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大会发言环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指出，在全球制造业四级梯队格局中，中国处于第三梯队，实现制造强国目标至少还需30年。这一观点在社交媒体上再次引起热议。
目前“创新”已成为高频热词，但政界、企业界在认识和理解创新上还存在“窄化创新”、“弱化草根创新”等误区。每个人在谈论创新时表述的概念也不尽相同。如何认识创新？减少盲目创新，防止出现创新的泡沫？当模仿式或跟随式创新的空间越来越小之时，中国的发展多大程度可以依靠自主创新？如何厘清模仿创新、自主创新、集成创新、颠覆性创新等创新模式之间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不足分别是什么原因？
很多企业有创新创业的激情，但是在创新过程中却是“只开花不结果”，停留在概念故事中。导致“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局面。在“创新热”背后如何比较理性地选择，减少“创新泡沫”？
针对上述热点问题，近日，《财经》记者专访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宋志平，他2019年出版的《问道创新》，对创新的本质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厘清创新的本质
《财经》：创新是当下的热词。但是对创新的理解每个人讲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概念。您认为创新的本质是什么？
宋志平：关于创新现在确实大家讲得很多，如果从广义来讲，我们会讲到社会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甚至思想创新等等。但是，我今天讲的创新的本质或者创新的核心实际上是讲企业创新。我认为还是把创新聚焦到企业创新上来。那到底什么叫企业的创新？这也是大家现在研究的问题。20年前，大家讲企业创新，好像还知道。现在讲多以后就讲乱了。所以还是应该回归到本源，讲讲企业创新到底指的是什么。
上个世纪，1912年熊彼特写了《经济发展理论》，这本书是划时代的。他第一次提出了企业创新的概念。到底什么叫企业创新？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汇“新组合”。他认为所谓的创新是指一些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之间的一种新的组合。那么这种新的组合颠覆掉了过去老的传统模式，所以它又叫“破坏性创新”。创新的事情应该谁做？他讲到是企业家做，企业家是创新的灵魂。所以他是把创新、企业、企业家连在一起了。同时他还提出资本是做什么的，他认为资本的主要功能是用于创新，资本是企业家用作创新的杠杆。所以从熊彼特先生讲的这些概念解读，我理解创新最初的概念，实际上是指企业的创新，企业对这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新的组合。
其实今天我们不难理解什么叫“新组合”。比如现在搞互联网，互联网实际上就是我们把线上和线下的产品结合在一起，通过物流快递等形式进行新组合。这些新组合颠覆掉了过去传统的Shopping Mall、大市场等商业模式。熊彼特讲的创新包括产品的创新、工艺的创新、组织的创新、资源配置的创新。他讲的是比较宽泛的，在每一個里面都会发生新的组合，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市场的创新。
近两年业界掀起“创新热”，大家对创新为什么这么感兴趣？其实，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产生阶段性的调整。经济学里有一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也就是经济发展平均50年到60年一个周期。当年在美国为什么兴起创新热？德鲁克先生在1985年写了一本书《创新与企业家精神》，这是继熊彼特先生讲创新之后，又一本划时代的书。德鲁克先生讲到，二战以后，欧洲经历了20年的繁荣，到1965年的时候开始衰退，而美国从1965年到1985年这20年里出现了繁荣。他就研究为什么美国会出现繁荣，到底发生了什么？研究结果发现美国是用创新型经济取代了过去的管制型经济，所以美国出现了繁荣，从1965年到1985年美国的就业人数从7000万人提升到了1.1亿人。
从中国来讲，为什么我们的创新也这么热？因为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这几十年发展，尤其从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到2012年的时候差不多20年，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GDP保持两位数增长。但是到2012年的时候出现了新常态，我们的经济开始出现增长的下行压力。
《财经》：中国正处于新常态经济周期探底过程，整体经济仍处于低迷期，也正是新旧周期变化导致经济持续“底部徘徊”的状态。
