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改革在刺激大革命的爆发。不过，跟常人想象的有些不一样的是，革命并不会发生在经济萧条时期。实际上，革命前是经济发展最繁荣的时期。政府为了促进公共繁荣，铺设社会保障网络，实施公共工程，这样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的增长，这也激发了他们投机的欲望。但是，因为政府向来财政管理不善，此时由于国家财产与私人财产混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原来的公共劣迹此时成为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但是，随着繁荣变成泡沫，民心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敏感得多，体制内外的人士都公开讨论政治弊端。执政者屡屡声称要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却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这些口惠而实不至的改革只是起到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那些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最热爱现存政府的工商业者也最坚决地急于改革。总之，对一切旧体制的仇恨在增长。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会将它猛烈的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国民明显地走向革命。
上面的场景说的并不是中国，而是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描述的大革命前夕的法国。这个似曾相识的场景与今日的中国类似吗？极其类似。法国发生革命了吗？的确发生了。一场革命正在来到中国的路上吗？ 我以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革命，而是革命是否可以避免，如果不可避免，那它应该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历史上的革命类型说起。 革命有两种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类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和美国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另一类是法国大革命式的乌托邦革命。表面上看，英美革命与法国革命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民主革命，都声称追求“自由”与“平等”。但这两类革命之间的差别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
以美国为例，美国革命的领袖们认为，公民的自由比民主和平等更重要，自由对政府来说也是更容易实现的目标，不像后者那样，只有通过对社会加以全面彻底地改造才能实现。此外，即使对平等的强调也只是指权利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平均）。在法国革命中，对平等、自由和正义的追求则是靠断头台的刀刃来实现的。正如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李普曼所断言的，这样的乌托邦革命，越是试图去建立一个人间天堂，结果却越是把地球变得更像地狱。
在美国革命家们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需要靠制度而非靠多数人的“公意”。所以，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共和的、宪政的、自由法治的制度框架之中，而非靠单纯的“多数决定”来治国。胜任的政府需要有如下的品德──稳定、远见、审慎、公平。所以，这种政府既扎根在民意之中，又与表面上的民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法国雅各宾派这些乌托邦革命家的想象中，恶的根源在社会结构之中，只要消灭了这些制度结构及其阶级化身，罪恶就会消失，美德就会盛行。现实主义革命家认为，人类恶的根源在于自我，推翻恶的制度并不能保证有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美国革命既是一场自由的革命，因为它为当地民众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也是一场保守自由的现实主义革命，因为这场革命没有触及革命前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试图将社会与（从英国继承来的）传统彻底打碎后再进行全盘性的改造。其精神与光荣革命是一致的，与法国革命是相左的。所以，柏克支持美国殖民地人民的要求，却谴责法国国民议会的专横。柏克之所以站在北美人民一边，是因为他反对英王所拥有的“专横的权力”。柏克和托克维尔都赞成前一种革命，反对后一种革命。
柏克反对法国雅各宾派及其领导的大革命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他发现，雅各宾派在对其同胞及法兰西传统中行使“专横的权力”。他指责法国的革命家们摧毁被其视为恶之来源的家庭、教区、地方社区、行会、社会等级、教会等这样的中介结构，因为高度集权的政府毁掉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上述“缓冲区”。在柏克看来，传统对于社会秩序与自由是至关重要的，而摧毁上述旧制度并不能真的除掉恶的源泉，却给人们带来白色恐怖。他也没有认为传统是尽善尽美的，只是认为全盘取代传统的“新生事物”可能危害更大。他敏锐地洞察到，既然大革命消灭了旧制度，本由旧制度所承担的社会凝聚职能只好由军队和暴力来执行。用暴力来制造凝聚力，必然要造成暴力的滥用，侵犯人的自由。1790年以后在法国和其它走法国革命道路的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一再证明了柏克在1790年作出的预测。
柏克的睿智在于他在法国大革命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其惨烈的后果。柏克甚至认为，法国革命所具有的神秘性会使这种乌托邦革命不断蔓延、传染到亚洲和非洲。虽然后来的事实不出柏克所料，但是，作为一位贤德之士，对政治灾难的先见之明却使他因为自己的卓见而更加感到叹惋和悲哀。
法国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空前而有后的事情。这场革命企图按照理性主义的原理对社会进行全盘彻底的改造。在法国，雅各宾派的革命者以平均代替平等，以专横代替自由，以人民的名义实行极权和专制。雅各宾主义的目标是在以“公意”象征的、全新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不受约束的权力。雅各宾派把法国大革命变成对传统及道德的征服。他们以为，通过对群众进行说服和教育，必要时可以借助强力和恐怖去改造人性，从而就能实现对市民、知识分子、农民以及对社会的彻底改造。这样的革命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来锻造一代代“无私的”、“有道德、有理想的”新人。只要这些目的一日没有达到，革命就没有完成。在实践中，这样的革命是以平等名义的平均，以自由名义的放纵，以人民名义的专政。
柏克和托克维尔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罪恶来源于人类自身，革命的目的在于找到必要的制度途径来约束人的本性、尤其是政治家本性中潜在的恶，在于找到一种个人能够享受空前自由的制度安排。现实主义革命家们认为，推翻万恶的旧制度并不能保证必然造就一个更好的新制度。既然恶的来源不在要被推翻的制度和代表这些制度的个人身上，那么，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存在能够杜绝一切罪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只要在自由权和财产权没有得到落实、在人的尊严与价值得不到尊重与保护的地方，就存在现实主义革命的必要性。但这种革命在手段上完全不同于乌托邦。从历史上看，它可以是英国的“光荣革命”，可以是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石竹花革命”，也可以是1989年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鹅绒革命”，还可以是近年来发生在中东的阿拉伯之春。
最好的革命是最不彻底的革命，对社会的健康肌体触动最少的革命，暴力程度最轻的革命，伤害人命最少的革命、带来个人自由与有限政府的革命。最坏的革命是最彻底的革命，把整个社会与道德秩序彻底摧毁的革命，最暴力的革命、夺命最多的革命、带来专政与集权的革命。
如果说20世纪的中国发生的是一场乌托邦革命，那么21世纪的中国则需要一场现实主义的宪政革命。面对中国可能出现的变局，应该将暴力最小化，避免将整个社会推倒重来。革命的权利永远不能放弃，但是绝不是要翻天覆地。如果革命不可避免，就把它转化成只影响到政体层面的宪政革命，从而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刘军宁，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保守主义》、《共和·民主·宪政》、《权力现象》等。文中所述仅代表他个人观点，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