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中国：光芒

如果说，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新启蒙思潮是一道光芒，那么，从这道光芒流泻出来的是什么呢？

光芒的第一个重要层面是和平安定。从1840年至1978年这近140年之间，中华民族所栖居的这块土地上，两次相邻的战争或巨大政治动荡之间相隔的时间几乎未曾超过十年（1840——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1851——1864，太平天国起义；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1853——1868，捻军起义；1883——1885，中法战争；1894——1895，甲午中日战争；1898，戊戌变法；1900，义和团运动高峰，八国联军侵华；1911，辛亥革命；1911——1937，北伐战争，军伐战争；1924——1937，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37——1945，抗日战争；1945——1949，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57——1958，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1966——1976，文化大革命。）

而从1978至今的三十余年间，虽也有过规模不大的边陲战争和时间短暂却影响深远的政治动荡，但从人民正常的日常生活和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而言，无论如何应是自1840年以来的170余年间最为和平安定的时光。尽管这种和平安定并非没有积累下深刻的危机，但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意义无论如何是非凡巨大的，每一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们，尤其是经历过不是战争却在心灵的震荡上强烈过战争的文化大革命的人们，都会深知这一非凡意义的极为宝贵和深遂的内涵。

光芒的第二个突出景观为经济现代化与经济起飞。三十余年间，我国已基本形构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告别了闭关锁国，成为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和人类共同的经济事业。并已从1978年前的世界第十大经济体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世界第一。

光芒之三为民生的进展。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数据显示，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２.５亿下降到１４７９万，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３０.７％下降到１.６％。[1]

1973——1975年,我国男性人均期望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总体数据无统计）；2005年，男性为70.0岁 女性为74.0岁，总体为 73.0岁。[2]

仅此两项数据，我想，三十余年来的我国民生进展状况已可有确凿领略。

光芒之四为朝向现代文明转型的国家重要立法。1978年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法治国家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的明确目标。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标志性地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久后,这一目标又被写进我国宪法。中共十六大后中国政府则进一步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3]

1982、1988、1993、1999各年的宪法修改，逐渐明确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4年的宪法修改，第一次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国家宪法，第一次把保护私有财产及其权利写进国家宪法。同时，第一次明确地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写进国家宪法。

1993年酝酿，2007年最后定格的《物权法》，以及近年来的一系列相关立法，如2006年《破产法》、2007年《反垄断法》、《公司法》、《证券法》、2007年《劳动合同法》等的制定或修改，将上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私有财产，强化社会保障等宪法原则更加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了。

1989年出台，确立了民告官制度的《行政诉讼法》，1994年出台的《国家赔偿法》等，皆特别地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宿求公正的明确意向。[4]

所有这些朝向现代文明的重要立法，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人治大国，其意义的重大是无庸置疑的。

光芒之五为治理方式的渐进和增量转变。三十余年来，国家治理方式，从全能全管全包政府逐渐向以宏观调控为主要功能的政府转变，并提出了进一步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目标；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从高度集权逐渐向相对分权转变；一元的国家权利主体逐渐向多元的市场或社会权利主体转变。同时，基层民主的试行，经由党内民主推进人民民主的民主发展路线图的提出，2009年政府第一次发布的《人权行动计划》等，皆显现了政治现代化的某些谨慎和意义重大的变量。[5]

光芒之六为现代性普世价值的国家意识形态化。“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毫无疑问是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普世价值，这些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成为我国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性内容，当然是我国对现代文明基本理念的认知的重要推进（相比1950、60年代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个现代化不过是技术现代化，或曰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硬件层次，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这样的现代性的普世价值已进入现代文明的软件层次）。

二、 当下中国：阴影

有光芒就有阴影。与“1978”这道光芒相伴随的阴影又是些什么呢？

阴影之一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度的把握有失控的表现，贫富悬殊状况严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4、2005皆为0.47。[6]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超过了导致社会动荡警戒线的数据。对于一个有着数千年的“不患寡只患不均”之顽固传统的社会来说尤为如是。

