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汀阳先生天下观简介
赵汀阳先生是我极为欣赏的一位其实比我还年轻许多（1961年生人，比我整小10岁）的中国当下屈指可数的货真价实的哲学家。他现为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员。
他所创立的哲学概念中，以“天下观”最有影响。为了商榷，我当然要先对此做若干介：
天下是中国古代对世界的称呼，它的规模大于国家。这个天下（蓝天之下的所有地方）的概念与当今的国际一词并不对价，而与世界一词大体等阶。
中国人自古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说法，天下的基本性质是“无外”，它要囊括整个世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要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
西方的文明没有天下这个概念。有的只是国际。至多是几个国家集团在国际上的利益冲突和折冲。处于本位的必然是国家，至多是一些渊源相同的国家组合起来的国家集团。
与中国人的“天下”的概念等阶的西方概念“世界”是没有秩序，没有制度，没有政府的。当今世界上至高无上的是那个最强大的国家集团的利益。天下或者世界的利
益，不得不屈从于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或者说，世界的利益只有在符合这个最强大国家集团的利益时，才被慎重考虑（比如环保，比如能源枯竭）。
当今世界，必须建立一个以整个“天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新的“世界政治哲学”。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利益必须被超越。国际不应当只是争夺国家或国家集团利益的舞台，而应当是维护整个世界的共同利益的场所。
赵先生就这个题目写下了数十万言，还有很多的细节此处限于篇幅没有概括到。这些文章用任何搜寻工具键入“赵汀阳天下”都可以找到很多。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去看。我的概括当然是极为地简略。但相信本质意思并无曲解。
我当然极为地欣赏这些原则性的判断。但我觉得似乎还有好些可以补充或商榷之处。
一、中国人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的“世界”不一样？
在赵先生的文章中，似乎从未解释：中国人眼里的“天下”为什么与西方人目中的“世界”不一样？这是我想补充赵先生理论的第一个地方。
首先我想申明一个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就是：人的世界观，其实必然受限于他所居住的世界与生活的时代。世界观不可能太过地超越或违逆于陈述世界观的人所居住的世界与时代。
我们应当看到的第一点是：中国的天下观是在一个基本可以说是没有外部环境影响的，独自生长的，农耕的世界中形成的。而且这个天下观在华夏农耕文明的暂时分裂割据的早期即先秦时代，就已经成型。
再发挥一下：先秦，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环境大致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无外”。华夏之外，四个方向华夏人都看不到文明存在。华夏是唯一的文明。第二就是华夏内部分裂为许多个国家。春秋时代 ，上面还有一个至少名义上共戴的周王。战国时代就是各自武力争雄了。但这些各自争雄的国家，都明白华夏诸国，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渊源，共同的文化，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天下。而且这个天下一定会（重新）走向统一。就是孟子见梁惠王说的，“天下乌以定？”“定于一。”孔孟周游列国，苏张纵横天下，都是为了这个目标。那个时代，思想家政治家的境界先前超越宋、鲁、郑这样的小国，乃至后来齐、楚、秦这样的大国，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不足为奇的。这就像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其视野境界并不局限于欧洲某一国一样不足为奇。
自东晋鸠摩东来传教、大唐玄奘西行取经以后，中国人知道了离中国万里之外，有一个西天。（其实在中国的西南方。或称身毒、天竺，现代称印度。）西天给中国送来了佛教。但仅限于此。在经济和政治上，西天都可以说影响甚微。比如宋朝的范仲淹谈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时，他指称的天下，可能包括当时的辽国、西夏，但肯定不包括西天印度。再往后，到元朝，由于蒙古铁骑的兵锋所及，中国人当然知道在华夏疆土的正西面，越过戈壁沙漠，还有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居民。元朝以后的中国人也谈天下（比如明朝的顾炎武谈“亡天下”），但是这个天下，显然并不包括西天印度也不包括蒙古四大汗国征服的辽阔过中国数倍的西亚乃至东欧的土地和居民。
