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环境趋紧、内部增速下滑以及经济进入新常态下，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不足为奇。
不良贷款上升，是前一轮我国经济扩张和信贷扩张的滞后反应，是社会资本与负债不匹配的必然结果，也是一些改革不到位的机会成本。从一定意义上看,金融资产质量的变化反映了金融与经济关系重整和周期性波动。对于不良贷款上升，既不必夸大其词、肆意渲染，也不能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对一些媒体危言耸听的报道，应当抱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尽管银行不良贷款连续数月上升，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和合理区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银行有足够拨备、资本和防控能力化解风险，中国银行业仍是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关键是从不良贷款上升中汲取教训，寻求变革。
银行已逐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理应对其资产负债行为负责,从银行自身寻找原因和办法更接近问题的实质。每次危机和风险之后，人们会进行反思并因此建立一系列风险管理制度。金融发展史上许多重要的制度大都是在危机后确立的。我国一系列审慎管理制度的引入大大改善了银行的治理和抗风险能力。但这几年也是经济环境颇为复杂的时期，国内及国际经济都在深度调整和再平衡，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银行盈利能力和资产质量的下滑，促使人们深入思考银行的盈利模式和资产负债结构的稳健性，以及产业波动、变迁对银行的冲击和影响。实践表明，无论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无论扩张期还是收缩期，银行都应保持资产负债行为的理性平衡，把握刺激与改革的平衡，超贷和惜贷都不符合转型升级的要求。不良资产的上升警示我们，加快改革，转变商业模式，重塑资产负债结构，增加风险约束，是商业银行应对严酷竞争和不确定环境的永恒命题。
不良贷款上升显示了重塑社会融资结构的重要性，用信贷替代资本仍是风险积聚的关键因素。我国政府、企业、银行资产负债的现存问题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融资结构和机制问题。贷款、债券、股票都是重要的融资手段，它们在配置资源和金融治理中有着各自的功能和作用，不能相互过度替代，否则会导致企业负债率、杠杆率过高，长期贷款比重过大，以及银行过多分享经济增长的利润等，相应也给银行带来巨大的潜在风险。因此，应当综合考量融资结构重塑的相关法律和政策，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加快信贷资产证券化，改善地方融资机制和制度等。我们高兴地看到，所有这些相关改革已提上日程，应当不失时机地加大力度、寻求突破。
金融始终是缓释经济矛盾的有效手段，但历史一再证明，不恰当地使用金融、过度透支信用会造成市场扭曲和风险。因此，减少对金融活动的行政干预，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在这方面，应着重通过全面改革理清四个边界：管制与市场的边界，宏观与微观的边界，财政与金融的边界，中央与地方的边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已经明确，我们相信，随着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和到位，不同主体的权责会更加明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会更加突显。
大数据时代给金融风险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使风险管理的信息化、科学化、适时化成为可能和现实，但大数据并不能洞悉市场和实体所有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把先进的金融风险理念有机地融入流程管理和系统管理，适时分析和吸收经济活动的各种有效信息。我们相信，随着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和探索，我国的金融制度和金融运行机制将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