阴影之二为腐败，尤其是官权与商利相互勾结的腐败。甚至是出现了官商匪沆瀣一气的黑恶势力。这些常见诸报端，无须在这里注明事实与数据。

阴影之三为整个社会生活潜规则普遍而严重。国民的现代理性精神：规则意识、法律意识、契约意识等依然薄弱，而相应的规则、法律、契约等真正实施的可能性亦依然较低。国家及各级单位的治理，人治的成份依然远大过法治。社会资源向权—利之集团、单位、地区等集中乃至垄断，因而形成社会资源分布一元而非多元，社会财富拥有成金字塔结构而非橄榄形结构的非良性状态依然明显，甚至更趋显著。小政府大社会的现代社会进程时会出现反向退行。官权本位（而非人本位）状况依然堪忧，近年甚至有加剧趋向。有关公权力监督等的公共问题讨论之信息与言论空间，比之1978年前虽是天壤之别，但其公开性、自由度仍远不充分。总之，政治民主的实际步伐虽不能说全无进展，但可说是基本处于长期俳徊之状。

阴影之四为国民幸福指数颇不理想，精神疾患率高。所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吊诡现象普遍存在。

2005年，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对全国20个省市40个城乡调查点进行了严格的入户抽样调查。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方面，该课题组发现，只有44.9%的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在有关中国居民心理生活的调查方面，课题组还发现，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感到焦虑不安。同年，国内著名的调查公司——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调查表明，在2003－2005年的连续三年期间，中国居民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满意程度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为68.2%，2004年为66.9%，2005年为56.1%。[7]

2009年6月，《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对中国四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约有1.73亿人患有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8]

经济高速增长而幸福感增长有限，焦虑感漫延，这可能是现代化必然伴生的后果之一种。但就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恐怕不是现代化进程太快，而是现代化进程中结构严重不平衡所致。它与上述提到的贫富悬殊、社会腐败、潜规则盛行等所造成的权势财富比较落差及公正渴求之类的社会生活不安全感显然相关，而更切近和现实的一个原因则当是：理性的，公正的，持续的，稳定的，可信赖的多方面多层级社会保障系统还远未确立。

阴影之五为环境污染。由于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废气、废水、废物等，使我国工业较发达地区的环境严重恶化。而人类的整个现代化事业给地球环境所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地球变暖加速进行，全球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巨型而又怪异的自然灾害愈发频仍。我国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已成为“世界工厂”，对地球环境问题自然也承担着一份责任。

阴影之六为价值真空，良知缺如，精神虚无，心灵晕眩，根本上说，是文化逻辑混乱。1978年来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中国人的自利之心，自为之能；1978年之后的新启蒙思潮，试图重建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这些无疑都是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的。但是，这种解放和这种重建工作，似乎被什么阻滞了，搅乱了。近三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欲望主义和传统的道德中心主义，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搅成了一窝粥。人们内心中的价值真空或混乱状态也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或者是三千年来未有的。人们从五、六十年代的观念上的只人不己，只公不私，只义不利，忽然一下子颠倒而为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只己不人，只私不公，只利不义，一句话，人们从“无我的世界”一下子变成了“无世界的我”[9]。人们在内心中并非没有惶惑，并非没有超乎一般的紧张，人们在事实上，并非没有，也并非不知如此这般的价值状态，造成了每一个体以及整个社会、国家的巨大成本（有许多成本将要由未来的可能是相当漫长的历史来清算。）

应该说，由于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的未真正彻底展开，我们在三个层面上，皆未有有成效的建设：

其一，权利伦理（公共道德或公德），也就是建立在现代理性：权利与责任、规则、法律、契约等意识上的信用精神和全民的信用习性、信用环境未真正建立起来。

其二，德性伦理（个人道德或私德），这个我国传统上相当强势的部分，由于欲望主义的冲击，由于现实生活的变化（由主要生活在熟人社会转变主要生活在生人社会），传统上靠口碑和口诛来钳制人心的传统他律性的耻感文化基本失效，而又无西方靠天堂、地狱和救赎等钳制人心的自律性的罪感文化传统，而现代性意义上的德性伦理资源及其创造性探索，实际上处于被抑制状态，人们的良知缺如，心理焦虑和精神虚无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超越性文化之维，或曰信仰之维，这个中国文化传统上本并不缺乏，却凝聚得不甚好的部分，在欲望主义和传统道德中心主义的夹持下，变得更加乱相叠出（不是信仰多元而是信仰混乱），普遍的状况是思想困惑，心灵晕眩，找不到生存的支点。