中国人当然也知道，在他们的天下的北部边缘的高原草地上，一直有着另一种不同的游牧生存方式。虽然数千年来，北方游牧族一直是华夏民族的心腹之患，但华夏人一直把他们视为一种附属的生存方式。是可以吸纳到华夏人所称的天下之内的。
这种自信一直到清朝的康乾盛世依然宛在。所以乾隆皇帝才有底气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以通有无。”并敢于把唯一的广州口岸关掉。不过这个做法，也表示，中国人的天下，并不包括西夷人所居的地盘。
但自1840年以来，这种自信很快地就在一连串的战争惨败之后荡然无存。这个时候，中国人再谈天下，那就真是顾炎武式的以华夏为界的“亡天下”了。中心思想只剩下，救亡图存。“天下无外”，那真是说不起的事情了。
华夏人的确认为，（当然是指古典时代，而非现代。）自己的生活方式最地道，可以普及到整个天下。在那个时代，没有希腊人，罗马人和他们工商业，天下是可以运转的。农耕文明是可以自给自足，“放之四海而皆行”的。这是一种食草的文明。没有肉食动物，食草动物是完全可以自我生存的。华夏人居住的地方就是他所称的天下的主体。这个天下之外有什么或者无什么，其实都无关紧要。所以中国人的天下观才可以“无外”，或者即使知道“有外”了也可以选择漠视（像乾隆那样）。
史载，康乾时代，西方人酷爱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却苦于找不到中国人需要的商品与之交换。只得载来满船墨西哥鹰洋与中国交易。他们痛心不已，才想出那丧尽天良的鸦片贸易的毒计。
华夏农耕文明强大到最后形成的国际关系就是众所周知的东亚朝贡体系。这个体系内部，自然没有平等。中国始终是上邦母国。但却没有上邦母国对朝贡国的长期的野蛮的经济掠夺，还经常为各属国间的外交甚或内政比如继承，提供和平的有时也是武力的仲裁。总之，毫无疑问，中华上邦对周边朝贡附属国家的态度，比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态度，好上一万倍。但是有一点却是类似，就是，没有宗主国与附属国之间的国格平等。
而西方的城市手工业的生存方式，从古希腊开始，就是二元的，就是以对外部农耕世界的说得好听交换贸易，说得难听就是抢劫掠夺为基本的实质的内容的。他们的文明不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他们是一种食肉的文明，他们必须从食草（农耕）的文明取得（农业和矿产）资源和市场才能生存。
西方人自始就明白，他们的生存方式，并不能普世。因为绝无可能遍天下的人都居住城市，经营工商业。他们必须有比他们多得多的农耕人口为他们提供粮食、资源和市场…… 西方人也一直想主宰整个世界。但却从不打算，也不可能同化这个世界。
古希腊城邦文明是一个后起的文明。在小小的爱琴海对面，就有小亚细亚的先进农耕文明，有大大的波斯帝国。他们自然无从设想一个在他们之外，“无外”的天下。他们一直知道，外面的天下比他们拥有的宽广无限倍，居民也比希腊人多无数倍。他们所可骄傲的，就是他们的城邦文明的强盛与富足，他们有能力去四面征战，让无数的民族臣服于他们。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一个“无外”的天下概念产生。他们从来把希腊人自己的利益与“野蛮人”的利益相区别。与外人相比，希腊人的利益自然至高无上。不过古希腊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大堆分立的城邦。他们有共同的文化语言宗教利益生存方式，但并不妨碍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内部争斗（一如在今天）。在那个时代，“天下人”的共同利益，并不存在于希腊人的视野之中。
希腊那一块小地方，山脉纵横。不要说大河，连中河都没有一条。地理环境实在是相当地差。那里能发展出一个繁盛而独出心裁的文明，实在是一个奇迹。（参见《民主制度在古希腊的诞生真的是一个奇迹》。）
希腊和罗马两个西方的古代，为国际关系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范本。
一个是古希腊内部，城邦分立，两个邦联（雅典同盟和斯巴达同盟），然后是古希腊城邦整体与外部农耕（他们称之为“蛮邦”）世界的复杂的战争与和平交替的关系。最后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事胜利带来的面向东方的希腊化和这个希腊化给希腊本土城邦带来的意外的严重有害的经济后果。
第二个范本是罗马的强大带来的两个世纪的内部的罗马和平，和对周边外围国家的绝对的不平等的，以征服和掠夺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关系。
如果罗马帝国不崩溃，或如中国的帝国一样，能够一再复制重生，没有从此以后整个欧洲一直延续到今天的分裂割据。地球上至今的外交格局很可能两样。就是如果地球上只有东方的中华朝贡体系和西方罗马帝国（或其假设的继承者）的内部统一的对外扩张体系。世界上恐怕不会有国与国之间平等一说。要有，也就是东方帝国与西方帝国之间的平等或不平等。视两者决斗的胜负或不分胜负而定。当然这是想象。如果罗马帝国即使崩溃但能一再复兴而一直发展到今天，中华帝国恐怕更不会是对手。但世界上恐怕也不会有民主一说了。因为现代西方的民主，正是利用中世纪以降欧洲没有统一的帝国强权，在一批独立或自治城市之中发展起来的。比如在东方，也曾有过许多繁荣的工商业城市。但它们都在帝国的强力管辖之下，根本不可能出现城市从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机会。相应地，市民也不可能发展出主权公民的意识。
