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与和平，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两大艰巨任务。它实际上是一个任务，就是实现和平变革。如何才能将变革的任务与和平的任务结合起来，或者能否将它们结合起来，不取决于某一部分人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社会各方面因应形势变化的明智程度和能力。形势比人强，也许是在变革的问题上最需要记取的格言。
谁主变革，它看起来是要回答类似于革命话语体系中关于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问题。领导权需要争夺，不但表明领导权最后在谁手里尚不确定，也表明竞争激烈，你死我活，但在当代世界，人民作为主导变革的力量是确定的，它不是竞争和争夺的结果，而是"势"之所成，本文仅仅是辨明这一事实。
台湾？还是利比亚？
蒋经国和卡扎菲，两个独裁者代表了两个极端，带来了两种极端的社会转型方式，一个把台湾十分平稳地引向了民主，不仅台湾和国民党，而且蒋经国和蒋氏家族都完成了历史的华美转身，一个对人民使用武力野蛮镇压，制造了一场血腥内战，致使大量伤亡，自身落得悲惨下场，卡扎菲家族也就此覆灭。
台湾有蒋经国，使它的民主转型看起来是那般地轻而易举地，唾手可得。那样一位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一声令下，自由有了，民主来了，没有暴力冲突，这是何等的美事。
但这样的人和事只能是历史的偶然。首先这个最高统治者必须有放弃权力和厉行改革的意愿。晚年蒋经国不但已决定蒋家放弃权力，而且决定国民党不再独揽大权。他看到台湾岛与省籍矛盾纠缠在一起的民主浪潮在涌动。其实，不管是谁，只要他还不是完全权迷心窍，这时就都能认识到台湾的民主到来只是晚几年或早几年的事，不管他自己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其次，这个最高统治者在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高度的权威。放弃权力垄断由于损害了整个权力集团的特权利益，内部的阻力将十分强大，如果他内部权威不足，就没有能力去挑战集团内部的巨大反对力量，更不要说去说服他们了。
一般来说，在依靠军事暴力建立起来的统治集团内，只有太祖级别的统帅具有绝对权威，随着权力的一次、二次、三次移交，集团领袖的权威逐步削减，走向平庸化，对集团内部的控制力也不断减弱。列宁做为俄共无可争议的领袖在党内有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威望和绝对控制力，但他的继承者就不是如此了，斯大林必须在几个同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成员且实力相当的竞争者中通过残酷斗争、清洗、玩弄权术和阴谋，消灭对手，才最终确立起自己的绝对统治。斯大林之后，已经再也没有人能够建立起与之相当的权威了，他必须在党内实力派的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他是整个集团利益的代表。当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想把苏联带上民主法治的轨道时，他不能不努力在旧制度和民主之间进行调和，并因此而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既要受到党内顽固派的掣肘反对，又要受到来自激进派的反对，以致最后无法驾御局势，激进派则由于顺应大众的民主要求获得了民众的支持，赢得了胜利。
改革的意愿和改革的能力完美地集于一身，这种改革领导人可遇而不可求。蒋经国情况特殊。蒋介石的长寿对儿子继承权力是一个特别有利的因素，不但使蒋经国得以长期在父亲的荫庇下历练自己的才干，培植自己的势力，也能够使老子从容为儿子搭建权力舞台，等到老蒋去世，蒋经国的父辈们也都已退出政坛，而小蒋，其德足以服众，其才足以任事，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了党内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拥有了最重要的权力资源--集团内部无人能够挑战的威望，顺利地让全党服从了他让党放弃垄断权力的决定。
卡扎菲出身贫寒，牧羊人的后代，从小被人嘲笑的经历可能更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野心，在27岁那年，这名醉心武力的中尉军官召集小股青年军官，趁国家混乱之机赌了一把，政变成功，推翻国王，做了国家的"革命领导人"。靠杀戮起家者的嗜血本性在掌权后也不会改变，他铲除反对派和镇压学生从不手软，曾多次下令公开绞死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反对派。有一次，在3小时内屠杀了1200名监狱中的犯人。他喜欢表现自己的勇气和力量。他用国家的石油收入大力赞助国外反政府军和恐怖分子，被西方政界称为"中东疯狗"。由于言行无度，性情怪异，以至人们分不清他到底是性格变态，还是精神错乱。
