史是客观公正的，蔡京本想借“奸党碑”羞辱他人，结果却让自己遗臭万年。
在打击“奸党”的同时，蔡京绝不放过迫害他们的亲属子弟。凡是“奸党”的子弟亲属，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即便考试入选了，也要取消功名。崇宁二年的礼部考试，本已考中的李阶因是“奸党”李深之子，又是“奸党”陈瓘的外甥，终究被夺去进士资格。“文革”期间，“四类分子”的子弟也受到歧视，但是“教育好了”也可以给“出路”，而蔡京并没有出台宽大政策。
北宋的两派党争，是是非非自有历史评说。总体来看，“元祐党人”中正直的知识分子较多，才华横溢的文人较多；而“元祐党人”的对立阵营，也不乏正人君子，但是其中小人居多。小人这东西，刁钻刻薄，一肚子坏水，只要下手，非常狠毒。蔡京打击“元祐党人”，就是典型的小人做派。幸好宋太祖有不杀大臣的遗训，否则两派党争更加残酷，更加血腥。
通过打击“元祐奸党”，蔡京将贤良正直之人挤出朝廷，进而拉拢并重用一批奸佞小人。与蔡京狼狈为奸的有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合称为“六贼”），还有高俅、蔡攸、杨戩、李邦彦、张邦昌等人与蔡京沆瀣一气。徽宗痴迷于书画创作和享乐而怠于政事，正好给以蔡京为首的奸臣团队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因而把持朝政，统揽大权，横行无忌。
徽宗对蔡京言听计从，很多事情蔡京可以说了算。蔡京利用手中权力，肆意招财纳贿，贪赃枉法；尤其善用人事任免权，货贿官场，“营进之徒，举集其门，”大量金银财宝，珍奇美物，甚至美女，纷纷送上门来。《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只要送给蔡京钱财，即便是不学无术的人或穿开裆裤的孩子，也可以成为朝廷命官。蔡京的姻亲胡师文，先是无功被授予发运使，不久因送钱数百万缗，被提升为户部侍郎。西门庆曾经给蔡京送去厚重的寿礼，便得到山东提刑所副千户的官职。
蔡京之奸，不仅表现为以奸事君治国，而且以奸事亲治家。据《宋史•蔡京传》所载，“（蔡京）见利忘义，以至兄弟为参商，父子如秦越。”蔡京的弟弟蔡卞，与他是同科进士，都在朝廷为官。但兄弟俩不管是做人还是从政，都截然不同。蔡京见风使舵，时常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钻营；蔡卞则始终坚定站在王安石一边。蔡京为官贪黩，蔡卞清廉。按通常人的想法，兄弟如果搞不到一块，最多是河水不犯井水。但蔡京却不这样想，他觉得蔡卞是自己仕途上的绊脚石，必须清除，便处处诋毁打击，使其遭到贬官外放。
蔡京有六个儿子，其中三个做到大学士，可谓门庭风光。但这一家人并不和睦，而蔡京对儿子们也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依靠蔡絛，遏制蔡攸。这一策非但没提高家长的威信，反而加深家庭内部的矛盾。蔡攸也非善良之辈，在父亲身边长大，耳濡目染，学会了其父的奸佞，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善于巴结徽宗，演市井淫秽之戏以邀宠。为争权而与其父反目为仇，互相倾轧。
贪婪奸佞的蔡京，与徽宗玩起君臣“二人转”，把大宋玩得昏天黑地，乌烟瘴气炙，引起了天下人的切齿痛恨。“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们的好世界。”这首民谣当时就广泛流传，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宣和七年（1125年），宋徽宗退居二线，宋钦宗即位，太学生陈东等人联名上书，坚决要求严办蔡京，侍御史孙觌等朝臣也极力弹劾其奸行。宋钦宗出于顺应民心，或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处置蔡京。先是将他贬官，最后下令流放儋州（今广东儋县）。尚未到达流放地，蔡京就一命呜呼了。
对于蔡京之死，天下人都感到十分遗憾，遗憾的是，未能将他依法处死。
蔡京死后一年，即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京城开封并俘获了徽宗、钦宗二帝，宣告北宋王朝的灭亡。蔡京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有何感想。他会感到痛惜，感到悔恨，感到自责么？不会，也许不会。因为多年的官场和朝堂的历练，早已使蔡京变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作为利己主义者，蔡京所关心和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势和私利，只要获得权势和私利，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顾一切；为了权势和私利，甚至不惜兄弟阋墙，父子反目。所以，蔡京并不在乎国家的存亡，犹如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所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本文刊载于2012年9月3日《学习时报》（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