这也很像西方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公民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公民平等。没有古希腊城邦，世界上很可能也不会有公民平等一说。但是不可忘记，这个公民和公民之间的平等是以为数比自由公民多得多的奴隶被残酷奴役为代价的。比如在雅典，没有那数以十万计的奴隶的血汗，还有从外邦甚至希腊盟邦掠夺来的海量财富，根本不会有那数万富足而又有教养的雅典公民存在，也就不会有彪炳千古的雅典民主存世。
纵观整个西方政治史，无可争议，罗马共和国和帝国取得了最高的，永远没有再现的治理成就。这其中自然还是有制度的奥妙。先说共和国。罗马的共和国的民主程度比起希腊城邦可就差远了。首先，公民大会是按财产多寡分成六个等级的。每个等级的投票权一样，不管越是低的等级，公民的数量越多。而且，前面三个等级如果通过，就有了半数票。后面的三个等级根本就不给投票的机会。其次，公民大会主要任务是选举执政官。这个执政官，一年一任，而且是平权的两个。这一点，比今天西方的制度就更共和了。第三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卸任的执政官全部进入元老院，而且元老终身任职。元老院在这个共和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大权独揽。历史证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众、贵族和君主权力的一个上佳折中，而元老院则是罗马共和国成功的最大诀窍所在。以后的罗马帝国中，这个由卸任高官组成的元老院也一直存在，不过不再有决策权，而是拥有重大的被咨询权。这个帝国的头200年是整个西方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盛世，史称罗马和平。我还在揣度，（完全不保证成真的几率。）西方在现在的民主困境之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民主更少的，但更繁荣稳定的新罗马时代？
东方的传统是中庸，在古代的西方与现代的西方之间的中庸。普遍的人权，的确不及今天的西方好，但比古代直到近代的大规模奴役奴隶的西方，则是好太多。比如中国人可能驯养专门的角斗士去与猛兽在巨大的公共场所决斗供自由公民取乐吗？
为什么欧洲文明不能像其它的文明那样“定于一”，即统一？为什么罗马的统一只能是昙花一现而至今不能二现？这是一个很深奥的课题。我只能大体地这样揣摩：一、从公元前十二世纪流传至今的《荷马史诗》中，我们就可以明确地体会出，欧洲人从根子上，骨子里就喜欢争斗，谁也不服谁的基因，来自万古。二、城市工商业的生存方式，在古代，十分方便以城邦的形式出现。（但我们有罗马共和国及帝国的反例，说明哪怕在古代，也是可以有工商业强盛的大帝国的。当然帝国中也必然包括足够的农业经济成分，否则这个帝国也不可能存在。）三、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欧洲有太长时间的分裂割据的小农经济，就是封建制。这可能与欧洲没有大河有关。也可能与他们爱争斗的传统有关。而其它的在大河流域中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一般都能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就形成统一的基本格局。四、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形成得那么晚（都不过数百年光景），规模都那么小，实在让习惯了千年纪元和广土众民的中国人困惑。（有个笑话，在19世纪初叶，中国官方不相信欧洲有那么多的国家，认为他们胡编乱造了很多的国名，是为了到中国来骗取利益。）就文明的整合这个层面而言，他们还像还处于华夏文明的春秋战国时代。五、看看现在的第二罗马帝国—欧盟的整合进程，我实在都在怀疑，可能为时已晚。因为整合的成功都必须在该文明的繁盛期。而欧洲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下行。若真是那样，欧洲合众国，或欧洲联邦，就会成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综上所述，我觉得，赵先生是夸大了中国古代“天下”观念的发生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的“天下”“无外”，只不过是中国人当时还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而已。一旦看到，中国的天下也就有外了。一旦发现外面的天下比自己的天下还要强盛，那点“中央之国”的盲目自豪也就很快地冰消瓦解了。
而西方人没有一统的天下观，则是因为他们面临的世界从最开始直到今天，始终不是一元的。而居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可能与客观的历史地理人文大环境相对立。
二、西方现代的国际体系是如何建立的？
简单地说，它是在中世纪以来欧洲一直四分五裂的政治和地理现实之上建立起来的。
