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97年7月7日，星期一。

头一天晚上接到可蕴二姐打来的电话，说邓先生身体不适，已有三、四天吃不下东西了，并说先生坚持不去医院，经再三劝说，才同意第二天去校医院看看。我当时还有些不信，因为就在三、四天以前，我到先生家时，先生仍精神很好，侃侃而谈，并嘱咐我把《寿颂文集》再寄几本给一些老先生。

第二天早上到先生家一看，我真的是大吃一惊，才三、四天未见，先生明显瘦了，而着实吓我一跳的，是他脸上、手上、胳膊上的皮肤都变成了黄色。我的心紧抽了一下，这种黄色我太熟悉了，1989年我患胰腺癌的老父亲去世前，皮肤一直是这种颜色。先生已穿戴好坐在沙发里，看到我进门，说：“你怎么来了？用不着惊动这么多人。”我说：“听说您不舒服，我来看看您。”我到另一个房间，对可蕴二姐说：“先生情况不好，别去校医院了，必须马上上友谊医院。”我和可蕴二姐再次劝说先生。以往先生做了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主意的。在我们的一再坚持下，他很不情愿地同意了。

看病之不容易是每一个去过医院的人都能体会到的。先生不愿去医院既是因舍不得耽误宝贵的时间，也不愿麻烦别人，另外他一生都很相信自己身体的抗病能力。

去友谊医院要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先生坐在司机旁，不时地和司机聊上几句，丝毫没有病态和倦容，我难以想象他是在以怎样的毅力坚持着。

经过一上午量体温、测血压、化验、B超等多种检查后，医生给先生的解释是，胆囊有些问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尽管医生认为先生的病情应立即住院，但终因没有床位仍要返回北大。车子开到10公寓楼下，先生坚持不要人扶，自己走上三楼，一边走一边风趣地开玩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让我吓破了胆了。”一语道出，我们都笑了。九十岁老人对待疾病的乐观情绪缓解了大家的沉重心情。

当天下午，友谊医院住院处通知第二天可以住院，先生才于就诊后的第二天住进了友谊医院高干病房。潘庆德去10公寓送他时，先生笑着和潘庆德握手，说：“没什么事，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先生正是以这种常人难以拥有的乐观与自信，面对疾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

从我进入北大历史系读书，亲耳聆听先生授课，到调入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直接在先生领导下工作，前后已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大概是与先生接触时间长的缘故，先生在我心中，既是著名学者、宋史大师；又是耿介刚直，严厉固执的长者；还是风趣幽默、循循善诱的和蔼老人。与先生接触的时间越长，越会强烈地感受到，无论充当何种角色，先生那种不易为常人所具有、不屈服于一切世俗与传统、独特的人格魅力。

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是先生晚年为弘扬学术、培养人才所做的一件大事。1982年中心一成立，我就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来从事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那时中心每年都以平均三、四千册的速度购进图书。1984年中心搬到文史楼三楼后，随着图书的大量增加，阅览环境也逐渐有所改善。先生常来中心看一看，或查阅图书，或看看是否有青年教师坐在这里读书。先生常说，当年傅斯年先生创办中研院史语所，就是创造一个好的读书、研究的环境，让年轻人安心做学问，从而培养出了一批学术骨干。言谈之中，表现出先生极望借鉴傅先生培养人才的经验，为多年荒废的史学领域多培养人才，快培养人才。而每次先生来，却常常是失望与无奈，因为他极少能看到有人坐在这里读书。多少次，先生长叹一声，坐下后，让我找来他所需要的书，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我看出先生的失望，常常解释道：“昨天，有人来查书了；前天，也有人来看书了。”先生开始还点点头，以后则不信。因为太巧的是，他一次也没有碰到过。我多次与中心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讨论过，我说：“邓先生希望大家能每天像上班一样来这里看书，没人坐在这里，先生很失望。”但我也深深了解青年教师的苦衷，大部分人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切家务全要自己承担，在完成教学和科研任务的同时，只能挤出时间来读书。先生希望让大家集中坐下读书的设想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但中心越来越丰富的藏书，为中心的中青年教师提供了查阅、检索资料的便利条件，确实为中青年的学术成长创造了一个极好的环境。先生的苦心与期待在10年以后得到了回报。

先生创办中古史研究中心后，亲自主持了两项大工程。第一个项目是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第二个项目是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这两个项目我都亲自参与，并投入了7、8年的时间。 　　

标点校勘《宋朝诸臣奏议》始于1984年。那时中心作为古籍整理单位刚刚成立两年。先生选定这一项目，既是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的需要，又是宋史研究的要求，同时作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基本功训练的基础，因此先生的要求是严格的。项目一开始，先进行考试，待通过后，再请吴小如教授为大家讲授点校的基本功与基本方法。在正式点校之前，先生的另一个严格要求是，每个人都必须将自己点校的部分一笔一划地认真抄写一遍，其目的一是练好字，因先生认为大部分人的字写得太难看，太无章法；二是为了让大家一字一句认真读懂文意。80年代从事点校工作的人很多，但像先生一般要求之严格，并将150万字原文一字一字抄下后再做点校的，恐怕再无第二例。从中可以体察出先生做学问的态度之严谨与一丝不苟，以及培养青年学子严谨学风的良苦用心。先生自己正是从这样的训练开始走上治学道路的。尽管当时很多人对抄写的要求叫苦不迭，但待二、三年做完之后，特别是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数人都已深感点校训练的实惠，无论在版本、校勘、音韵等知识上，还是在对宋史资料的了解掌握上，都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编辑《宋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始于1986年。早在六十年代前期，先生就曾主持过此项工作，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断。中古史中心成立后，先生再次将这一项目列入规划。首先召集了一批从图书馆退休，但熟悉古籍的老先生组成编辑组，又从中华书局运回过去抄写的卡片（已很不完整），基本按照原来的分类，从传状部分开始，一部文集一部文集地做起。为了找到较好的版本，除了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的藏书之外，我和一些老先生多次到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社科院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以及南京、上海等地的图书馆查找。几年下来，基本摸清了500多种宋人文集的版本情况及收藏地，抄写了共计10万余张卡片。此项工作将全部宋人文集中的资料归纳分类，编为索引，对于宋史研究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为此先生果断地决定不惜人力财力，一定要做好。先生充分了解这一项目工程之大，十分关注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尽管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使此书的出版一再拖延，但先生主持之功不可没。 　　