三、 当下中国问题的解释维度

第一种解释维度是对制度因素的关注。其中又有观点很不相同的几个方向：

其一，眼里没有光芒，只有阴影，因此根本上否定1978年以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乃是走入歧途，应该彻底回到1978年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的老路上去，认为那种由高度个人集权和国家控制所构成的虽寡却相对较均的社会资源状态才是最好的社会，才是最正确的发展道路。

其二，也看到光芒，可更多看到阴影，并认为1978年来的中国社会的一切正面发展，根本上并非源于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思潮，而是源于1950、60年代已奠定的基础，因此主张在继续近三十年的道路的同时，更多地回到1978年前30年去。

其三，认为光芒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但认为阴影也是严峻的，这种阴影严峻的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很好地与经济体制改革谐调发展，是制度更新缓慢所致，也就是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法治、民主、权力制衡等政治文明进展滞后，导致了当下中国的种种问题。而这一方向又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思维：第一种思维是总体性思维，认为制度更新是一揽子的事，任何局部改变和部分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的；第二种思维是非总体性的，认为在今天的情境下，制度更新当是和平持续渐进的，不断建设性创造性地达至理想境界。

第二种解释维度是文化因素的关注。这一解释维度突出地显现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价值虚无，道德荒原的焦虑。

如，“人文精神失落论”就是一例，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然究竟失落的是什么却语焉不详。是失落了1980年代以来的人道主义和主体性追问？还是失落了1978年前的革命理想主义或曰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抑或是失落了基本上是道德中心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特别是儒家文化精神？

又如“中国历史宗教缺乏论”。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出现一种全民信仰的典型宗教，以至于无法制衡市场经济带来的欲望主义。所以有人认为应引进基督教，也有人主张更多用伊斯兰教精神冲涮中国文化精神。

再如“传统文化断裂论”。此说目前最为强势，认为上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及近三十年来的市场化，根本上是西化再西化，全盘西化，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几被完全断裂，阻滞，衰微消泯，此是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所以当务之急是应当复兴传统文化。结合着“宗教缺乏论”，更有人主张将儒家文化改造为典型宗教，且使之成为全民信仰中心，做为国教，以收拾人心。

还有人认为，当下中国问题的关键，是丢失了以文化大革命为标识的1978年前三十年乃至整个革命时期所显现出来的“平等”理念。

总之，当下中国问题之文化关注的解释维度，近二十年间，几乎一边倒的倾向是文化保守主义的。

当然，欲望主义或消费主义，同样是1990年代以来最为强势的文化思潮之一，这一思潮无条件地追捧市场，无条件地为市场逻辑或资本逻辑作迎合性的，完全没有批判的理论论证的“文化搭台”。不过此一思潮根本上是乘势而行，顺流而下，并不构成对当下中国问题的关注，所以很难说是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一种解释方向。

四、 当下中国问题：制度的归制度，文化的归文化

上述两种解释维度，制度解释维度和文化解释维度，连同已获实现的经济现代化思想路径一起，作为一种多元状况，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不仅是一种正常，且就绝大多数时间里思想单一、一元的中国历史而言，乃是一种幸事。但是，制度解释维度与文化解释维度之间却发生了本不应有的矛盾。

某些文化解释维度的论说企图以文化关注取代制度关注，甚至是以总体性的文化解决取代制度解决，如提出所谓政治儒学，以及所谓政教合一的儒教国教化等，显现出文化决定论的取向（此问题笔者有另文详加讨论）。

而一些制度解释维度的论说，则不分清红皂白地将一切文化解释维度的论说一概斥之为“文化决定论”。如认为“二十世纪发生过三次文化论战，复古派与西化派争得你死我活，却是同一个‘文化决定论’的两极震荡，都把中国的存亡兴废归结为文化问题，除了转移社会政治层面的注意力，在思想学术层面，也乏善可陈，没有积累下多少积极成果。”并认为不要重蹈“五四”的误区，不要强调“文化”。[10]

从历史看，自1840年以来，我们历经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20世纪初的工商业勃兴，然后才有了新文化运动，如何新文化运动就有了文化决定论的罪名呢（且由文言文而白话文的革命性变革，难道不是新文化运动推进的决定性进步，而是“思想学术层面乏善可陈”吗）？