自罗马帝国灭亡，欧洲有大约1000年的光景其实真的十分地落后。小小欧洲，分割为数百上千的各自互不统属的小邦国或公侯伯子男爵的封地。“我的陪臣的陪臣，不是我的陪臣”。这1000年欧洲始终征战不已。在进入近代以后，欧洲依然在其内部和外部不停地发动战争。直到1945年，欧洲人的战争隐才算基本发泄完毕。以后他们是相对以前爱和平得多了。但是在那以后世界各处发生的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依然逃不掉欧洲人的主导和参与。
1500年来，重建罗马帝国式的统一，是欧洲人从来未能完成的梦想。因此，数十个邦国林立的地理和政治现实，就是欧洲人建立国际关系的不可改易的基础。
这个国际关系，其实就是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与欧洲以外的国家有的只是宗主国和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完全没有纳入欧洲国家互相之间的关系的序列的。就如同在古希腊时代。他们一直有两种对外关系。一是希腊人内部，各独立邦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二是，希腊邦国群作为一个整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当然还有第三种，就是母邦与子帮之间的关系。还有第四种，邦联的主宰城邦（雅典、斯巴达）和加盟城邦之间的不平等伙伴关系。
这个欧洲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以1648年威斯特法利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
在这种多国分立，合纵连横的格局下，拿破仑战争以后的欧洲，还被奥匈帝国的梅特涅首相发展出一种均势和平。（这两段历史太专业，这里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读者请自己去查相关资料。）
这个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和均势和平的理论与实践，随着欧洲的强势发展，被传播到其它各大洲，在非殖民化完成的二战以后，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调与准绳。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现实中，由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统治世界（或仅仅是欧洲），可以甚至只是妄想统一世界（或仅仅是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两度失败），自然也就无从产生，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类的观念。有这种念头的思想家找不到政治家比如强大的君主去实施他的观念，这种观念就成长不起来。
我陈述这些史实，表达的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精神力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可以有极大的能动作用。比如整个西方文明的基本特质，很可能就来源于荷马史诗。而东方的文明的发展，则被儒家文化划定了轨迹。而马列主义，则创造了整个国际共运，十几个共产国家，直至今天，尚有余绪。
在近现代的国际关系上，西方也有两段一国超强的史迹。一个是日不落三百年的大英帝国霸权。二个是美苏冷战结束（1990年）后至今，而后大概还会有20年的美国霸权。但这种超强，也远远媲美不了当年罗马帝国的横空出世和中华帝国在东方的千年不朽。
西方的强盛到了最后的阶段，已经统治了世界，其实也产生了一些世界主义。比如我们都看到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联、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二战后的联合国、联合国的《人权宣言》等一系列人权文件的产生。还有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世界机构，在普及世界文明上也做过的很多工作。如果这个世界真的能让西方一直像战后初期那样甚至更深入地统治下去，这个世界主义很可能还能继续发展。但自1971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西方人对这个世界的近乎随心所欲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他们被迫越来越多地只顾自己，直至近年已经显得自顾不暇。这时，那个世界主义或天下主义就实在没有多少发展的余地了。在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立身格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一般而言，我的确认为，国国平等和人人平等一样，是一种多少有些矫情的理想主义观念。事实与之总是相隔过远。而太过当真又未必可行。比如在国内政治中，西方现在深陷的债务危机，不正是人民民主过度所致，而不是人民没有民主所致吗？就国际关系而言，问题又好像是民主得不够，西方大国加权太多。西方世界的内、外秩序都应当向中间靠，对内有效约束民众和资本，对外收敛霸道。中国也是这样，国内应当向人民和民营资本适量放权，在国际上则得适量争权。换句话说，我在国际和国内关系上，都主张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毋宁说，一种受到足够监督的威权。
