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31年冬天，雅典人按照他们祖宗传下来的惯例，为当年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举行国葬典礼，伯里克利作为雅典国家的代表，就阵亡将士的功绩发表演说。他所描绘的雅典人处于由多数人执掌政权的民主政治之下，给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他们自信、爱国，多才多艺，富有创造性，善于享受生活，总之，是一群阳光、向上的积极公民。修昔底德记载的这篇演说，历来被公认为古典雅典民主的颂歌。然而，不过数页之后，修昔底德笔锋一转，开始描写雅典遭受瘟疫打击后的情景：由于人们发现任何人都无力抵抗瘟疫，而且“像羊群一样地死亡”，不管他们生前是好人还是坏人，是穷人还是富人。据现代学者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雅典人因感染疾病身亡。“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他们现在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决定迅速地花费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活都同样是暂时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瘟疫中的雅典人，无疑给伯里克利的赞颂一记响亮的耳光。特别是修昔底德特意提到，瘟疫爆发后，伯里克利成为雅典民众发泄怨气的对象，将军职务被罢免，并被判处巨额罚款，但是雅典人以人民大众常有的方式，不久后又选举他为将军，并且把国家事务交托给他处理。修昔底德批评的，显然是雅典人的反复无常。
公元前427年处置米提列奈时，雅典人的反复无常再度发作。在成功镇压了盟邦米提列奈的反叛后，雅典人就处置措施召开公民大会。在前一天的会议上，克里昂的意见取得了胜利，“他们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不仅把现在已经在他们手上的米提列奈人，并且把米提列奈所有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修昔底德特别强调雅典人不是在冷静状态下，而是在“愤怒的情绪下”做出的决定。“但是第二天，雅典人民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通过了一个新决议，“从容地审判那些帕撒斯认为有罪而送到雅典来的人，让其余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生活着”。可是，执行前一个决议的信使已经派出。幸得执行后一个决议的信使拼命追赶，终于在间不容发之际阻止了大屠杀的发生。一个“突然的改变”，不但改变了米提列奈的命运，更凸显了雅典人在国家大事上的善变。
民主政治的弊病，远不仅是反复无常，还包括不能严肃对待国事，头脑发热时作出儿戏般的决定。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美塞尼亚西南的派罗斯，斯巴达因担心黑劳士暴动，派兵到派罗斯附近的斯法克特里亚岛上。雅典人成功地将斯巴达军队困于该岛之上，但苦于岛上的地形，无法迅速攻克。战争的迁延让雅典人厌烦。据修昔底德说，克里昂在雅典公民大会上指责负责战事的将军尼西阿斯作战不力，并且声称如果自己担任将军，可以在20天之内解决战斗，并活捉斯巴达人。不承想尼西阿斯将计就计，同意将指挥权转交给克里昂。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克里昂本来只是说说大话，从无亲自指挥战斗的打算，极力推辞。“雅典人的态度是群众经常的态度。克里昂越推让躬赴派罗斯的任务，越想收回他自己所说的话，群众就越鼓励尼西阿斯移交军权。他们都大声叫唤，要克里昂出发。”克里昂作茧自缚，被迫率军到了派罗斯。在修昔底德看来，纯粹因为运气，雅典人取得了胜利。西西里远征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修昔底德声称，雅典人所以发动远征，一是因为无知，根本不了解西西里的历史和资源，只想大胜之后的好处，一方面则是因为受了阿克比阿德斯的煽动。一场冒失发动的远征，又因为雅典人制度上的问题，临阵撤将，应当撤退之时，又胡乱增援。雅典对将军们的严厉，使尼西阿斯不敢及时撤退，导致全军覆没。
如此不完善的民主政治，当然在战争中会犯很多错误，最终输掉战争。因为雅典公民只是言辞的欣赏者，根据演说词的好坏来判断事实，而政治领袖们“忙于施展个人阴谋，以图获得对民众的领导权”。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我们不断看到雅典政策上的错误，发动西西里远征，不过是其中最明显的例证而已。所以，他十分推崇伯里克利的领导才能和战略战术以及施政风格，“因为伯里克利曾经说过，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他的贤明和他有名的廉洁，能够尊重人民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无疑地，当他看见他们过于自信的时候，他会使他们感觉到自己的危险；当他们没有真正的理由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恢复他们的自信心。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实际上权力在第一公民手中。”也就是说，雅典之所以在伯里克利时期进入全盛时代，恰恰是因为政治还不是充分的民主，因为有伯里克利这个大人物的指导。所以，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迅速败坏，“他的继承人，彼此都是平等的，而每个人都想要居于首要的地位，所以他们采取笼络群众的手段，结果使他们丧失了对公众事务的领导权。在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大城市中，这样的政策自然会引起许多错误……结果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内部的斗争，毁灭了他们自己。”因此，对修昔底德来说，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主要源自民主制度的弊病。
不正常的政治制度，养育了不正常的公民。雅典人好动，总想弄点新花样，搅乱既有的秩序和时局，自己不安分，也不让他人安静。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科林斯城邦的代表为说服斯巴达向雅典宣战，曾经如此大声疾呼：
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现……其次，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出他们人力和物力的范围，常常违反他们的良好判断而去冒险；在危难之中，他们还能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认为离开家乡愈远，则所得愈多……如果他们胜利的话，他们马上穷追到底；如果他们战败的话，他们绝不退缩。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培养他自己的智慧，其目的也是为着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着的事业。如果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而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被剥夺了；但是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话，他们就认为这种成功和他们所将要再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他们马上把希望放在另一个方面，以弥补这个损失。只有对于他们，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们开始想要一件东西，他们就马上取得了那件东西，他们的行动是这样迅速地和他们的决心相伴随。所以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继续不断地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度过的，很少享受他们的财产。他们把一个假期只看作是履行一种义务而已；他们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天生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
