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战略与改革研究组/袁绪程执笔
中国的改革前景，不仅取决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而且受制于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和变化趋势。未来十年，我们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又如何应对？在这个变化世界中的中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一、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
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之间虽有协商，但彼此无暇顾及，都在自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各种贸易争端不断，很多人担心全球化会逆转，会回到孤立主义状态。但是，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的经济的全球化是难以改变的大趋势。金融危机不仅不会改变发达国家经济向后进国家扩散的趋势和分工格局，反而凸显出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需求或动力的严重不足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后进国家的强大发展潜力和巨大需求之间的重新“平衡”。金融危机亦不会改变金融体系尤其是新的金融工具对创新经济的强大推动作用。金融工具的创新与投机是创新经济的永恒发动机。尽管美国滥用货币信用，引发金融危机，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没有其它国家货币能够替代美元地位。至于建立以世界政府为前提的世界货币体系只能是遥远的梦想。或许可行的是，通过博弈和协商，逐步建立若干大国为主的“货币联盟”或鼎立，如美元、欧元、日元以及人民币等的“货币联盟”，以替代美元独霸的地位。
当然，解决欧债危机，防止欧债危机扩散，改革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规则，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协调，避免滞胀，仍是各国政府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难题。另一方面，解决全球性问题需要“大国联盟”。因为，具有世界政府“外壳”的联合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起补充作用的很可能是寡头联盟式的“大国联盟”，比如G8、G20等组织形式。“寡头联盟”往往是在竞争（斗争）中形成的，入局和出局完全取决于实力，中国是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大国。中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将随着现代化进程而变化是必然的。中国应当在“大国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世界和平大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离不开和平的世界环境。如果未来十年内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只要中国坚持改革，一定会实现现代化。未来十年的世界会不会发生或爆发战争？自二战结束60多年来，国与国之间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从未发生世界性战争。正是因为没有发生世界性战争，这60多年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生产力总和。
60多年没有世界性战争，主要归功于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大国之间的制衡。历史上的战争都是源于极端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殖民主义、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宗教性的冲突以及掠夺性战争等等。未来10年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主要依据如下判断：
一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国与国之间的依赖更加紧密，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的利益格局。战争的敌人亦越来越不明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地球村”意识似乎正在取代民族的纷争意识。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市场交易和民主协商来解决资源匮乏、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各种问题比通过战争解决好得多。资源匮乏的日本和德国的快速发展就是先例。
二是意识形态之争引发战争的可能性已不复存。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即冷战的结束，以华约为对象的军事同盟北约即使存在也失去了“对手”，其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它将逐渐变为地区安全的维护体。
三是民主法治已成为世界潮流，各国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和政教分离的宗教改革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而“民主国家之间没有战争”。
四是掠夺性的战争不被大多数国家认同，并受到大国的制裁。“战争”的性质也在发生改变。历史上的战争尤其是欧洲早期战争绝大多数是掠夺性的，因此造成战争代代相传，所谓“冤冤相报何时了”和“春秋无义战”。科索沃战争似乎摒弃了掠夺，开启了另一种战争的先河。
五是各层次的“维和组织”的拓展和扩大。如联合国组织、各种非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存在，提供了解决争端及和平协商的平台和渠道。
尽管世界大战的概率较小，但是国与国之间的民族和领土纠纷，以及一国之内的种族或民族之争而引发的战争还会时有发生。最近的南海之争就是明显的例子。中国被拖入战争，一定不会是在中美之间和中欧之间，而是中国与邻近国家之间。因此，中国应当保持足够的防御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国土不受侵犯以及国民的安全。
三、发展格局的演变
（一）美国继续领先其它国家，处于“领导者”地位
金融危机虽然重创美国经济，美国经济复苏需假以时日，可能比人们的预想要长，但美国在经济、技术、制度和资源上的优势仍然是非常明显的。美国的经济总量（GDP）约占世界的1/4，是中国、日本、德国GDP的总和，且处于产业链的高端。美国在信息科技、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及神经科技等创新经济方面领先于其它国家。美国经济制度的创新能力、包容性、开放性和自由度也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其源源不断的移民和充满活力的资本市场就是很好的例证。
美国在能源上也具有优势。它的陆地和近海油田并没有完全开发。更重要的是，通过技术进步，美国迅速地扩大了可开采天然气储量，一跃成为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其丰富的页岩气（shale gas）开采刚刚进入商业性大发展的阶段。
如果将整个世界比作“地球公司”的话，美国虽然从相对控股变成第一大股东，但仍将处于首席发言人的地位。不论你喜欢与否，都一时难以改变。
（二）处于“挑战者”地位的欧盟前景
