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日本政府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起事端，大大增加了中日关系的不确定性。面对日方的频频挑衅，中国或许需要被迫出台一些反制措施，特别是利用当前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特点，采取若干制裁手段，使日本政府不再得寸进尺，鲁莽行事。

日本对华关系的压倒性特点是，经济上高度受惠于中国，增长和发展系于中国，但安全上处心积虑，多方作对并且变本加厉，决意与中国为敌。另一方面，日本似乎吃准了中国既然寻求和平发展、以邻为善，从而只能隐忍不发的国策，以为中国已经甘愿拔掉了牙齿。

日本这种首鼠两端的国民性格不应该得到纵容。否则，日甚一日，中国的一味宽容将退化为绥靖政策，后患无穷。从现在起，中国不妨改变姿态，尝试调动多种政策工具，综合运用经济、政治、外交、防务和舆论等力量，破解日本往往恩将仇报的恶行怪圈。

中日经济合作已经相当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但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更强。这种不对称的依赖性，首先表现在彼长我消的现状和趋势，那就是，中国人目前耳熟能详的日本企业，目前不少都是靠着中国市场得以发展甚至存活的，中国市场已经是它们的“强心剂”，如果中国市场对某些日本企业关上大门，可以说简直就是“直中靶心”；其次，日本金融业目前很不景气，无论是自身的正常业务发展，还是开拓新的领域，其前途都在中国，如果无法在中国市场立足，就是致命的打击；再次，中日企业、银行界目前在东南亚市场形成的竞争关系，中国势头更劲，中国若强力展开地缘经济竞争，日本经济的抵抗力是有限，一定会失去更多的市场。此外，日本虽有一些高新技术、尖端技术，但这些优势并非其独有，中国可以从其他渠道以及通过自身努力获得，而日本所需要的稀土等战略性资源，恰恰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所掌控。这种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已经成为日本自身的弱点，甚至对它的国运产生影响。

因此，利用这种牵制关系，我们可以综合考虑多种手段，从经济方面出台一些制裁性措施，让日本尽早结束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冒险之旅。在贸易方面，鉴于中日贸易的现实格局，中国出口日本的主要是原料、半成品等中低端产品，而日本则多为“高精尖”的高附加值产品，这就需要我们在一些重要原材料上“刹闸”，对原先的粗放出口采取一些限制性手段。例如日本一直希望在电子产业上永远压倒中国，而中国在稀土资源上对日限售，无疑是“打中七寸”。与此配合，在关税方面，我们也可以推出差别关税，例如在稀土出口上对其他国家关税水平不作调整，而对日本则适度提高。其实，提高进口日本奢侈品的关税水平，一样会让日本相关企业和某些地方政府感到痛处。

在金融方面，也不应放任日本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扩张，可以采取一些具体政策，比如推迟、暂缓或限制对日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开办业务的申请，缩小对日本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通过各种规定抬高日本金融机构在华办理业务的成本。

此外，适当缩小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规模，适度疏导中国游客去向，引导旅游机构减少赴日旅行线路，同时推动游客去东南亚、非洲甚至拉美国家观光。这样，也会让急需中国游客钱袋的日本消费和零售业受到严重打击。

最后，还可以在中日韩三国自贸协定方面对日提出更多要求，或减少让日本获得优惠的项目，甚至无限期推迟达成协定的时间。三方自贸协定原本是一项互惠协定，而对急需周边市场的日本是一个“大礼包”。如今，日本很难依靠发达国家市场，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尚未开拓出来，在全球市场的动员能力上并不强，因而对周边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依赖很大。毫无疑问，中国淡化与日本的一些合作计划，减少甚至取消一些日资企业参与的项目，肯定会对日本产生敲打效果。

中国的可选动作很多。我们也可以在政治、外交、军事、安全、舆论方面采取一些措施进行配合，通过协调运作产生的合力，对日本产生真正的威慑作用。当然，对日本采取制裁性措施，确实会在某些领域出现“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但是只要不惜使用制裁和反制手段，日本就很难不断越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