2011年2月，茉莉花革命感染了利比亚人民，民众开始和平反政府示威，要求政治变革，卡扎菲回答说要用武力"碾碎那些蟑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相互仇恨迎头相撞，对卡扎菲武力镇压，利比亚人民揭竿而起，内战爆发。他的绝对权力欺骗了他，他以为会自己会再一次轻易镇压反对者。反对派武装在交战第四天就使利比亚东部地区脱离了政府控制，卡扎菲的一些高官陆续辞职，公开反对他，他的部队陆续背叛他，加入反政府武装。只半年，便日暮途穷。死亡降临时，嗜血者并没有像他平时那样表现出勇气和力量，而是像他的老朋友萨达姆那样钻进了地洞。
无论是台湾，还是利比亚，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决定性力量都是人民，统治者回应人民的方式--是蒋经国那样还是卡扎菲那样--只影响变革转型的方式（即权力是主动地和平移交，还是被迫移交），影响他本人及其家族的命运，但不会影响国家变革转型的方向，利比亚像台湾一样进入了民主社会的轨道。
自苏联和东欧发生政治变革以来的30多年里，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由专制转入了民主，虽不一定如台湾转型这样波澜不惊，但少有流血事件，如此普遍地在和平中完成了历史大转变，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像利比亚那样发生灾难性内战，30年来还是首次，它代表一种少见的例外。卡扎菲的下场让中东还没有被赶下台的其他独裁者感到了巨大恐惧，引起的后果完全不同。在也门，统治者和平让出了权力，叙利亚独裁者则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决定，他选择做最后一搏，死里求生。
越南改革模式？
在世界上目前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越南共产党启动了政治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它就开始了国会议员的差额选举，现在直选国会议员，但提名权由越共掌控，它还实行了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的差额选举，这在世界共产党国家的百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越共改革既是试图缓解来自社会要求民主的压力，解决政权合法性问题，也是为遏制党内日益严重的腐败而作出的重要努力。这表现出了权力集团一种必要的集体理性，即通过政治改革消除政权危机，巩固党的统治地位。对党员个人，主要是对特权党员而言，党内民主会部分地削弱个体的权力，也就减少了一些用权力换取个人利益的机会。越共高层期待通过改革对党的整体权力产生有利影响。当然，这只是可能。党内改革有可能延长党的生命，但也可能缩短它的生命，因为改革将会引起民众要求更多的改革，从而有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听到报道说越南共产党的腐败得到了初步控制。
越共党内民主会带来越南社会的民主吗？这是关注越南改革的人们在关注的重点。从越南实践来判断，它的党内民主不可能带来人民要求的社会民主。
越共虽然有了党内差额选举，但选举不是民主，差额选举也不是民主，只有自由选举才是民主。除了自由选举，民主还包括一个系统而广泛的制度安排，它还是指一个开放社会全面的自由状态，比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等。自由是民主制度得以存在的前提。今天，改革是一个混合着各种完全不同含义的概念，使用上混乱，引起了人们认识上的混乱。归纳现实可以发现，一种改革是为自由的改革，途径是放弃对权力的垄断，一种改革是为自身利益的改革，途径是巩固自身权力。越共改革的繁复措施都经过精心设计和安排，以确保党的控制，因此，它所有名之为改革的政治动作都是建立在对社会控制的基础之上的。越南没有自由作基础的社会民主，越共的党内民主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没有空气的地方，不会有生命存在。
也许有人会说，差额选举、可控选举相比过去的秘室操纵有了进步，改革不能一蹴而就。首先我承认它确实是一种进步，但进步的专制仍然是专制，而不会是民主。其次我也承认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但越共改革的目的不是放弃、甚至不是放松党对权力的垄断，改变的仅仅是权力在内部的分配办法。在越共的民主木偶戏中，动作设计复杂，台下的观众能够看到比较逼真的各种人物动作，但木偶的一举一动都由人操控着。如果认为，对越共党内民主能否推动越南的社会民主还需要拭目以待，那么换个命题，假民主推动真民主还需要拭目以待吗？
越共领导集团放弃权力，也不具有事理上的可能性。历史上，蒋经国式的主动放弃权力的集团领袖虽然罕见，但还是有先例可循，但从来没有过集团主动放弃权力的情况，因为那样不符合集团理性。个人放弃权力的一个解释是，他对名誉和个人德行的需要胜过了对物质利益的需要，而对于集团，名誉和德性的需求十分微弱，相反，特权集团内部绝大多数的个体有追求物质利益的强烈冲动，他们会形成强大的利益联盟捍卫整体利益。