宋志平：对，其实这就是经济周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提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希望用创新经济取代传统的经济模式。这就是我们提出创新的一个真正的理由，因为只有创新才可以带来巨大的活力。这几年的实践也证明，创新确确实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各行各业都在创新，尤其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了民间的创新，中小微企业的创新活力，这推动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财经》：我们在一些区域调研发现，很多企业有创新创业的激情，但是在创新过程中也存在盲目创新，有的“只开花不结果”，停留在概念和故事中。导致“不创新等死，创新找死”的局面。您怎么看当下创新热的态势，在“创新热”背后如何比较理性地选择，减少“创新泡沫”？
宋志平：创新现在确确实实很热。但是我也总提醒大家，我们应该进行有目的的创新和有效益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理性专业的、有定力的。当然创新失败是有概率的。但是我认为做企业有一定的约束，如果企业屡屡不赚钱、屡屡失败，那么这个企业就快倒闭了。所以企业创新的成功和企业的效益紧紧连在一起。
比如从风险投资的角度来讲，可能做十个项目，有三个项目成功就可以。但是如果就一个企业来讲，所做的创新可能十个项目里面要成功七个项目或者更多才行。所以我总是讲创新实际上是有目的的活动。德鲁克先生在他的书里提到有目的的创新可以使创新的风险降低90%。创新是企业家有目的地寻求机遇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盲目的。
所以对企业来讲，创新是附加了条件的。创新也要试错，要允许失败，每个创新都成功，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还要千方百计地减少创新的风险。企业家并不只是说要冒险，对企业家来讲，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规避和降低风险，这是我们对企业家的要求。所以企业家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创新的成功率。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新型举国体制的创新与草根创新如何融合
《财经》：目前，地方城市都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的科技创新中心或国家实验室。现在有20多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50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69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说地方对于创新的热情很高。您觉得政府主导的创新与企业个体自发的创新如何结合起来？
宋志平：我们国家确实有举国体制的优势，我们也有在政府的推动下创新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国家的创新是结合起来的，一方面是政府对创新的推动;另一方面就是企业创新、民间创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互相结合。最近我刚刚去过深圳。深圳的情况说明什么呢？深圳的创新实际上是企业创新为主的创新。有时候我会和大家说应该“倒立着”看深圳。这句话哪儿来的？弗里德曼在博鳌论坛讲到如果去美国的话，要“倒立着”看美国。因为正着看是华盛顿、华尔街，倒立着会看到美国民间的创新。这个民间创新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讲到，美国的硅谷并不是谁搞的开发区，而是斯坦福大学的老师带着学生敲敲打打做起来的。
我这次去深圳，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过去我也是“正着看”深圳，这次我去接触了很多民间的企业、民间的创业者。我感觉几乎每个家庭都在创新和创业。像我看到的一个家庭，兄弟几个都在创业，父辈创新创业，孩子们也在创新创业，等于这一个家庭都在创业中进行“新组合”。这确确实实让我很受触动。
《财经》：深圳是一座创业之城。深圳社会蕴藏着巨大的创新基因，这是深圳这座城市具有的鲜明的城市价值。
宋志平：对，比如深圳的粵海街道，这个街道居然有90多家上市公司。这些让你看了很震撼。深圳的创新实际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创新，所以深圳是中国的“硅谷”，像硅谷一样是民间创新，它的热度是从民间自发的创新。
回到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在中国，一个是政府为民间创新营造环境。各地那么多的高新开发区，那么多的创新中心，反映了各地政府对创新的态度。这是件好事。但是，创新归根结底是企业的事情，政府代替不了企业，光靠政府一头热也不行，不然搞了半天开发区，没有那些创新企业是不成功的。像我刚才讲的粤海街道，居然有那么多创新企业在那里。深圳地方政府被认为是服务型机构，企业是跑在前头的。
