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人口增长率不变，当人均投资占人均收入的比重不再可能上升时，如果没有技术进步，人均收入就会停止增长。这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核心结论，即便是“非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家，也接受了这一结论。因此，改变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方式，是这个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在20多年“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之后，确立这一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仍然十分艰难。

事实上，这一条件的确立可能变得更加艰难。其他国家的历史表明，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末期相比，寻租活动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最为有利可图——从一颗果实累累的桃树上摘取果实，当然比在其他时机摘桃更加便利。也因此，我们社会正处于一种格外险峻的局面：要么，允许寻租活动疯狂拓展其合法或非法的范围，把创新能力统统诱导到权力寻租的领域内；要么，真正实施那些早就尽人皆知的有效方式，抑制腐败和寻租活动，把企业家创新能力诱导到生产领域内，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政府必须停止扮演中国经济的首席执行官角色，以及与此对应的种种寻租活动。经过认真换算后的税收负担与财政方面的数据表明，由各级政府推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昂贵得难以承受：在劳动者每年创造的财富中，至少三分之一被用于养活“推动了经济增长”的政府。政府税收正以令人心惊的速度增长，为了支付同样令人心惊的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比率。这些迹象表明，我们或许正在重蹈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增长模式及其最终走向破产的老路。

韩国经验说明，政府失灵远比市场失灵更可怕。看看我们周围吧，在几乎每一个重要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政府做了什么？政府打算做什么？政府是否打算做什么？世界上哪一家公司，不论它多么富于创新精神和多么有效率，它可以允许自己的首席执行官享有占公司收入三分之一的薪水而不走向衰落吗？

所谓“政府失灵”，绝不仅指“政策失误”。如诺斯这类制度经济学家反复指出过的，政府失灵的最大危害，在于政府虽然已经失灵却由于拥有巨大权力而持续失灵直至社会灾难降临。这叫做“依据收益递增规律而锁入”的效应——官员们的知识结构越适应于权力寻租，他们就越倾向于权力寻租，于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就越发适应专业化的权力寻租，直到把国民经济带入绝境。

为什么最聪明的政府官员也难以完成中国经济首席执行官的使命呢？首先，这是因为政府官员与公司雇员的完全不同的激励方式，导致了二者行为模式的重大差异。后者可以是创新导向的，只要允许分享创新带来的利润和承担可能发生的亏损。前者，如韦伯早已论证过的那样，几乎不可避免地“官僚化”——即努力最小化，只要社会分工不允许官员们分享创新带来的利润和承担可能发生的亏损。

其次，即便在韩国那样的小规模社会里，即便有一批朴正熙时代的政府精英，以理想主义精神推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创新活动。这样的社会，如哈耶克早就论证过的，仍然面临另一种危险：过多的集体行动压抑了个人主义精神，从而压抑了每一个人的创新精神。这样的社会，就长期而言，它的技术进步将陷入停滞。

最后，我们应当关注目前正在发生的第三种危险倾向。政府对知识产权的保护非常重要，但不能过度。这一倾向，同样可以严重地压抑技术进步。在美国这样的社会里，让社会全体成员免费分享超过80％的技术进步和知识创新的好处——这些好处不仅表现为信息共享，而且主要表现为知识产品的较低价格和因此而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可以产生更大规模的对各种商品的市场需求，从而间接地为知识创新者带来更长远并且大得多的好处。

在大致概括了创新基础上的持续增长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之后，我们似乎更有理由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保持一种悲观态度。(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