民主暴政？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1789年之前，法国君主专制早已露出虚弱和不稳定的迹象，连续的对外战争使得它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王朝已经再无法提供足够的战争费用，增加税收成为摆脱危机的唯一办法，各省贵族为了保住财政特权和地方自治权，拒绝和反对王室的征税要求；农民本来就承受着各种负担，加税将使他们更加贫困。知识界对旧制度的怀疑和批判之风在日甚一日地发展，政府加强出版检查和言论控制的努力收效甚微。各个阶层--贵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工人--都对对旧制度心怀不满。而比人们的普遍不满更早预示大革命到来的信号，是悄无声息进行的思想和哲学革命，平等的观念在法国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法国人普遍厌倦了他们那个时代，变革的愿望在每个人的心中潜滋暗长。
在无数反思法国革命的书籍和文章中，柏克的《论法国革命》和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有着无与伦比的地位，前者对法国革命极其雄辩的否定和批判，是后来所有否定和批判这次革命的观点和灵感的源泉，后者则在分析法国革命发生的社会、制度和历史原因方面，一直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扣人心弦。英国著名的保守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柏克在法国革命爆发的第二年发表了他的著作，他从英国引以为傲的自由和法律传统出发，对法国正在进行中的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暴力、砍头、恐怖专制主义以及对传统的彻底颠覆，写出了一份最严厉的判词。当下中国一部分人则可能更重视书里指控暴民的部分，并被作者深刻的保守主义气质所打动。他不相信下等的、无知无识、容易被当成顺服工具的社会成员所组成的政府，他反对任何激烈的彻底的整体的社会改造计划，而英国才是政治变革的典范，它总是在已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和点滴改良。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创作的又一部不朽之作，担任过法国外交部长的托克维尔在这部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中所揭示的东西对研究革命发生学具有持久的价值。今天的国内读者对于著作中对法国革命业绩--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的肯定，可能不会留下太多印象。当然，整部书中最具震撼力的观点非此莫属：革命并不是在人民受统治者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因为在这些制度的桎梏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对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越是令人震撼的观点越是容易引起人们误解，因为它往往让人不去深究其全部内涵。一个坏政府之所以改革，是由于它的各种危机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它改革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危机深重。路易十六在财政陷入崩溃的情况下才决定召开三级会议，这是一种由贵族、僧侣和第三等级的被选举代表组成的国民大会，而此时，法国已有160多年没开过这样的会议了，现在要解决财政死局，除了启动这项被遗忘的政治制度--召开三级会议别无良策。正是这个三级会议点燃了法国的干柴。
英国政府能够依靠点滴改革解除危机，它的每一次改革既是继承，又是革新，它的每一次改革都增进了臣民的自由，都限制了王权和政府权力。根据英国宪政传统，国王继承其古老的统治权，英国臣民则继承了古老的自由。其他国家却鲜有这种幸运，比如法国政府就朝着相反的方向"改革"。法国具有自由的传统，到17世纪末法国还存在城市自治，那些自治城市普遍实行选举制度，行政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法国有独立于政府的普通法庭。法国的三级会议也是民主的遗迹。但随着法国王权的强大以及贵族特权的扩张，民主选举制度逐渐淹没，人民最终被置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法国的政治制度成为欧洲最典型最早成熟的专制制度。
英国的保守主义，也就是柏克所代表的保守主义，对激烈革命的反对与它对人民自由的捍卫是不可分割的。柏克明确提出不能容忍野蛮无序的专制主义，那种消灭人民自由的专制主义，在这种专制国家，被和平所蹂躏更甚于被战争所困扰，国家毫无生气，人民丧失了创造力。如果有一种保守主义，它只会一味反对激进变革，而没有对人民自由的坚持和关注，那根本就不是保守主义，是伪劣的保守主义。