虽然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和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正在考验着欧盟的坚固性，欧盟崩溃或解体之声也不绝于耳，但最终将从危机中走出的欧盟国家会更加紧密。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未来十年尤其是后半期，随着欧债危机的解决和财政政策的一体化，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可能进一步发展，欧洲诸国在若干年后发展成为一个邦联式的共和国即欧洲合众国并非没有可能。届时俄罗斯即使没有入盟，也会与欧盟“结盟”。欧盟现处于“挑战者”地位，是唯一能够挑战美国的“共同体”。当然也不排斥另一种前景，一个分崩离析的欧洲。
（三）亚洲经济共同体仍然难以成型
作为人类三大文明发源地的亚洲，不像欧洲诸国那样有着历史上的姻缘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亚洲诸国在人种、语言、文化、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千差万别，并且互不服气，很难像欧洲人那样“结盟”。
中国若保持政治稳定，成为亚洲经济的发动机似乎不成问题。但相对发达国家，仍将总体处于追赶者的地位。
日本将继续在高端制造业和相应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后入东盟的越南等四国会加快改革，东盟诸国民主化进程会加快，政治和经济制度将会趋同，经济共同体将更加紧密，政治协作也会走向制度化。
已经民主化又在加快经济改革的印度潜力不可小视，它将是中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和劳动密集型市场的替代者。
金正日已经去世，朝鲜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发生改革或社会转型甚至动乱都是可能的。中国应当促成朝鲜进行中国式改革。
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将进行“工业化”和“宗教改革”以及民主化的补课，纷纷走出政教合一体制和专制体制，开启民主化进程。前期可能出现混乱，后期会正常化和秩序化。
（四）非洲的变革
除南非等少数国家外，大多数非洲国家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许多非洲人还生活在部落时代，民族国家不太显著。未来的非洲大部分国家很可能会通过革命和战争重新洗牌，演变成为少数大国和大批较小国家同时并存的格局，从而加快政权和民族的统一，从部落社会走向民族国家，为工业化的“起飞”打下基础和创造经济发展的框架。 中国向非洲的“走出去”要小心。
四、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一）历史机遇
面对全球变局，中国应抓住哪些机会呢？主要有以下两大方面。
1．改善中美关系，开发中国大市场
世界各国的发展是分层次有先有后的。已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性经济发展已走到尽头，其一般性需求严重不足，如果没有新技术新产业的突破而进行金融“放水”，必然会产生人为的美国“次贷现象”的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中国正在向工业化中后期突进，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正如火如荼。十三亿人的奇大无比的中国单一市场的开发正可以弥补西方的“需求缺口”。金融危机凸显了中国的巨大作用。在短期内，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的复苏仍然需要中国市场，这既是西方的机会也是中国最大的历史机遇。利用西方技术、管理、资本和产业转移，将会互利共赢。就眼前来说，在互为需要的中美关系中，美国方面更为急迫，中国应抓住当前美国更需要中国的历史机遇，大力改善中美关系，重塑二战期间曾经有过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中东问题的结束，美国将外交战略的重点转向亚洲，似乎在形成对中国的包围。这只是表象，只要我们继续保持与美国的战略对话或沟通，这是可以化解的。
重塑中美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经济，而在于政治及意识形态。从经济上看，中国在局部上存在与美国的竞争，但在总体上应是互补大于竞争。因为中美经济的技术含量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大体上处在追赶者的地位，还不是美国的挑战者，因此中美经济上的互补及互相依存大于竞争和排斥。如果中国改革政治及意识形态，哪怕只是承诺，就会重拾中美关系的黄金时期，从而获得解除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封锁。当然，如果中国若不改变政治意识形态，美国对中国的策略仍是短期放松，长期戒备，封锁还会继续下去。
2．跻身“大国俱乐部”，积极参与规则的制订
作为一个大国来说，参与大国之间的协商及全球规则的制订，既对本国有利，又是理所当然的。中国现在虽比从前更积极地参与，但主动努力似显不够。这也许是存在某些疑虑，如我们以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原则参与规则制订？我们参与了世界“秩序”的维护，会不会引来西方国家“乘机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二）重大挑战及应对策略
1．同质的后进国家赶超的压力在加大。
尽管中国市场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势明显，但既不是唯一又不是绝对的。对中国最具威胁的是印度等南亚次大陆国家及东南亚国家。中国的劳工费用以及环保费用等成本正在上升，比较优势正在丧失。
2．僵化的意识形态对经济的影响。
僵化的意识形态，既阻碍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高科技封锁的借口之一，中国至今仍在批“普世价值”，只能带来更多的负作用和压力。
3．法治经济的压力。
中国的产权保护制度是有问题的，主要是执法方面。许多企业采取了非市场竞争的手段。这看似有利于竞争，但长期来说是有害的而且难以持续的，面对法治、公平规则日趋完善的市场规范竞争，中国许多企业都将难免脱胎换骨之痛。
4．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以及相应的政治稳定。
一是越南、古巴、朝鲜等同类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压力将加大，尤其是越南的政治改革超前中国的压力及示范效应日益显现；二是阿拉伯国家的变革所引起的震撼；三是台湾民主政治日趋成熟以及2017年香港的“直选”带来的压力和示范作用。
5．“走出去”的风险。
我们多数投资是走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后进国家，这些国家正面临或正在发生政治变革和动荡，如在利比亚，投资受损失是必然的。非洲国家也将面临同样的变革，走出去战略需要重新审视和统筹考虑。
6．应对策略原则
（1）外交政策应有新思维，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发挥大国的作用，推动本国的经济发展。
（2）消除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对外承认普世价值。但要对外表明，实现“普世价值”要有一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目标，此外，普世价值要与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相结合。
（3）加快国内改革进程，研究和启动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以适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新格局，并占据有利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