创新很大程度源自民间的创新文化。所以，创新文化也是至关重要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费尔普斯先生所著的《大繁荣》提出了与创新有关的新观点。这本书里他揭示了一个原理，创新可能和制度、政策没太多关系，主要是价值观和文化。他认为大范围的创新活力只能由正确的价值观激发，比如提倡创新和探索、促进个人成长的现代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会点燃草根经济的活力。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我国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推动企业的创新。我们讲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政府积极营造企业创新的环境，不能本末倒置了。创新归根结底是自下而上的这种热情。
《财经》：企业家才是创新的英雄，是草根创新的涓涓细流，汇聚浇灌创新的土壤。
宋志平：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读过一本讲美国企业英雄的书，那本书的名字是《企业英雄》。当年美国西部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创新英雄——企业家。他认为当时开发西部的时候，去了很多西部的牛仔。他们是那种富有牺牲精神、冒险精神的人。同时，还去了很多女士，她们都是独立性很强的女孩，后来这些女孩子们都变成了英雄的母亲，因为他们的二代继承了父母的创新创业基因。深圳也是这样，我就在想，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很多内地人跑到深圳，都是那种有拼搏精神、有冒险精神的人去了，其中很多人留了下来，现在他们的孩子又长大了。所以深圳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有创新基因的，包括当年的上海也是移民城市，是人们打拼天下的地方，容易形成这种创新的文化。
创新文化是根本
《财经》：正如《世界是平的》一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所说，你们中国人什么都可以拿走，但是有一招儿你们没学会我们就不怕，那就是美国民间的创新能力、创新文化。像以色列、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家正因为都有创新的文化土壤，所以成为创新的国度。
宋志平：我前年去了以色列，对以色列体会很深。以色列这个地方的犹太人经历了1800年在全世界的颠沛流离，作为一个流浪的民族，他们这种生存的要求特别强烈，他们的适应力、创新精神、拼搏精神特别强。所以以色列这么一个800多万人口的小国家，现在是创业的国度，大量的新技术是从这个地方产生的。因为以色列国土面积小，不可能搞很多大企业。怎么办呢？他们就搞了很多初创公司，把初创公司作为产品带着技术一块卖给美国、中国等国家。
以色列的大学里的老师可能开着几家公司，学生也都在开公司。这种创新创业的热潮、热度非常高。所以丹·塞诺、索尔·辛格写了本书叫《创业的国度》，专门讲以色列是创业的国度。“弹丸之国，惊世能量”。对我们很多城市的启示是，可能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建一些创新中心，更重要的是要营造创新创业的文化。首先要有创意，然后创新、创业，这些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人其实创造能力是很强的，凡是能够编童话故事、神话故事的民族都有一定的创造力。像我们写的《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都是无中生有的，讲变、变、变的东西。英国人写的《哈利·波特》，这是畅销全球的魔法故事。其实这些东西不要小看，都是创意。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文化至关重要，我们应该是有这种文化，认真思考如何激发大家的创新热情、保护大家的创新热情，宣传这些创新创业的英雄。只要有一个创新榜样出来，大家都愿意学习。我觉得这方面特别重要。
《财经》：您的《问道创新》那本书提到“费尔普斯之问”。他曾提出一个担忧：中国现在亟待进行高速的本土创新，但是到底中国是否有这样的文化能够去推动大规模的本土创新呢？
宋志平：一个民族的繁荣取决于创新活动的广度和深度。要让创新文化根深蒂固，我就想讲讲我们的教育。这么多年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应试教育对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影响很大，影响了我们创新的热情。过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让他循规蹈矩，没有突发奇想的空间。实际上孩子的好奇心等等就是创新的最初的动力。我们应该从教育入手，支持孩子们有好奇心，支持他们能够大胆地假设。
《财经》：包括提问题。中国家长喜欢说“这次你考了多少分、排第几名”，以色列的家长会问“今天在学校向老师提了什么好问题”？
