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社会高度关注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其中一个深刻的“关注点”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以过去十年的从严治党、治理腐败出场的。但“治理腐败”的成就，引发的是更为深入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这个宏大的政治考量。马克思是在“社会革命”中论述了“政治革命”，讲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了“社会革命”的“开端”或“引领者”恰恰是“政治革命”。一个政党的“革命”属于“政治革命”范畴；一个政党的“自我革命”，意味着这种“革命”不是外来的“恶性党争”，不是“外部力量”来驱动。基因、根源、过程、宗旨、目标等，“型塑”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脊梁和血肉，体现了其伟大的理论旨归。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和气魄的认知，不能停留在“有能力有勇气治理腐败”这个层面，而要推入到实践深蕴：中国共产党正在以“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正像“火车头”引领整个列车勇往直前，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也依赖于伟大的自我革命，作为“火车头”，引领着中华民族进而引领着全球社会这个巨型列车在“为人类谋幸福”的康庄大道上滚滚向前。

【关键词】历史火车头；自我革命；社会革命；理论旨趣；实践深蕴

在人类社会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世界格局和政治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在国际政治斗争彰显“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关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举行。因而毫无疑问，全球社会或者说全世界的国家，都高度关注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的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大会的精神是丰满而深刻的，其中一个深刻的“关注点”是：中国共产党能否通过“自我革命”而保持先进和纯洁，能否通过“自我革命”持续引领和完成波澜壮阔而又无比艰巨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就此而言，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阐释挖掘和体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伟大品格的理论旨归和实践深蕴，便具有十分迫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实践出场：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气魄“治理腐败”

在这次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的报告中，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首先是以过去十年的从严治党、治理腐败出场的。《报告》指出：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我们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反腐败斗争，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品味这一大段的政治文献的表达，使用了过去党的文献中罕见的“民间化”的话语，比如：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祛疴治乱，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等等，这种民间化的表达，加大加深了全体党员和普通民众对于十年来我党“治理腐败”的切身体悟感。

事实上，中国民众乃至于全球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品格的观察和体验，也是从聚焦在我党“治理腐败”的实实在在的实践业绩上开始的。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1年6月28日报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案件380.5万件、查处408.9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74.2万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32.2万人。从2012年12月到2022年5月，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2014年“天网行动”开展以来，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已有60名归案；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民生领域侵害群众利益问题39万余件，处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查处黑恶势力“保护伞”相关案件9.3万个，处理8．4万人。在惩治腐败的震慑和党的政策感召下，4.2万人主动投案。国家统计局2020年年底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比党的十八大前的2012年的调查提高了16.5个百分点。

网站据此总结道：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战略态势，已经形成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已经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腐败、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严惩腐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腐败的中国道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眼于未来，也向世界展示了我党继续加大反腐败的勇气和决心。报告中指出：腐败是危害党的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同时发力、同向发力、综合发力。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决不姑息。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惩治群众身边的“蝇贪”，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使严厉惩治、规范权力、教育引导紧密结合、协调联动，不断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

腐败，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普遍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政党政治中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均为“政党政治”的背景之下，人们对于“治理腐败”成就的认知，还是比较偏重于从“治理国家”或“国家治理”的角度，还没有单独地从“政党”这一独立单纯的角度来审视，这是因为，世界上多数政党是要通过一定的竞选成功后才能执政，执政以后才能把“治国理政”变成一种现实的政治和国家治理活动，也只有在这种前提下，才能谈到“治理腐败”等所谓成绩。如果没有执政的一个“在野党”，就无所谓其“治理腐败”业绩这样的问题。

因此，对于“治理腐败”业绩的认识的关键是：不能停留在治理腐败的业绩本身，而是要透过治理腐败业绩追问：“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些治理腐败的业绩”？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独特而伟大的政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我们认知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政党不同的是：当我们论及中国的国家治理的种种成就时，就必然要深入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所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业绩出场的“治理腐败”，首先可能引发的是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思考，人们会思考在没有其他所谓“在野党”监督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又能做到“刀刃向内”的从严治党？一个伟大的执政党轰轰烈烈的“从严治党”又意味着什么？一步步地深入，必然把人们的思绪引入到问题深处：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品质、能力和勇气！