三、将来的世界秩序会怎样？
我的推测与赵先生的有一些不一样。我的推测是动态的，是或然的。而不是像赵先生假设的静态的，应然的。
首先，由于有核武器和经济全球化在保卫世界和平，我认定，第三次世界大战是不可能发生的。
但除此之外，很多的危机都可能发生。数十年内，世界完全不一定会走向更加的有序。其中最大的变数有两个，且都与中国有关。
第一个变数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中途夭折。如果早早夭折，那就还会是一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如果西方真的重新赢得对世界的全面主导权，战后初年的世界主义或赵先生说得天下主义的确可能重新生长起来。但我觉得这个机会真的不大。如果中国的崛起夭折得比较晚，那就会是一个两强共治的世界秩序。就是那个人们已经谈论了数年的G2或中美国。这种秩序稳定下来以后，全球治理的哲学则应当会有一些朝着赵先生主张方向的深刻演变。
第二个变数是假设中国能够完成崛起，最终成为世界唯一的超强。但这个过程足不足够和平？有没有各种形式的完全不一定以战争的形态表现的激烈冲突发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能不能真正的和平崛起。更清楚地说，就是崛起的东方和日渐衰落的西方之间，能否把那个对世界秩序的主导权的移交工作做得大体完美？
以我的估计，这个转移过程的主要阶段，无论结局是双强还是新的一个超强，都大体会持续30-50年。这中间要做的事情太多。比如，10-20年之后，中国就可能会支持日本韩国的完全独立，要求美国从两国撤军。理由当然现成而且冠冕堂皇：各国国权平等，再加上“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美国和中国一般强，凭什么你在我的家门口驻军？我也派一支舰队到加利福利亚外海常驻游曳你同意吗？又比如，世界各国储备的不会贬值的人民币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美元又闹大危机，中国觉得不能再帮美国扛，撒手抛美债，后果会如何？
一些人老说中国没有朋友。这其实也正常。中国的国势增长咄咄逼人，让人敬畏而不敢亲近。不过既然中国的崛起尚未完成，周边国家就还存在及时争取一些比如在南海礁岛上的利益的机会。再过二十年，中国超强大势已定，“西瓜偎大边”，自然会有许多朋友靠过来。比如现在日韩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就已经超过与美国的。二十年后，它们与美国的贸易额只怕仅会有与中国的零头。日韩还能与美国精诚结盟吗？东盟10国还可能向中国打美国牌吗？至于意识形态的区隔，二十年后的中国，民主也会比今天多得多吧？
在这个急剧的变动过程中，我觉得，有效的世界政府根本不可能确立。世界秩序只能在一个稳定的状态中建立。这种稳定的秩序如前所述可以有两种。或者是梅特涅主导式的均势和平。或者是一强主导的罗马式和平。就看中国的崛起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与美国相当还是比美国还高许多）缓下来。
在稳态没有出现之前，西方人的核心关注不是建立一个更公平公正的国际秩序，而是如何遏制或尽可能地推迟中国的崛起。下一阶段迫不得已求其次，就是如何组织尽可能有秩序的退却，并尽可能地在新的秩序下保全西方的利益。这时候，他们对公平公正可能就更感兴趣而不会仗势欺人。因为“势”并不在他们手中了。
如果我说，我同意西方的一个流行说法：西方当前的困境，归根结蒂是以中国为首席的新兴国家的强力竞争所导致。而他们自己的骄奢挥霍还是第二位的。你们该不会认为我在出卖什么机密吧？
而中国现阶段对国际秩序的核心关注自然是尽可能地保持和平崛起所必须的平和的国际环境。在不与西方发生过于激烈的冲突的前提下，努力捍卫中国的利益。必要时，自然不妨让步，当然又要力图交换相当的利益。
如果一切顺利如意，二三十年后，就会真正进入交接世界主导权的阶段。毛泽东说过不称霸，中国的现领导也说过很多类似的话。但这些诺言都不会真的有用。因为形势比人强。无论是有利的形势还是不利的形势。
只有在这个大局底定之后，才可能有新的稳定的国际秩序出现。比如赵先生说的“天下第一”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了。要现在还在主导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在大权岌岌可危的时代把天下的利益放到首位，那未免也是太强人所难了吧？
中国古代留下一个王道的传统。传曰：“武王初伐纣，天下诸侯不期而会于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曰：“殷有三贤，尚不可伐。”还有史载：成汤“东征则西夷怨，南征则北狄怨，曰：奚后我？” 如果中国将来真有主导世界秩序的一天，至少我希望，能够秉持这个王道传统，做得比现在的美国更宽仁厚道。