宋志平：能够质疑、能够提问，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创新，是最初产生创意的思想基础。当然，这也不只是孩子们。其实包括在单位里面，也应该支持员工的创新思想。推而广之就是创新文化的建立。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营造支持创新的文化氛围。
费尔普斯先生还讲到了草根创新。他认为大企业创新能力不够，创新主要靠草根创新，也就是咱们讲的民间创新。从美国来讲，当年的Facebook、微软、苹果等等，其实大多是草根企业做出来的。
德鲁克先生认为，确实很多创新不是大企业主导的。比如说美国在汽车时代，美国铁路公司都造汽车，结果没造出来，造得好的是福特。航空时代这些汽车公司一股脑都去做飞机，真正做出飞机来的是波音和麦道，而不是汽车公司。同时他认为像美国的强生、3M等公司，一路也在创新。这里面就牵扯到了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的问题。其实大企业往往在做的是持续性创新，一直研究怎么把东西做得更好，但是颠覆性创新往往是民间的创新。比如说咱们现在讲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特斯拉做的，它原来不是大企业。特斯拉做电动车就颠覆了汽油汽车。汽油汽车厂家的持续性创新就是一百多年来不停地改进汽油汽车的质量、降低燃油消耗、提高舒适度等等。电动汽车的出现属于颠覆性的创新。
《财经》：对，其实在中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国有企业，它们往往有创新的资源汇聚能力，但是创新动力却不足。民间有创新的热情，但是又没有创新的资源聚集能力，这兩者似乎是一组矛盾。国企和民企创新方式有何不同，如何发挥企业骨干的创新创业热情？
宋志平：实际上国企和民企在创新上有所分工。拿我们央企来讲，实际上国家的航天航空等大规模的创新都是由国企这些大企业来进行的。这些企业的创新是要解决国家的战略性问题，属于关键性和前瞻性的创新，可能不是那种像我们讲的民间的创新方式。另一方面讲，大企业原来都有自己的主业，它们会比较多倾向于主业的持续性创新。炼钢的研究炼钢，做水泥的研究做水泥。所以它们很难去做一个新的业务，而且大企业往往有机制上的问题，船大难掉头。
民间的创新恰恰可以弥补这种不足，民间创新没有太大的包袱，它在市场上成功，就是一个好的创新。民间创新的缺点是缺少资本，但是我们会看到由于资本市场的介入，使得这些创新的资源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就是今天为什么很多民间创新的年轻人，迅速成了企业英雄。他们在资本市场迅速成功，募集了资金，调过头来支持创新，迅速变成一个独角兽企业。如果民间的企业没有资本介入，基本上是没有能力创新成功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实际上美国的创新繁荣主要是雄厚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我们现在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的资本市场在大力支持创新。这一点解决了草根创新、民间创新的资源从哪里来的问题。现在资本市场包括科创板、创业板等等发挥了很大作用。比如宁德时代、迈瑞医疗等上市公司有很高的市值，资本市场认同这些创新企业，这些公司从资本市场融到资后去搞创新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与资本融合，激励产生更多独角兽企业
《财经》：始于创新，终于资本。如何激励更多的独角兽企业？您如何看资本市场的趋利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宋志平：我们现在认识到了资本市场和创新的关系。2020年公布的胡润全球独角兽榜，美国以233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一，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30家。中国以227家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位居全球第二，上榜企业数量较上年增加21家。中国与美国仅差6家而已。所谓独角兽指的是成立十年内，市场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中美两国独角兽占全部独角兽数量的八成。中国的独角兽主要在北京、上海、深圳和杭州，北京市去年底的独角兽达到了93家，是全球独角兽之都。杭州有个基金小镇，居然有四五百家基金公司，极大地支持了创新创业。资本市场对于创新创业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和基础。