在中国推行民主会导致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暴政吗？有人在寻找和比对今天的中国与大革命前夕的法国的相似之处，但在现象与原因、原因与结果、现象与结果之间存在多种可能性。
以民主为目标的法国大革命建立起来的却是民主暴政，柏克和托克维尔都认为问题出在主导变革的人物身上，即革命领导人身上。法国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文学家，在革命前是法国社会中讨论政治和推动革命的中坚力量，革命爆发后他们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成为政治设计的主角。这些没有任何从政经验的文人学士，依靠理论激情和改造国家的大胆设想来建立他们的崭新社会，个人绝对服从国家成为是他们创造新的政治制度的神圣追求，法国悠久的自由和民主传统也被革命一同摧毁。
如果同美国的制宪者们进行比较，法国大革命由于出场人物的先天不足而造成悲剧的结论似乎更加明确，设计美国民主制度的那批人有着丰富地方政治经验，崇尚英国的宪政传统，他们既是梦想家，又是建筑师，美国革命因此取得了辉煌的成功。
但任何历史结论都是与特定条件相连结的，因而需要谨慎对待。要是我们把目光就仅停留在这段历史上，结论还是颇有说服力；但我们如果同时也看到今天的历史，上述结论就是个问题，南非第一任黑人总统曼德拉没有过从政的经验，更多的是坐牢的经验。哈维尔担任捷克民主化之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同样没有从政经验，他此前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的知识分子。
法国大革命衣钵的真正继承者是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前者的革命理念、彻底改造社会和国民的幻念、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意志，以及在革命政府的制度设计上国家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和镇压权，都被俄国共产主义者所接收，但随着苏联制度的崩坍，法国大革命失去了借尸复活的机会。
何况法国大革命过去了200多年，人类不可能忽视这200多年里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政治经验和教训。二十世纪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清楚地看到那种追求统一意志和集权的革命只能产生新的更严酷的极权主义和绝对的利己主义，以及给自己带来至深至巨的痛苦；当代的人民已不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民；更加重要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无可争议地成为唯一的制度榜样。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民主国家在全世界的迅速增加，世界才从暴政循环、"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的绝境中走了出来。
大众进入政治现实
互联网使人民作为一种战略力量进入了政治现实中。
在威权国家里，人民一直只具有符号的价值，他们被代表，他们抽象地存在于各种为政治所需要的场合。他们在当作政治符号使用时有着无比崇高、至高无上的地位，但现实生活中，他们在还原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个体或着群体后就被肆意踩在脚下。他们从没有进入真实的政治生活。人类社会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由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大多数进行统治，统治者保持统治的最大秘诀，就是阻止被统治者从事有组织的活动和自由交流信息，使他们始终处于分散、缺乏统一行动能力的状态，常见的方法是，禁止民众秘密和公开结社、秘密和公开集会、秘密和公开串联，禁止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等。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的时代，做到这些虽然并非总是有效，但大部分时间里还算成功。反叛者通常采取危险的秘密结社的方式进行组织，运用暗语、手势、地下刊物进行串通、联络，或者遁入偏僻的山林集结反抗力量。力量的集结和组织过程缓慢而艰难，风险很大，容易被破坏和击溃。互联网的发展，使过去需要在暗中并冒着很大风险才能进行的信息联络，变得轻而易举，并且在效率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不受空间限制的互联网可以在瞬间实现全国性的信息互联互通，民众被快速发动，一个局部抗议活动可能快速演变为大范围的抗议，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是一例。