在从事了近8年的古籍整理研究之后，90年代初，我逐渐转入中国妇女史的研究。为了了解妇女史的研究史，我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收集了14000多篇研究论文，并将其分门别类编为目录。但由于妇女史的概念并不为传统史学界所接受，加之经费困难，很难出版。1992年，经人介绍，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答应考虑，但要求有著名学者的推荐信。为此我找到先生，说明此事，希望先生能为我写一封推荐信。先生一口答应，并在第二天就将信写好交给了我。当时先生写字手已有些颤抖，但仍工工整整地写满了一整页。先生在信中写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所有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专著和各种各样的资料，全都十分散乱，迄今还没有人把它们编为目录，加以统摄，使之分门别类，各成体系。这经常使得研究此类课题的人感到极大的不便。……如能将这部《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目录》尽速印行，即可填补中国学术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极大的空白点。”拿着先生的信，我心里深受感动。90年代初，妇女史作为新兴学科，其研究刚刚起步，先生就不仅给予大力支持，还预见这将是一个亟待开拓的学术领域，使我有了继续做下去的信心。此书作为第一部汇集中国妇女研究论著的参考工具书，终于在1995年9月正式出版，并在第二年获得北大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4年，当我写的关于妇女史的文章《南宋农村‘生子不举’现象之分析》一文在《中国史研究》发表后，先生专门打来电话鼓励我。每每想起这些事，都使我难以忘怀先生的关心与教诲。 　　

先生九十大寿的前一天，1997年3月15日，是个星期六。虽已3月中旬，仍是春寒料峭，刮着西北风。我们全家去看望先生。虽然先生早在一、二周以前就宣称不作寿，而且说3月15、16两日他都要出门，但我仍认定这样寒冷的天气先生一定会在家。 　　

果然可因大姐给我们开了门。先生见到我们进门，热情地让我们坐下，招呼可因大姐给我们切前一天历史系送来的大蛋糕，关切地询问我女儿的学习，又和潘庆德谈起学校最近的外事活动。闲聊中，先生时常用风趣幽默的语言穿插一些老北大的小故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 　　

早就知道先生喜爱照相，而且尤其喜欢他1987年5月在日本京都访问时照的那张全身照，他让可蕴二姐洗了很多张，亲自签名送给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在两天前托懂摄影的朋友将此照片放大，并制作成油画效果一样的画像，我对先生说：“我们想送给您一幅画。”先生连声说：“一幅画，好，好。”我说：“这是一幅名人肖像画，而且这位名人您很熟。”先生又是连连点头。当我把照片拿出放到先生面前时，先生恍然大悟地开心地笑了，“就是这位名人啊！”先生很喜欢这张像，近看远看，还用手摸摸照片的油画效果，一边称赞，一边张罗着让挂起来。 　　

趁着先生兴致很好，我们提出请先生和可因大姐到附近的一家很不错的圆明园餐厅吃饭，并再三说明，第一，圆明园的这家餐厅环境很好，而且离学校很近；第二，这家餐厅是新开的，先生没有去过；第三，反正到该吃饭的时间了，大家都得吃饭。在我们左说右说之下，可因大姐也表示同意，先生仍坚决摇头，说请他吃饭可以，时间要在4月以后，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行。在3月的日子里，凡属有作寿嫌疑之活动，先生一概回绝，这就是先生的脾气。 　　

而4月以后由于忙，一直未能实现我们请先生的承诺。先生住进医院以后，或许是太向往医院外面的生活，一次问我：“你说要请我吃饭，怎么也不请了？”听了这话，难过得我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说：“等您好了，我们和小南一起去。”但我心里已有预感，这也许将成为我终生的遗憾。 　　

先生不是普通人，他在三十多岁时就晋升为教授，并以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宏富的学术著作，被人们尊为宋史泰斗。而先生又是一个普通人，他一生都只追求做个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中国的传统极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关系，搞关系，处关系，人人生活在庞大的关系网中，靠关系办事，亦为关系所累，有时不得不说违心的话，做不情愿做的事。而先生是我所遇见的从不为关系所累的人，他认为该说的话，无论对什么人，从不含糊躲闪；该做的事，无论谁反对，先生都要坚持。因此先生也难免会得罪人。而先生一生坦坦荡荡做人，直直爽爽讲话，却比任何人都活得轻松，活得年长。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往往不仅仅看他的学问，更看重他的人品。先生正是以他坦荡的胸怀、敏锐的洞察力、善良的人品、耿直的个性，赢得人们的尊敬。

尽管我到现在都难以相信，但先生确实是真的离去了，因为我再也接不到先生打来的电话，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山东口音，再也不能在下班的路上推着自行车，陪着先生在未名湖边漫步，更不能完成先生在一年前的嘱托：“等我到一百岁时，再出一本论文集，你还来帮我做。”以往的一切都成为永远难以忘却的记忆，成为永远深藏在我心中的对先生的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