从现实看，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之经济、制度（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其权重与格局究应如何看待，则需加以稍事具体详细一点的讨论。

首先，1978年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无疑重要非凡，且成就卓著。然因此而判定，中国的现代化，只需要经济现代化（生产力、生产关系，即生产方式现代化）一路便已足可，唯经济主义或经济决定论思想顺此惯性而定格而僵化，并由此将经济高速发展始终作为国治民安的主导甚至唯一手段，这一偏差的负面今天已然突显。

其次，关于制度解释维度，或曰制度因素的关注，即政治体制改革，制度更新，政治文明的推进，无疑是极为重要的，且今天显然是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可以说已然十分迫切。但对于制度解释维度中的不同致思方向，我们却应有不同的态度。

前述制度解释维度的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所谓1978年以来是道路上的根本错误，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抓住前进中的过程性问题，就欲开倒车，甚至做文化大革命的翻案文章，这不仅是思维上的僵化极“左”，且是最易引起社会动荡的观念；第二种观点，所谓1978后30年成就根本上赖以前30年的基础，如果不是希图以前30年否定后30年，只是从前30年汲取有益资源，在思路上应该是有意义的；第三种观点，所谓1978后30年的光芒是主要的和根本性的，但认为阴影严峻，而当下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制度更新滞后，这一观点中的第一种思维，即总体性思维，乃是传统思维，容易演变为或激进或怠弃的路向，第二种思维，即非总体性思维，则我认为应该说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因为缺乏了对文化因素的关注，缺乏了对文化解释维度的认知。事实上，文化转型不仅是文明转型的关键要素之一，也是制度更新和平稳定之持续渐进的根本性推动力量。

我认为，就当下中国问题之经济、制度、文化三者关系的思考，应持如下三个原则：

其一，非决定论原则。不管是经济决定论，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都是不正确的。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转型是一个多维多向的系统工程，任何一个单方面的决定论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

其二，非总体性原则。系统发展又绝不是总体性（革命或一揽子解决问题，亦或曰改天换地，一张白纸好画画等）的思维方式。总体性同样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思维。文明转型的系统工程，既不可以是单方面的决定论的，亦不可以是总体性的，一揽子的买卖。这是我们不能不首先明确的思维方式问题。1978年以来三十年的成就，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性启示就是非总体性：搁置其它，经济先行。当然，这一思维方式在今天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先行不能变成了经济独行，变成了经济决定论。下一个三十年必须逐渐展开新的重心。今天已到了中国之文明转型的一个新的拐点。

其三，社会形态的分化原则。制度的归制度，文化的归文化，当然，经济的亦归经济。正如“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中国传统思维中最缺乏的就是这样一种“分”的思想方法，亦即多元的思想方法。现代文明转型的根本所在，就是要否弃“政教经（经济）”合一的大一统传统社会形态，而形塑经济、文化、制度相分离，相制衡、相协同、相促进的多元、系统、互洽而和谐的新型社会形态。

因此，当制度解释维度的论说在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性时，恐怕应非常小心不要掉进了制度决定论的窠臼，因为一旦掉入此窠臼，变首先从思维方式上成为了复旧。制度决定论者往往同时又是总体性论者，往往认为“改天换地”般全方位改变制度就能够改变一切，因此常试图通过一揽子的制度改变方案总体性地改变世界，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很容易让历史成为不断“翻烧饼”的循环过程。170年以来的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曾屡次尝试制度决定论的方案，曾屡次幻想着一步进入天堂，而历史却告诉我们，完美理想中有许多幻觉的成份，而幻觉之后常紧随着失望。我们不可以不谨记这些历史经验。（俄国的例子也可作一旁证：普金上台，即取消州长民选，改为直接委任；自己两届总统任满后又任总理，据说下届将再参选总统，若真，岂非变相终身制？我们无意论及俄罗斯政治生态变迁的价值正负，想问的仅只是这是制度的原因，而没有经济的，尤其是没有俄国文化基因的深刻根源吗？）

而且，就是制度变革本身，也不一定必须是总体性地解决问题，而更可能应是随机、逐步、渐进地，一个一个问题域的推进，一个一个问题方向的变革（先发现代化国家，人权、民主、种族、性别诸问题皆不是一蹴而就解决的）。关键的是必须始终朝向正确的价值目标——就中国当代历史而言，就是胜利完成中华民族向现代文明的尽可能理想的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目标。