非暴力抵抗运动借助互联网将发挥到了极至。历来无组织的大众通过互联网实现了大联合，他们就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而是可以进入现实政治以一个整体展示力量，表达诉求。从厦门、大连、什邡、启东等地发生的市民环保行动来看，在个体诉求（如专业上访户）基本无效的情况下，集体诉求方式则收到了良好效果，当局往往很快就满足了民众的要求。互联网在两个方面作用显著，一是强大的动员能力，能在短时间内动员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到行动队伍当中；与此相关连的是第二点，互联网这种异乎寻常的动员能力进一步制约了对方，因为镇压的后果将可能造成抗议活动的蔓延和失控。
联合起来的大众成为现实政治中博弈的一方，而且是主导的一方，是中国社会实现和平变革的最大保障--既是变革的保障，也是和平的保障。
政府和大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对社会变革的和平过渡无疑至关重要。政府改革是进行社会和解、与大众互动的积极信号，但需要警惕的做法是，以某种长期的、数十年为期的改革承诺应对民众的变革要求，它的危险性在于过去反复使用这种方法来无限期地推延改革，已经没有信誉了。今天政府的任何改革设计必须把人民作为一种战略力量来考虑，而不能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在信息自由开放的条件下，社会的大多数比特定的少数更加理性。开放的信息有利于信息的去伪存真，事实上，网民理性的追朔和探究已经成为揭示真相的强大力量，在一起又一起重大公共事件中，民众通过互联网了解了真相。凡是形成了少数人的集团，包括革命者的组织，由于集团特殊利益的存在，他们会因为保护自我的特殊利益而进行密谋，损害大众利益。但社会大众则没有需要捍卫的特殊利益，只有需要捍卫的普遍利益。互联网具有最大透明度，没有密谋，由于在互联网上始终保持讨论的公开性和开放性，在各种意见和声音中必定是理性的意见占上风。
政治意义上的暴力分为两种，有组织的集团暴力和无组织的群众暴力。集团暴力是为了保护其团体特殊利益，群众暴力则产生于信息缺失造成的集体无知。要消灭集团暴力，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除掌握国家暴力工具的权力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消灭群众性暴力，根本方法就是始终保持信息的开放和自由流动。民主社会的稳定正是由于在上述两个方面作出了良好的制度安排而实现的，它一方面对权力实行严格约束，绝对防止政府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一方面对公民的言论自由加以绝对保护，它们是国内和平的两大基石，既杜绝了统治集团的暴力，也杜绝了群众暴力。
人们把不分青红皂白进行破坏和杀戮的群众称为暴民，现在常以义和团的拳民和文革的造反派作为暴民典型。两个不同时代的民众暴力事件在最主要的方面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它们都是由最高当局者发动起来的。当代红卫兵奉旨造反已无须赘言。清廷先是利用和资助拳民"扶清灭洋"，继之慈禧太后鼓励拳民大胆反抗外国侵略者，最终造成义和团在北京、天津纵火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攻击外国使馆、杀死外国公使等一系列暴烈事件，它不但把排外行动变为一场对中国人的屠杀--义和团杀死了231名外国人，更使成千上万的中国教徒丧生，而且招致了外国联军对义和团的残暴镇压。第二个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信息封闭环境中的产物。文革中的年轻人投入相互残杀、肆意破坏的革命行动，对于野蛮和暴力，人们完全没有反对和讨论的余地，疯狂代替了理智。义和团的仇教是当时中国社会普遍仇教情绪的反映，被外国侵略所激怒的人们，包括官员、绅士、普通百姓，无不相信和传播外国传教士残害收养孤儿的种种谣言，这些谣言是各地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
只要保持言论的开放性和自由讨论，止息谣言、形成多数共识、保持多数人的理智，在今天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
由互联网组织起来的大众使"革命领导权"不但变得多余，而且失去了意义。这一事实无论对于变革，还是对于和平，意义十分重大。在人民不需要革命的领导成为变革的战略性力量后，选票就同时成为决定国家未来、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方式。大众手中除了选票没有其他争取权利的工具。没有集中领导的大众也更不容易放弃他们的民主目标，埃及民众在推翻了穆巴拉克的暴力统治后，又接着投入一场阻止新的军事集团控制国家的战斗。他们坚持民主的目标，就不会让革命无疾而终。和平不是对目标的放弃和妥协，而是免于杀戮。放弃变革的目标，重新回到专制统治下的和平，和平就失去了意义。只要人民始终保持他们的民主目标，不但会获得和平，而且能实现真正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