作为首先出场的“治理腐败”的成就，引发的是更为深入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这个宏大的政治议题。

二、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是个减缩语，完整的表述应该是“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 或“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

从文献的角度搜索，“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话出自于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之中。马克思在这篇很长的文章中，较具体地分析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国革命。其中，马克思从革命的实践中体悟到一个道理：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亦即是说，人类历史的进步，总是通过“革命”引领的，就像火车头引领着整个列车在前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克思提出了这个形象比喻的“金句”，而在于，马克思讲出了与他的唯物史观相融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革命，意味着事物的本质性变革。置放于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或学科话语中，尤其是置放于历史发展和历史进步的理论体系中，“革命”是正当性、合法性、合理性的历史实践，由革命引起的“变”，不是背离历史潮流的“变”，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变”，是彰显正面价值的积极性的“变”，即顺势而变，合乎历史演进的总体趋势和规律性，因而是一种进步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革命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在遵循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实现的人类社会的新旧更替和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

革命意味着新的开端。马克思指出，一切革命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使人民临近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新的时代展现在他们面前。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从静态角度看，革命的结构是立体多层面的，可以是科技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等等；从动态上看，革命可以是“单一领域的线性革命”，比如，单纯的科技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等等，但也可以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层层递进或全方位立体推进的“综合性革命”。

从类型上讲，具有综合性意义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换句话说，只有“社会革命”才称得上是综合性的革命。

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曾提出过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个说法引来了不同的理解：马克思是一个“什么革命家”？是“政治革命家”还是“社会革命家”？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个“政治革命家”，而是一个“社会革命家”。现在看来，这种割裂“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内在联系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是的，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恩格斯也曾指出：“任何一次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在对18世纪的英国、法国、德国的状况进行比较后，恩格斯把英国的革命称作社会革命，法国的革命为政治革命，德国的革命为哲学革命，其中，他对英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及其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英国革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它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变革很可能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在实践上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屈威廉对英国革命也赞扬道：“这次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值得赞赏的地方不在于歇斯底里的吼叫和骚动，而在于冷静、谨慎、智慧的悄声细语，这些胜过了所有的喧闹声。”

马克思毕一生精力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基石”或者“前提”：第一是“唯物史观”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运动规律，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奠定了哲学基础，为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二是“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存在、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不但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从而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缺陷，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科学的现实基础之上，使社会主义真正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这里，“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伟大的“社会革命”理论。它表达出：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才能真正动员人民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人类历史。

从理论上讲，社会革命是指对整个社会的彻底变革，不仅包括社会政治领域，而且包括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包括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它表示的是社会形态的质的转换，促进社会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建立一种更合乎必然性的社会制度。社会革命本身表明，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已经发生变化，显现出逐渐丧失存在的合理性的迹象。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从适应经济基础到阻碍经济基础，旧的上层建筑为维护其存在竭力反对旧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变革，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这就成为社会革命爆发的信号，社会革命的时代将不可避免来临。所以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让我们重新思考上述我们十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理论，是的，从表面上看，似乎马克思恩格斯比较“崇尚”社会革命，但他们并没有据此而就否定了“政治革命”。对英国的“社会革命”的赞赏，对法国“政治革命”及德国“哲学革命”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政治革命”和“哲学革命”（思想革命）的否定。

难道这段话里不包括“政治革命”吗？答案是：马克思恰恰是在“社会革命”中论述了“政治革命”，讲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指明了“社会革命”的“开端”或“引领者”或“爆发点”恰恰是生产关系的“政治革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用实践证明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众所周知，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首先完成了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才开始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据此，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目前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仍在继续着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一个政党，在社会的结构中，属于“政治领域”；一个政党的“革命”，属于“政治革命”范畴；一个政党的“自我革命”，意味着这种革命不是外来的“恶性党争”，也不是“外部力量”来驱动。我们所要讲的“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就是在这种理论的场域中出场的。换句话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这一品格本身的理论认知，应该置放于“政治革命”的场域中来考量；而对于其实践中“引领”作用的发挥，是要置放于“社会革命”的广阔领域来考量。

