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选贤制度是件好事——以中国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13 次 更新时间:2012-08-27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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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淡宁 (进入专栏)  

政治领导精英化是一种政治体系的理念,这种政治体系目的是要选出高于一般能力的政治领导人,由他们来做出具有前瞻性的政治决策。这就意味着,政治领导精英化有两个重点:1领导人必须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能力和道德。2选择机制必须能选出这样的领导人。

在当今社会,政治领导精英化已经几乎淡出了政治理念,但是现在,特别是在中国,却出现了3个重要的理由使得这个政治构想重新焕发生机。第一,政治领导精英化曾经是,并且一直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第二,民主体制是一个有瑕疵的政治体系,而精英化却能在某些方面弥补这些瑕疵。第三,在过去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自己正变为一个精英化的组织。接下来我会一一阐述这些因素。

选贤制度在中国的政治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关键的主题。在中国春秋时代的以血统为基础的贵族统治观念逐渐瓦解之际,“任人唯贤”的思想就出现了。这种思想在战国时代的几位有名的思想家之间相互传播。这些思想家讨论到底什么是这种思想的优势,如何实现它以及在此基础之上所建立的社会制度。对于孔子来说,选贤制度起源于这样一种构想,即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教育。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同时代的人都具有同样的能力来做出前瞻性的判断。因此,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去选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导人,让他来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这种体系同样也会鼓励有才华的人去尽可能的投身政治。在孔子的眼中,这种制度将会得到人们的信任。

在封建社会,选贤制度由科举考试制度来体现。这种考试会使成功的候选者走上功成名就的道路。撇开这种制度的缺点不说,它的确创造了一种选择人才的最小标准和一种恰当的社会等级流通制度。这种体系后来传播到了韩国和越南,同时也影响到了西方私立教育的选拔制度。在后二战时期,东亚地区的迅速繁荣至少有部分是因为由此类机制选择出的精英领导人所作出的决定。

而今,选贤制度作为孔子的思想遗产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在中国,大多数人都赞同“分级责任选举”(遵守程序来确保人民政治参与权和选举权),这种选举制度比自由民主的制度优越的一点就在于"优秀的领导人会考虑到人民的要求,经人民的利益体现到决策中去,并代表人民作出良好的政治决策。

选贤制度的理论同样也是西方社会政治体系的中心。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一书上定义了选贤制度的理念:一种最完美的政治结构,由一群有超凡能力的领导人所组成,可以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判断,并能以被授予的权力来管理国家。尽管后世的思想家很少给选贤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它仍然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美国的开国元勋和19世纪的“自由精英”约翰?米尔和亚历克斯曾提出过这种理论,并希望通过它将精英和民主揉合在一起。然而,精英化的理论渐渐淡出了现代西方的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民主政治构想。但是对于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会来说能考虑过这种精英化构思已经实属不易。

如果民主政治被认为是最好的政治体系(或者是像丘吉尔所说的“最不坏的”政治体系),那么即使完全不讨论选贤制度也没关系。但是,事实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声。政治学家已经提出,前所未见的货物流通、服务和资本全球化会给西方民主制度带来领导力的危机。资本利益在政治过程中有着不相匹配的权力。特别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体现的更加不公平(往往是一美元一票而并非一人一票)。

政治理论家开始对投票制度的本身提出质疑。一部分疑问在于:投票者经常会仅关注自己的一些物质利益而忽略了下一代的利益或是那些没有投票权但却受到影响的群体的利益。杰森认为如果投票者不能作出前瞻性的选择,那最好不要投票。可以肯定的是,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仅考虑自己利益的投票可能会对那些没有投票权的人造成一些灾难性的后果(考虑全球变暖),更令人担心的是,一些投票者甚至可能忽略了自己的利益。通过大量的试验,布赖恩指出投票者经常做出不合理的判断,并把投票者的竞争测试作为一个解决方案。当然,这种设想从未在西方民主世界里被尝试过。以一人一票制来体现的政治平等在今日的体系中近乎达到了半神圣的地位。在19世纪,约翰米尔还有可能为受教育者开设额外的投票权,支持上述做法的人会被认为是完全丧失了道德标准。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些时期,毛泽东政府曾经明确拒绝了孔子所推崇的精英政治设想。可以理解的是那个时代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革命的动力保存军事实力最终防止被国外势力所利用或逼迫。但现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被建成了一个相对安全而且强大的国家,这意味着中国不用过分担心生存问题了。因此,重点转移到了由精英领导人所带领的政府所要完成的任务中了。中国共产党内部的选择机制和推举机制也变得越来越精英化。

如今大学校园已经变成了党内招募的主要场所。截止至2010年,在一些名牌大学中如清华大学,大约有28%的本科生,43%的硕士二年级生和55%的硕士毕业生都是党员。(我曾经在清华大学任教8年,许多我的优秀学生都是党员。)共产党同样也将目光放到了“社会新兴阶层”上,包括城市新专家、私企中的商业家和管理者、律师和会计。

干部选拔体系是更加的精英化。在最近的一轮中外学术的交流对话中,中央政府组织部部长提供了一些令人惊叹的细节,李部长声称: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会使用不同的标准去评判能力和德行。在一些地方政府中,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十分被看中,(可能在地方政府,民主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而在中央政府,工作重点就被放在了合理性上,因为领导必须考虑到多方面的因素,做出决策必须涉及到领导能力,但是一些德行诸如关心群众,实干的态度也必须被考虑到。同样领导被要求去树立一个无腐败的形象。

为了去解释中央政府的这套严密的选择机制,李部长描述了组织部过去用于选择秘书长的一套过程。首先,第一轮是一套候选机制,包括已经退休的领导,只有受到候选人资格的人才能进入下一轮。第二轮是一轮考试,包括一些问题,问你如何当一位好的秘书长。大约有超过10个人竞选,最后选出5人。为了确保过程的公平公正,考试的题目会被放到一个公共的走廊,让所有候选者作出判断。接下来就是一轮面试,面试官由部长,副部长还有大学教授组成。为了确保透明公正,在秘书办工作的领导会与候选者待在同一间房间,并且监视着整个过程。只有3个获得最高分的候选者才能进入下一轮。再然后,人力资源部将会调查候选者的表现和品德,而且主要是考察品德。2位候选者会进入下一轮。最后一轮由12位部长进行投票决定,候选者必须获得8票才能胜出。如果在第一时间并没有人获得8票,则部长们进行讨论,直到有2/3的部长支持某位候选者。

组织部秘书长选举过程的严密性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从中当选的候选者更是让人印象深刻)。这种在人才选拔过程中的透明性有助于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人们没有亲眼见过选举过程,他们很可能怀疑选举是主要依靠权力,关系或者腐败。然而,在清楚地了解了实际的选举过程之后就否定此类的怀疑。但是仍然有不少的地方必须努力。如果能够掌握更多的关于会影响中央政府选举标准的信息,那就会更加好了。但是,李部长告诉我们的选拔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增加透明性的标志。

(来源: 赫芬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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