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30年，为什么10年前已经逐渐边缘化的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出现?

这与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特点有关。30多年来，社会自治并没有随着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相应成长起来，国家缺乏来自社会的多元整合功能实现善治，“强国家-弱社会”的劣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自邓小平南方讲话后10年，中国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我曾认为，从此以后，以中间派技术官僚为基础的开明的新权威主义得以从容地推进深入的改革。中国有可能在开明的新权威体制下，通过经济发展与公民社会重建，逐步实现民主政治的软着陆。

然而，近年来，中国模式在造成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矛盾，社会大众、知识分子与学者，对中国前途的焦虑感又开始增加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左右激进主义思潮重新在社会上活跃起来。

左右两种激进主义决不是知识分子与少数愤青在网络上或茶杯里的风波，它们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中国当下发展中出现的腐败、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与官僚主义，做出简捷明了的、通俗大众化的解释。

激进左派把所有的一切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的消极现象，均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认定，只有发动再一次“文革式的大民主”才能解决官僚腐败问题。右翼激进主义者则把这一切归因于西式的普选式的多党民主化没有到位。他们都以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来吸引大众，形成左与右的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虽然理论上似是而非，但左右激进主义思潮均可以方便地迎合人们不满社会现状的心理，取得话语至高点。相反，体制内的一些理论家却抱残守缺，无所作为，失去了对新鲜事物的感知力与创造力，提不出鲜活的、有针对性的、有说服力的解释。

激进主义的本质，是按某种先验的“理性原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更具体地说，政治激进主义是根据人们心目中的一张理想社会蓝图，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的主义。这张理想蓝图并非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而是以人们认定的具有普世性的“终极价值”与理念为基础。左的平均主义激进主义就是用平均主义的理想蓝图为依据，右的激进主义则是以西方多元民主的理想蓝图为依据，他们都把自己崇奉的价值视为“普世”的，都力图全面地把现存的“坏社会”，变成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合他们主观理想的“好社会”。

左右激进主义者虽然彼此水火不容，但他们都是不同方向上的“建构理性主义者”，他们都相信自己的“理性能力”，可以从先验的抽象的“第一原理”出发，主观上设计出一个应然的“好社会”来，并认定这个他们臆想中的“理想社会”是普遍适合于一切文化与所有民族的。他们认为，只要通过斗争，铲除一切反对“美好社会”的政治对手，根据良好的社会蓝图，进行施工作业，移入被认为良好的制度，就能直接重建这个“好社会”。

当法国人说“平等、博爱、自由”是建构社会的“第一原理”，这是因为法国的专制主义使人们产生对自由的向往，当20世纪初的中国人把平均主义视为“第一原理”，则是基于人们对于社会脱序而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公的反向运动。这些价值虽然是美好的，但它们充其量只不过是具体时代的具体人们的主观愿望的一种升华与心理的投射。人们把这种价值以逻辑的方式论证为“第一原则”，从而使之附丽上最高价值的光环。

激进主义在思维方式上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制度决定论”，以为只要建立好的制度，例如激进自由派心目中的议会制或民主程序，或激进左派心目中的“一大二公”，就可以重建新社会。但他们都忽视了制度必须与习俗、传统、文化与发展水平对接，才能有效运作。失去与本土条件对接的新制度，就如同牛脚上装上马蹄，不但徒劳无功，而且破坏原来的社会有机体的正常生命。

当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深受挫折并感到不满与绝望时，总会把与自己现实中的不幸相反的价值、未遂梦想与希望，寄托于某种异邦图景上，大锅饭与平均主义，恰恰成为对现实生活中的贫富分化深感焦虑的人们的诗情梦幻的浪漫投射对象，我们把这种人类精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移情与投射心理，称之为“文化浪漫主义”。只要社会存在着不公正，文化浪漫主义将始终对社会大众中的绝望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有时这种吸引力会把人们引向乌托邦，如同灯蛾扑火一样，激起他们的幻觉与激情。

如果不能及时进行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化解社会矛盾，而是故步自封，一旦改革进入锁定状态，矛盾将进一步激化，长此以往，中国有可能在左与右的激进主义——民粹主义的夹攻与冲击下，陷入严重的危机与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