《财经》：我们采访中遇到一家创新企业叫立康生命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是一位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陈立根据患者自身肿瘤基因突变去设计个性化疫苗，激发主动免疫反应杀伤肿瘤，因其准确率高、副作用小的特点在国际医药研发领域领先。但是个性化治疗的肿瘤新生抗原疗法，不是传统大型药企的主要战略方向，又具有一定的技术门槛和深耕细分领域的研发风险。面对这样有一个初创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研发周期的新技术，很多风投并不看中。PE风投更喜欢三五年可以套现的项目。这导致企业没有长远考虑，不重视原始创新。所以这样的创业企业就面临很大的研发资金的困扰。您认为资本市场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机制，能跟这些创业企业对接起来，激励它们能够在研发路上走下去？
宋志平：资本市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资本市场。我们A股大概有4200多家上市公司，如果加上在香港上市的和美国上市的这些中概股，我们可能有5000多家，这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第二个就是靠这些私募基金。企业上市之前的培育主要靠这些基金来支持。我们国家这方面力量薄弱，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只有15万亿元左右，美国大概有100万亿元人民币。这块我们也在发育，比如股权投资市场。有的基金欲求短期变现，但也有的基金会支持长期的创新。虽然风险大，但是将来获益也会大。你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也提醒公司的这些创业者们，要把故事跟更多的投资者讲清楚，想办法能让投资者脑门发热，能够描绘一个可以信任的未来。
作为一个创业者，一是要扎扎实实做事;二是要把故事讲清楚;三是要懂得吸引投资者。
《财经》：像现在资本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各个方面不同层次，再加上注册制，我感觉到现在科技企业IPO的报备也很多了。您可不可以预测未来这几年我们上市公司里的创新企业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或者是资本和技术最好结合的周期要开始了？
宋志平：是。我觉得从这两年来看，尤其是科创板在上海成功落地之后，去年整个A股募集资金大约4800亿元，仅仅科创板就募集了2200亿元。所以创新企业的募集资金占整个募集资金的量是很大的，主板募集的资金其实也有不少是科技企业募集的。现在资本市场大力支持有科技含量的新技术、新产品，从未来来看，科技型的企业和资本的结合一定会更加紧密。就像刚才讲的独角兽一样，其实独角兽是创新企业和资本结合的果实。中国独角兽的数量会越来越多，独角兽数量的增长意味着我们的创新和资本市场的结合度越来越高，也就是得到资本市场认同的创新企业会越来越多。
《财经》：有没有这样一个机制。比如说中国建材这种大的企业，能聚集资源的大企业，能不能像麻省理工那个模式，建立一个产业联盟或者协同创新中心，让那些没有资源的创新小企业能在这个公共平台上一起去做创新的事？
宋志平：其实现在大型央企也在和民间的科技公司合作。这个也是创新的重要途径，大企业有一定的资源，民间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创新精神。比如说中国建材的碳纤维，是和民营高科技公司合作的。连云港一家民营企业有技术，而中国建材有研究院，有雄厚的制造基础，关键还有资金实力。这个碳纤维的技术来源实际上是民间企业，再加上大企业的支持，联合起来共同来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现在做到全国第一，同时荣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中国的大飞机、航天器等都有在采用。包括学校也一样，过去我们老讲产学研，创新的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像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产业联盟连接着1700多家创新型初创企业和260余家联盟会员企业，架起了创新源头和产业转化间的桥梁。我们的清华、北大等大学也应该有一样的联盟，并且是个开放的平台。我们的大企业实际上也应是开放的平台，大家都可以在一起合作。创新实际上是个开放系统，不能关着门自己来做。
激发多种创新模式交织交融
《财经》：从国家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创新的生态，如果说你单纯地讲技术创新，它很难走得更远。您怎么看技术、科技的创新和其他创新体系的融合？
宋志平：科创板的设立是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由于这样的创新，带来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支持了这么多企业进行创新。我们大的环境的改善、一些政策的出台、一些新制度的设立，实际上直接关乎企业的创新。企业创新不是孤立的，不是在真空中去创，所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出台适应企业创新的政策，并不断在制度层面进行完善和提高，这对企业创新来讲至关重要。