就此而言，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理论旨归”的分析，在搞清楚“革命”的内涵、类型、领域等基础之上，就应该聚焦于“自我”这个特质上来。亦即是说，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探索的“价值旨归”不是一般的“革命”，而是“自我”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自我革命即是党的自身建设，是党直面问题并纠正问题，实现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保证肌体健康和生机活力，不断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

从基因上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来源于她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从根源上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来源于她的“初心”。党的初心使命必然要求进行自我革命。“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从过程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来源于“革命成功”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过去推翻敌人、夺取政权是革命，今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也是革命，过去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今天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生于革命、长于革命、成于革命，革命性构成了党的重要标识。从动力上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来源于她的宗旨使命。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没有自身的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而是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谋幸福。中国共产党是真正革命的、先进的政党，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组织，因为党始终坚守人民的利益，不断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党的各项活动事业都是以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因而党能够自觉洞察自身问题，秉持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从目标上说，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品格，来源于对共产主义目标的坚定信念。共产主义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抵制诱惑腐蚀、防止失足腐败、检视并纠正自身的强大精神支撑。“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立根固本，就是要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只有在立根固本上下足了功夫，才会有强大的免疫力和抵抗力。”

基因、根源、过程、宗旨、目标等，系统地“型塑”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血肉和脊梁，体现了其伟大的理论旨归，使其以独特的品格和昂扬的风貌展现在世界的庞大的政党之林。

三、实践深蕴：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的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不是目的。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就明确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正像我们前面所言，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是以自我革命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和气魄的认知，不能停留在“有能力有勇气治理腐败”这个层面。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伟大气魄和英雄气概的实践深蕴在于：中国共产党正在以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但是这场社会革命却首先是通过政治革命引领的。领导这场伟大政治革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因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基础上，领导和引领取得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并取得辉煌胜利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因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而领导这场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更为波澜壮阔的“伟大社会革命”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因此，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品格，推升到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社会革命的高度和深度来认知。

第一，如何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何还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总书记在这里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统一在“社会革命”的范畴之中，可以说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更加准确、更加全面的政治判断。

在党的二十大之前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论述了我们党百年的“革命”历程及其内在联系，《决议》写道：“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党和人民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决议》把百年历史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四个历史时期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信念，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百年光辉历程。

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决议》并没有把四段历史平行呈现，而是浓缩各个历史阶段的精华而又步步超越和升华，浓墨重彩地书写了我们正处于其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质的分析，《决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改革开放走过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实践发展，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日益显现，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出制度建设，注重改革关联性和耦合性，真枪真刀推进改革，有效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党中央深刻认识到，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发展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顺应经济全球化，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不断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可以看出，比之于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需要前赴后继的更为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

第二，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二者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赋予了“社会革命”以新的内涵和时代任务。我们知道，社会革命本身需要党的领导，只有坚强有力的党，才能担负起引领社会革命的责任，而党的领导的坚强有力，源自党自我革命的政治品格和勇气。

关于新时代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既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要求，也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发展的内在需要。”之后，他又进一步强调“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

可见，二者的关系不是平行前进的关系，而是“火车头”引领整个列车的关系。就此，党中央才格外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中领导和引领的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就此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我国发展具备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三，要把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置放于“全球视野”和“世界政治”的广度和高度来考量。

如前所述，在目前的人类社会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世界格局和政治秩序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在国际政治斗争彰显“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关口，国际社会和全球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察、认知、交往、评价等，都是把其放在与世界上一百多个政党的比较中来进行的。就中国说中国，就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全面深刻展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通过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样的历史结论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也依赖于伟大的自我革命作为“火车头”，正在引领着中华民族进而引领着全球社会这个巨型列车在“为人类谋幸福”的康庄大道上滚滚向前。

荆学民，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元顿，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学术界》（月刊）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