总之，制度的归制度，文化的归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转型而言，两种进路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经济现代化先行至今的中国社会，制度与文化，究竟哪一进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可能上升为主要矛盾，却还有赖于特定历史机遇的风云际会，需要我们对历史机遇进行仔细地观察和分析。

五、 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

毫无疑问，文化决定论也是必须否弃的。但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解释维度亦即文化进路，又不应该是不可以思考的。事实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识清晰的文化进路是被人们所忽视和轻视的。

人们对文化解释维度亦即文化进路的忽视与轻视，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对“文化”概念理解的偏失。

通常人们把文化概念理解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的统一。器物文化和制度文化较好理解，无非是体现在器物和制度中的精神文化因素，也可以表述为体现在器物和制度中的人化因素。但精神文化究竟为何，却分歧甚多。一般而言，人们多认为所谓精神文化的所指，就是文学艺术、学术研究、教育传播和大众传播，以及宗教或意识形态等知识和想象性作品的符号生产。但是，当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德·威廉斯提出“文化即生活方式”时，文化内涵的一个另一广阔空间就被开启了。

威廉斯之“文化即生活方式”的命题的提出，是极重要的贡献，它使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意义得到了重大的拓展和根本性的落实。我以为，“文化是生活方式”这一命题所展开的，乃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性活动，并非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而是人类生活本身，亦即每一个个人的本原性的存在方式，以及所有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非经济非政治的构成性存在方式。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乃是人类存在的目的性根基，价值性根基。

事实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制度方式共同构成了人类的总体存在方式。而对于人类历史来说，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是同样具有根基性的意义的。我们甚至可以比喻说，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如列车的左右两边车轮，制度方式则如车厢，只有一边轮子转动是无法推动历史前进的（当然车轮飞转，车厢老旧不匹亦是重大问题）。且比较而言，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可能是最为潜在，最为持久，最具稳定性（负面上则是最具惰性）的根基性的东西。

不意识文化是生活方式，不意识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对于人类历史同样具有根基性意义，只将文化作为某种“纸”上的，务“虚”的，“当不了饭吃的”东西，忽视和轻视便自是必然。

对文化进路的忽视与轻视，还来源于对文化力量的偏狭认知。

人们今天已然普遍地认识到文化乃是软实力，不过，所谓软实力，其实只是因为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产业化，文化产业的利润日益可观，文化可以换来财富，可以赚钱，毕竟，赚钱，物质的东西，才是实力，所谓软实力，要点不在“软”字，而全在“实力”二字。。可是，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却万万不可以作此偏狭的理解。。

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它的至为重要的，所谓根基性的力量，乃是来自于它与同历史，同文明范型的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相匹合的程度。这种匹配密合程度愈高，文化愈呈现强势，呈高位，因而愈有力量，根基性力量。

对这一问题的认知，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本当最为深刻才是。在我们这块大陆的民族融合历史中，长期居主导位置的汉民族曾于元代和清代两度被当时的汉民族之外的民族之武力所打败，政权被置换。然而，汉文化却又两度将执掌这两个政权的蒙古族和满族所逐渐同化、融化，甚至消泯，并最终形构为今日的以汉文化为主导的五十六个民族融合一体的大中华民族。显然，在这样的两个案例中，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全面和甚至是数百年的胜利，最终地是被一种文化所折服，所消融，所化合。这就是强势文化或曰高位文化的意义，这也就是文化的根基性力量，真正的软实力的力量之所在！

文化的意义不可忽视。文化的力量不可轻视。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不可忽视和轻视。

但是什么样的文化才是有意义有力量，才是强势或高位的，才是真正的软实力呢？文化保守主义之意义上的“文化”可以吗？

继续以中国历史为例。在前现代之中国，汉文化之强势与高位，当然是源于在农牧文明的框架中，汉文化比之当时其他相邻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与农业小生产的主要自给自足的，亦即所谓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最为匹配密合的生活方式，因此最终的具有了最为根基性的消融一切的力量。