在这里，雅典人的革新，是地道的反面典型，是既不想自己安分，也不让他人安宁的代表。所以，对于那场导致整个希腊世界最大骚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应当负全部责任。
尽管当今仍有不少人认为，修昔底德是民主政治的支持者，还有部分人觉得，修昔底德至少是个客观的史学家，对民主政体和寡头政体都不乏肯定，更有部分学者声称，修昔底德批评的，是伯里克利之后群龙无首的激进民主政治。[1]然而上述的例证，似乎证明那些将修昔底德视为反对雅典那样的民主政治的人，很可能是正确的。那么，修昔底德为什么对民主政治如此反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几乎就是雅典错误的记录呢？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综合起来，大致为以下两个方面：
修昔底德的家庭背景也许多少影响了他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态度。他的亲属中不乏民主政治的批评者，伯里克利最强大的政治对手、与历史学家同名的修昔底德可能与他有血缘关系（一说政治家修昔底德是我正在谈论的历史学家的外公），而此人与公元前5世纪中期另一支持斯巴达的政治家西门又有血缘关系。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于塑造修昔底德的政治观，应当不无影响。他虽然极其钦佩伯里克利，但如前所述，所佩服的正是伯里克利能够控制人民。因此，对于雅典那种追求平等的民主政治，他并不喜欢。他尤其看不起普通人，对他们的能力持怀疑态度。在讨论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的可信程度时，他抱怨说，普通人常常容易不加批判地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就是对于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故事，也是如此，并且通过一系列实例，揭露民主政治下大众的无知、冲动和不知节制。他还由此更进一步认为普通民众缺少政治智慧和判断能力，只能接受拥有智慧的精英人物的领导。雅典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伯里克利死后，后继的政治家们只知道讨好民众，使民众越来越粗鲁、放肆和无法无天，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影响修昔底德雅典民主观的另一因素，是他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动机与时间。在其巨著的开头，修昔底德诚然说过，他之所以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因为那是一场引起全希腊骚动的大战。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雅典人，而且是一个实际参与过政治、因失去安菲波里斯被流放的政治家，他肯定看到了战争的结局。雅典最终失败，对他的打击相当沉重，对他的历史写作，无疑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中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有关雅典在战争中失败原因的分析，对一些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判断和评价，可能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所修正。从历史写作来说，这些都正常。但作为雅典人的修昔底德，由于看到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让他对雅典民主政治丧失了信心。也许在修昔底德看来，事实胜于雄辩，民主政治的雅典毕竟在战争中犯了大量严重错误，终于惨遭败北，失去了舰队、帝国和长城，连独立都不保，被迫加入了伯罗奔尼撒同盟。因此，修昔底德在写作之时，或许带有总结斯巴达胜利和雅典失败原因的意味。当修昔底德把眼光盯在雅典战败的原因上时，雅典所犯的错误自然成为重点，加深了或者说印证了他所持有的普通人无力管理国家的信念。民主政治积极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被忽视。准此而论，修昔底德的写作动机，与他对雅典政治和生活的描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所创造的神话之一，是伯里克利死后，雅典一直在衰落；后伯里克利时代的领袖都不是好东西；随着战争压力的增加，雅典人民本身也越来越粗鲁和无情。这些正是他写作意图的体现。
修昔底德欣赏的，显然是让中上层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政体。如果我们勉强给它一个标签，温和寡头制可能比较地贴切。他最为欣赏的是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体倒台后建立的所谓五千人政体。他抛弃了自己标榜的客观立场，一反常态地对其大唱赞歌：“真的，在这个新政权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它使少数派和多数派稳健地混合起来，并使国家从其悲惨的处境中恢复过来。”实际上，这个政体的主要机构与鼎盛时代的雅典民主政治可能并无本质区别，所不同者，是只有重装步兵享有公民权，第四等级的公民被排除在外。可是，这个政府显然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优卑亚的暴动没有被平定，特拉美尼斯率领的舰队一无所成。该时期在赫勒斯滂保卫雅典粮道并击败伯罗奔尼撒海军的，是主要由第四等级组成的雅典舰队。同样重要的是，这个政体执政之际，修昔底德显然不在雅典，很难说对它有实际的感受。他的判断，或者来自战后他回到雅典时的“调查”，或者来自他从雅典流亡者那里听来的片言只语，不过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政治倾向，相信了这些人的说法。
修昔底德有关雅典民主政治的记载，对后世有关民主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标榜客观的历史学家，“如实”记录了民主政治在希腊的一场内战中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行。他的历史，反映了在战争冲击下，民主政治逐渐走向“暴民政治”的历程。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的日趋“堕落”，在色诺芬记载的“阿吉纽西审判”中得到了经典表现，并因此成为民主与法治之间紧张的突出例证。无论修昔底德主观的动机是什么，他留下的资料，与柏拉图的政治理论一道，成为批判民主政治最为重要的资源。来源: 《文景》 杂志2012年4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