《财经》：一直以来，我们喜欢强调在世界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中国的产量居全球第一。目前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无法确保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性。国外稍微一卡脖子，我们就整个链条波动震荡？工信部原部长苗圩说，我们仍是世界制造的第三梯队，成为制造业强国还需要30年。您怎么看？
宋志平：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更多是在做系统集成。当然我们的产品也供应了很多国家的需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全球化的意义所在。由于西方个别国家对我们技术“卡脖子”，搞技术脱钩等等，确确实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当然，如果继续做下去也会损害他们自己的利益。因为科技是值钱的，如果技术长期不卖，这些科技公司可能也无法生存。反过来讲，透过这场技术封锁“卡脖子”的教育，我们都应该有深刻的反思。
《财经》：应该对自身技术的薄弱现实认识更清晰。很多关键技术必须依赖自主创新。目前我们电子产品里大量需要的电阻、电容电感，需要从日本等国进口;机械产品里对环境有较高要求的高端螺丝、液压设备、泵油缸、马达等核心产品都需要进口;再比如轴承主要份额在欧洲。中国是制造业大国，但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我们仍处于跟随和模仿阶段，世界装备制造90%的知名商标的所有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
宋志平：所以我们要弥补这些短板，我们要提倡自立自强自主创新，这次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警示。这个时候我们应集中力量，发挥举国之力，包括民间企业的底层创新，大家结合起来，解决好“卡脖子”的技术项目。只要我们中国人认识到了就能够做好，当然需要大家持续地奋斗。
我想举个例子，比如说过去我们讲缺芯少屏，关于电视机、手机的屏幕，过去我们做不了，都是韩国、日本去做。但是今天通过技术创新、集成创新，我国供应全球的量超过50%。这样大的一个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屏幕上这块玻璃，过去主要依靠进口，现在我国都能做出来，包括液晶显示板两面的薄玻璃，包括上面的触摸屏玻璃、高铝的钢化玻璃，我们叫金刚玻璃。你看整个手机屏幕实际是四层玻璃，这些玻璃既薄又结实，同时还耐高温。
刚才我举了碳纤维的例子，碳纤维过去也是外国人封锁我们的技术，我们现在都做出来了。还有就是药用玻璃，过去高档的药用玻璃从国外进口。疫情一来怎么办？外国人不卖了。一些国家大量囤积小瓶子，很多是装疫苗的瓶子，美國一个疫苗厂去年囤积了2.5亿只小瓶子。那怎么办？前些年凯盛君恒开始做药用玻璃，2019年通过了各种验证检测。去年疫情一出来，疫苗需要这种玻璃瓶，这种瓶子解决了中国一项 “卡脖子”的问题。
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认识到问题，自立自强，自主创新，慢慢都会解决的。从长远来讲，我们国家应该主动弥补产业链配套中不足的短板，这也是我们产业界要意识到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还是和全世界的技术能够联系起来、联合起来，实现集成创新，互相借鉴，互相帮助。
《财经》：现在自主创新是很难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当下，模仿创新又没有空间了，是不是协同创新和集成创新，更适合当下的这个阶段？如何理解自主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的关系，处理好企业持续创新和颠覆式创新的关系？
宋志平：对于自主创新，有几种理解。一种是原始的和独立的创新，这是自主创新。还有一种是集成创新，也就是说把各种创新要素联系在一起的创新。还有就是模仿创新，技术有所改善的创新，比如我们过去讲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们要把再创新也放在自主创新里面。所以对自主创新我们可能有更宽泛的理解。其实自主创新也不见得非得关着门完全是自己做出来的。今天企业很难做到一个产品完全是独门绝活，关着门做出来的。今天我们在做自主创新的时候，并不排斥这种集成，这种互相借鉴、共同的合作。关于持续性创新和颠覆性创新曾被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描述为创新者的两难，像今天的汽车企业既要做好汽油车的持续性创新又要做好电动车的颠覆性创新，等于既做矛又做盾，但汽油车和电动车是完全不同的技术逻辑，所以企业里应让不同专家进行分别的创新，这样才能把矛和盾都做好。
当然，如果行业被彻底颠覆时，企业要果断地进行转型，比如当年数码相机是柯达发明的，但柯达不愿放弃胶片技术的眼前效益，眼睁睁看着别人用自己发明的数码技术把自己颠覆掉了。事实证明，企业不重视颠覆性创新将会被颠覆。因此，我们看到不少汽车公司既做汽油车，也做电动车，甚至还做氢燃料电池汽车，说明企业今天对于创新的高度敏感，没有人敢掉以轻心，因为大意会失荆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