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上午11点，北京人民大会堂宾馆多功能厅，一场主角缺席的生日宴会在这里举行。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前农业部长何康，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等200多人，站在硕大的蛋糕前。整个宴会厅内济济一堂，人声鼎沸，“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环绕。

此时，主持人要求与会者安静，然后朗声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王岐山同志刚才来电，说因公务实在繁忙，不能亲自到会为杜老祝贺生日，他表示抱歉。同时，他祝贺杜老百岁生日快乐，祝他健康长寿。”

被称为“杜老”的生日会主角是杜润生。生于1913年7月18日的杜润生今年99岁高龄，按照中国传统“庆九不庆十”的风俗，正届百岁“期颐”高寿。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已经在北京医院住了两年多。近年来，随着听力渐渐衰弱，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亲自到会，再与昔日的同事和学生辈谈笑风生。

生日会前，举行了第五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颁奖仪式。

杜润生当年所称的“年轻人”陈锡文，代表专家评审委员会向杜润生颁发了“特别贡献奖”。杜润生正是该奖项的主要发起人。

陈锡文在“致敬词”中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的名字——杜润生，杜老。他被称为‘农村改革之父’‘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中国农村改革的策划者、开发者、原创者’。”

作为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亲身参与了新中国建政后围绕“三农”问题的几乎所有决策；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是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

陈锡文在致辞中指出，被认为对中国社会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新经济理论“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正是杜润生和他领导的农口团队所贡献的。然而，杜润生自己在九十寿辰时曾谦虚地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革命者和“小脚女人”

杜润生是山西省太谷县人，1932年10月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抗日反帝同盟会和社会科学家联盟，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期间曾参加“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往太行山区加入抗日游击战争，并参与根据地政权建设，担任过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委员、太行行署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来投入淮海战役，参与领导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历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和华北局秘书长。

1949年后，杜润生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中南地区土改工作。杜润生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并提倡下乡参加土改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获得毛泽东肯定。

1953年初，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辅助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参与组织领导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由于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速度不赞成毛泽东的大干快上，力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控制建社的一定数量，稳步推进，且主张合作社的形式应更为多样化，多种经济并存，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受到点名批评，邓子恢和杜润生一起被毛泽东称为“小脚女人”。

随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也遭解散，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江苏省委农工部部长吴镕向财新记者回忆，中央先是准备把杜润生贬到海南岛去工作，后来正好筹建中国科学院，杜润生调去当副秘书长。“当时又是一个历史关键的年份，杜润生与张劲夫等一起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吴镕说，“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曾告诉过我们，当时杜老以自身经历教育他们那些年轻人，在运动中要沉得住气，可以检讨，但千万不要自杀，也不要乱咬人。这些训诫让吴明瑜‘一辈子不忘怀’。”

圆融无碍的改革老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迫害的杜润生得到平反，1979年出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70岁高龄的杜润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并一直担任到1989年后这两个机构被撤销。

1979年-1989年的十年，是中国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十年，也是杜润生一生中最为闪耀的十年。

在他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中共中央1980年75号文件）中，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责任制第一次取得了合法地位，“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散决策，可以包产到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这个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被认为是非常高明的易为各界接受的表述。

从1982年到1986年，杜润生连续五年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原农业部部长王郁昭评价说，“五个‘一号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是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路线图”，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郁昭、吴镕、杜瑞芝等已经退休的农业改革亲历者，王岐山、王小强、陈锡文、周其仁等当年的改革青年，都是在参与“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开始聆听杜润生的。

吴镕回忆说，“每年一、二月份，领导同志出题，我们下去调查；五、六月份汇报一次，初议文件大纲，再下去调查；到九、十月份间，集中讨论起草；十一至十二月间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修改，然后年底前经政治局通过作为次年的一号文件发出。”

在领导一系列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起草过程中，杜润生善于协调折冲、化解难题的智慧和长处得到了充分展现。

吴镕说：“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 ‘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则总结了杜润生在“穿针引线”中一系列充满智慧的方法论：研究问题“用归纳法，不用或少用演绎法”；两难选择中“两害取轻两利取重”的比较法；“把大家讲的东西集中起来”，在“不同意见中找共识”的方法；著名的“可以，可以，也可以”公式所体现的“分散决策”方法；“在重大问题上对待不同意见，要争取一致，但不强求一致”的“学会等待”法⋯⋯

“这些方法论不仅活在农村改革的历史中，而且至今活跃在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陈锡文说。

要在圆融折冲中化障碍于无形，还需要善于吸取众人智慧。

那些年，老的小的，中央的地方的，部门条条和块块的，都常到杜润生那里畅所欲言。

有一次为推动基层民主直接选举，中央有动议划小乡治，以大队建乡，公社范围建区，小乡的好处被总结是“哪家吃干吃稀，哪家黄狗白狗，一目了然，便于直观乡干部，利于直选”。但吴镕等人当即明确反对，认为这样在政府体系中又多了一层，增加大批“吃公粮的”。“那次是在香山饭店起草‘一号文件’，杜老要我把反对意见说清楚，我讲了五条。”吴镕回忆说，“他列席政治局会议回来笑着说，你们胜利了，但不要骄傲，耀邦最欣赏你们的一条理由是：‘乡镇范围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

思想理论创新得以产生，制度创新得以落实，靠的是上下互动，部门协调。杜润生的办法是邀请各部门负责人一起开座谈会，而且经常要吴镕、杜瑞芝等地方同志参与，向中央的部门进言。有一次为农村金融问题与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对话。陈慕华在当年被称为“铁娘子”，但那次对话极为顺利，陈对建立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问题也破格同意。只是对“大跃进”年代那些“绞关化”之类浮夸的贷款无头老账，陈慕华不同意“一风吹”，说银行不能开“借钱不还”的先例。但地方农口的与会代表坚持事隔多年，确难清偿。陈慕华最后同意做“挂账”处理。

陈锡文评价道：“30年前涉及几百万平方公里地域、涉及几亿人生存和发展方式的农村改革，其对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力度不可谓不大，其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制度变革的创新力度也不可谓不大，其对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意识的冲击力度更不可谓不大，然而，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30年前，杜老是农口这个团队的组织者、领导者，30年来，杜老始终是这个团队的灵魂和象征。”陈锡文说，“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一批批在事业上、在思想上、在方法上、在终极关怀上都受惠于杜老的人们，把‘杜老的弟子’作为自己的一种荣誉称号。”

改革与民主寄望来者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先后被撤，杜润生离开工作岗位。但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后一样，杜润生并未退出思考，他思考的领域更宽了。九十寿辰时，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要反思，从反思中奋起，人要自以为是，也要自以为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作为一个符号，杜润生为改善中国农民的生活与命运付出了一生的心力；而作为一棵改革的“常青树”，他也一直在探索中国的改革和民主之路。

晚年的杜润生不愿过多回顾自己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中的贡献——他把那归结为农民自己的发明。他更强调面对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中国，“尊重农民选择”和“调查先行”的重要性；他悟出了中国的改革，说简单些是要过好两关：经济上要过好市场关，政治上要过好民主关。2007年1月15日，他还在一份文件上写道：“现代民主国家，既有透明的政府，还有公民社会，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现在已经有工会、妇联、青联、商会，唯独农会缺失，理应及时补救。我有一个心愿是农民还要进一步组织起来，要发展公民社会。有些事我恐怕来不及了，要岐山、锡文等你们年轻一代来做。”

杜润生

1913年生于山西省太谷县，原名杜德，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193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太行山根据地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参与组织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改革开放以后，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顾委委员，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

原文刊载于财新《新世纪》2012年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