新的秩序除了需要新的主导者之外，还需要一个新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应当是一个发展得更均衡的世界。就如同当初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时代欧洲的匀质一样。现在我们能期待的是西方的停滞与新兴国家的急起直追到一定程度后，世界重新恢复的动态平衡。这个新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对新兴国家有利。随着新兴国家工资水平的提高，它们的竞争力也会下降。实体工业也会至少一部分地重新回到西方国家的土地上。世界将会恢复更多的均衡。对此，双方都应做出努力。我也乐观其成。在这场新的竞争中，东方、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确处于主动的地位。从天下一体的角度出发，中国的确可以多做一些让步，但也应当从现有世界秩序的把持者手中，逐步争得各种应有的权益。比如通过向IFM更多注资，但交换在IFM中的更多的股权。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新的实力对比，必须得到承认。到了20-30年后，一个放大的韦斯特法利亚时代就可能重现，就可能出现一种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以便于筹建更有权威的世界政府等等。
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之中，也迅速的改变了食草动物的秉性，开始要食肉。就是说需要依赖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大量的资源入口和出口市场。这么大一个国家，以外贸立国，又在发展中，贫富通吃，当然对世界产生威压。（请参见本人过往博文《中国的另样崛起》） 而这个威压如果太过，自然也不符合赵先生主张的天下观，也不利于中国的“韬光养晦”，继续和平崛起。中国真的应该注意适当收敛。
我知道自由派的诸君会对我的中国在数十年后可能主导世界秩序的预估嗤之以鼻。但我也会对一些人预估的中国崩溃论一笑置之。中国只要不崩溃，并能维持比一些人很不情愿看到的“或长期停滞，或缓慢衰退”的西方明显更高的增长率，加上它的固有的体积块头，那个先是参与，后是承头管理世界的大任，恐怕到头来是推也推不掉的。
我当然知道中国要在世界上全面领先，实在任重道远。但中国在GDP总量上赶上美国，铁板钉钉，就在数年之内。再多比如十年，就会赶上欧美的总和。假如现在的西方金融危机继续迁延不愈，或过几年又来一个新的，那中国赶超的时间表，岂不还得提前？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比西方还多，哪里还可能再高速增长20年？我这里不想展开这方面的论述。总之我相信中国再有至少20年的高增长把握极大。至于其它的领域，比如军事。等中国的GDP远超美国，美国怎么可能长期保持远多于中国的军事开支？假以时日，美国的压倒性军事优势不丧失那才是奇迹呢！
中国还有一个至大的问题是它很可能不会沿着我支持的折中民主的路前行，其实际行经路径很可能太过斯巴达。这很遗憾。但是我断言，就算太过斯巴达，它也会发展上去。（历史上，在27年的大战之后，民主显然较少的斯巴达同盟曾经完胜民主最多的雅典同盟，这好像并非偶然。参见《未来大预测 — 一场和平的新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在露出端倪》。）总有一天，中国会找到得自己独创的，适合自己的政治发展之路。这条道路一定是中国现有制度与西方现在制度的某种精巧的折中与融合。
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如果我没有对中国的政局，也没有对西方的国内政局做许多评论，应当说得过去。西方的确民主比中国多得多，但为什么西方现在会处于如此尴尬甚至狼狈的守势呢？中国显然并没有主动出击，在国际交往中几乎都是在努力“藏拙”，被动防御。可为什么那么多人总要把中国拎出来“被责任”呢？（比如萨科齐语：“中国拥有全世界60%的外汇储备，它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负有重大义务。”）中国的确还没有习惯于积极参与环球治理。它还需要时间来学习做这件事。它也还需要时间去积累更多的资源来为环球治理做贡献。
这次欧债危机，围绕要不要向中国人求援，西方人的面子和里子，可有一番艰难的天人交战。暂时的结论是，“我们还可以保住面子，暂不正式求援，自然也不向中国人做他们要求的让步。” 我担心的是这个面子绷不了太久了。
我学历史出身，的确比较习惯于从较远的，较大的视角来看问题。我已经详细地陈述过《我为什么认为西方文明很可能已经开始全局下行》。我也详细地论证过《东亚与中国：一个文明的重新崛起》。朋友们十分关注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在我看来，很多都会过去，基本都会解决，并不会改变中国最后将成功崛起的结局。我核心关注的就是这两个互相关联的大势：中国正在崛起—西方正在衰落。我们关注的好像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虽然各有其价值。不过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会不会成真，就要请时间老人来作证了。
赵先生虽然比我年轻，但学问显然比我高太多。我的这些商榷，实在有些类似于班门弄斧。还请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