然而在今天，在现代的工业文明乃至后工业文明的框架下，未经变革改造的传统汉文化还能是最终的最有力量的文化吗？历史已就这一点亦是两度作出了回答。1840年之后，打了败仗的中国人思谋着“以夷之长以制夷”，发动了洋务运动，试图以坚船利炮回敬坚船利炮，结果成绩不佳；然后有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的制度上的总体性转变，可是依鲁迅的话来说，仍有“城头变幻大王旗”之感；然后便有了新文化运动，在文化的意义上向先发现代化国家和社会学习，学习他们的基础文化理念：科学（理性）和民主。1949年之后，我们曾想用“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之现代化）来实现现代化，其尝试结果亦不能令人满意，于是明白了在生产力的现代化之外，至少还必须有生产关系即市场经济的经济现代化，同时在法治、民主、理性、人本等方面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开展。此一拓进显然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又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制度因素的关注无疑是重要的，但文化因素关注的严重缺失（由于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本当对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意义认知最为深刻的我们民族，却基本上漠视此一意义），文化现代化未得到系统认知，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展开，甚而至于反向进行，在经济和国力上取得一点成绩时立马退行、固守且自大起来，把由我们民族所屡次验证的与生产方式匹合的生活方式具有根基性力量的这一历史真理完全地抛到脑后去了。。

我以为，可以再用一个具有非常说明力的比喻来描述制度、经济与文化三者间的关系：制度有如陆地高山，经济有如河流大海，文化有如我们置身其中的空气或曰地球大气。陆地高山是我们生存的框架，否则我们往何处栖居？河流大海是我们的生存命脉，所谓生命之源，没有水，我们的生命能延续几天？然而空气是我们的生命本身，没有空气我们的生命能延续几秒？问题在于，当我们不缺乏空气时，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更感觉不到空气的重要性，可是一旦缺氧，例如进入了一定的海拔高度，我们立马就会感觉到空气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东西——这，也就是所谓“软”实力！

而当下中国，有没有严重缺氧，空气恶浊的状况，乃至于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生命的问题呢？我认为是存在的，严重存在的。

规则意识严重缺乏，缺乏真正合于现代文明的规则，或有规则而绝不以为意，不当回事，尤其是严重缺乏属于新文明的精神规则和文化逻辑的建构，缺乏对新文明的精神规则、文化逻辑和价值判断依据的认知与信念，因而心灵晕眩，生命失去支点；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之间严重缺乏信用，缺乏情感、情义，缺乏由共同志趣和信念所构成的人际凝聚；人的心中几乎完全缺乏应有的欲望制动阀，任何手段，假丑恶凶残黑，无所顾忌，只要眼前利益到手，一切不在话下；缺乏对生命的终极关怀，缺乏必不可少的信仰与敬畏，缺乏人生意义的信念……

而1990年代以来形成的经济现代化，文化保守化，又更使当下中国之文化形成为一种悖谬、畸形的景况，一种要用前现代之中国的作为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文化逻辑抑压经济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之声音的甚嚣尘上，使本来缺氧的我们的空气，更加浑浊，乃至恶臭，简直要使人窒息！

总之，1978年以来三十年，作为生产方式的经济之河是畅达了，但有如陆地高山之框架的制度的调整步伐缓慢，滞后，而有如大气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则处于严重缺氧、浑浊的状态。

因此，当下中国问题的文化进路必不可免。但却绝不应是文化保守主义之“退”路，而当是文化现代化之进路：面对文明转型的中国文化之改造和创化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郝亚琳、董峻：《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已减至1500万以下》，新华网北京2008年７月８日电// www.xinhuanet.com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8。

[3]参见: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4]参见：阿计：《评点15部经典立法》，《公民导刊》,2008.10；李曙光：《中国改革三十年：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中国改革》,2008.3.

[5]参见：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3.

[6]资料：《1980—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变化趋势》，《中国统计年鉴》，转引自:《理论参考》,2008.一.

[7] 文军：《幸福度下降:一种未预期的现代性后果》，《社会观察》,2006.六.

[8] 田鹏 齐小苗：《1.73亿中国人的精神危机》，《科学新闻》// (2010.8.)中华精神卫生网:www.21jk.com.cn/

[9]参见:金岱：《心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10]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激起波澜》，胡晓明编《读经:启蒙还是蒙昧?》，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发表于《粤海风》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