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山西太谷人，出生于辛亥革命两年后的1913年。这位中国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到7月就进100岁了。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读于北平的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想把家乡这个口碑颇好的才俊青年招揽为自己的幕僚，曾专门找他谈过。但，杜润生不为所动，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先锋分子。日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得逞后，野心膨胀，“不宣而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再一次大举侵华，平津沦陷，华北山河变色。他回到家乡组织游击队，当了队长。八路军129师挺进敌后收复沦陷区，创建了抗日革命根据地，成立了敌后抗日人民民主政权。1943年，杜润生担任太行六分区专员（1942年秋，延安抗大经晋察冀辗转到太行山区，两年后，奉命撤回延安。其第三大队留下，建制归于129师改名太行陆军中学），他代表太行地方政权来这里慰问我们，并作过一次报告。我当时是陆军中学的教员，那是我第一次见他面，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神情，“我们什么都不怕，就怕脱离群众，只要有了群众，我们就变成孙悟空，什么都不怕了……”，娓娓道来，逻辑性强，语言生动，很吸引人。

1947年夏，杜润生随刘邓大军南下，担任过淮西支队的政委、兼任豫皖苏地区地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副主任。

三十多年后的1980年，我们再次相聚，我被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室务委员，主要为万里搞农村方面的材料。此时，杜润生复出不久，在国家农委担任副主任，工作上有些来往。有次闲聊时，谈起1943年他在陆军中学讲话的事，并说到不少共同认识的熟人，我们很快就熟起来了。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我是副主任之一，便成了他的学生和下属。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了10多年。1995年我们又“落户”于农业部离休。安度晚年，也常有机会见到他，有幸长期受到这位智慧老人的教益。

提起杜润生，人们总会联想到‘小脚女人’这个名词，突出表现出他有非同寻常的经历——一个仕途之人，为坚持真理，弃“高官厚禄”之诱惑，一辈子为中国的农村、农业、农民奉献了自己的热情和智慧，并影响着这一事业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小脚女人”的来龙去脉

小脚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在抗战期间到建国初期，广大干部都知道，新民主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几乎已成为普遍的常识。

1950年，山西长治试点搞农业合作社，引起山西省委和华北局不同意见的争论。前者认为，作为共产党人，对私有制不能永远持保留态度，应逐渐动摇之、削弱之、直到消灭。把长期互助组改成土地入股的合作社，可以利用它来动摇私有制；后者认为，利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和刘澜涛把情况报告了刘少奇。刘尖锐地指出，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料，这个争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尚未采用蒸汽机时，有过一个手工业作坊阶段，即改变所有制，仅仅依靠分工形成了新的生产力，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里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吗？毛就找薄一波、刘少奇、刘澜涛来研究。据薄一波后来说，毛的这一观点，使大家折服了，争论画上了句号。毛指示陈伯达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农村互助合作会议，并说，一定要找赵树理这样熟悉农民的作家征求意见。会议期间，赵树理操着浓重的山西话，与陈伯达那毫无改造的福建话，你来我往，互相听不懂纠缠不清。当陈好不容易弄清赵说的是“农民没有集体的积极性，只有个体的积极性，就是发家致富”。陈认为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不敢汇报。反而是毛在别处听说后问陈。毛听了赵树理的意见后高兴地说：“好，写上农民有两个积极性，一个是个体经济的积极性，一个是互助合作的积极性。进行互助合作中一定要保护好农民个体的积极性，不能挫伤。”对山西建合作社的表态和这次会议的召开，显示出毛已经有提前搞社会主义的动念，但还是能听取并采纳不同意见。

1952年秋、冬这一段，毛对农业合作化问题十分重视，抓得很紧，一方面准备召开全国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一方面酝酿组织一个领导机构，总揽农口大事，挑选了邓子恢和杜润生等筹组中央农村工作部。

1953年1月杜润生随邓子恢上调北京赴任于新组建的农村工作部，邓子恢任部长，陈伯达、廖鲁言任副部长，杜润生任秘书长。一天，邓子恢和杜润生去见毛主席。毛正在中南海游泳。邓子恢向毛介绍杜润生。毛主席说，我们见过，谈过。（1950年初，中央全会上，杜第一次见毛，毛对杜提出的土改先要除霸稳固政权的建议很赞赏，还和杜开玩笑说，你们杜家出人才，历史上有杜预、杜佑、杜甫等。）毛对自己一向器重的邓子恢说，“中国革命分为上篇、下篇，现在要做第二篇文章了。计划在10年至20年之内完成合作化的任务，改造小农经济，调你来做农村工作的总司令。”邓子恢说：不敢不敢，总司令是主席你，我们给你当助手。

毛主席又问杜润生了解的农村情况。杜润生说，土改后，成了小农经济的天下。向互助合作方向前进，得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加以引导，不搞不行，太着急也不行。杜还说，现在到了春耕时节，但农村有点不安定，主要是对合作化不摸底，不知怎么发展。在新区地少人多，经济规模小，政府下达的要求很多，基层干部反映强烈。毛主席听后说，这些情况很重要，你们第一件事就抓这个吧。

在见过主席后，邓子恢问起杜对“山西问题”的看法。杜润生说，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地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毛主席的意见是先改变所有制，然后发展生产，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前期的工厂手工业过程，针对的是刘少奇的先有机械化后有集体化的思想。杜润生说，工业和农业不一样，农业不可能把大家都集中在一块土地上，许多农活也不能再同一时间和空间上分工，因此不能像工业那样监督管理，要靠生产者自觉，如果不自觉就会磨洋工，还可能减产。

邓子恢让杜将此观点给中央写个报告，杜认为没有把握，先征求陈伯达（时任农工部副部长）的意见。陈听后很不高兴地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举，报告没有写。杜润生说，那时我刚从下边上来，比较“楞”，连毛主席的话都敢怀疑。

邓子恢对杜润生说，合作化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大方向了，我们只能按这个盘子做工作，不过至少还有15年的时间，我们应该掌握“稳步前进”，多做些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事情。于是，农工部在抓合作化的同时，也搞农贷，发救济粮，兴修水利，提倡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等等。毛主席因农工部这些行动没有和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搞，批评他们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施小惠”。还说，“中央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都集中放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上，你们……有好几个文件竟然不提互助合作，我只好加上。有些人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因而特别反对对农民干涉太多。”在毛看来，邓和杜的思想常常偏右。在农工部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曾对邓子恢的“四大自由”（允许土地买卖、允许雇工、借贷自由、贸易自由）确保私有制的说法多次给予批评。毛说，什么“四大自由”，“四小自由”也不能有，对农民的私有制法律上保护是可以的，“确保”是不可能的。其实这些政策都是《共同纲领》《土地法大纲》明文规定过的，但毛对党曾郑重向农民许诺的东西并不在意，不屑一顾。

1954年春，全国从1万多个农业社，骤然发展到7万多个，同年底竟发展到60万个。但接踵而来的是：新建的社垮台散伙、社员退社，以及大批卖牲畜，杀羊、砍树的现象屡有发生。1955年初，毛主席提出“停、缩、发”放慢合作化步伐的“三字方针”，一个多月合作社从67万个减为65万个。但很快，毛又提出三个字“发”是重点，砍掉2万个社，是受农村工作部影响，是惊慌失措的表现。看来要用“大炮轰”否则不能扭回。1955年6月，又因为合作社发展的速度：农工部计划明年发展100万个；而毛提出翻番发展130万个，毛和邓争吵起来。其争论的实质是——还要不要“新民主主义”的问题。毛曾和邓子恢和杜阐述他的“新民主主义在桥上”的论点，他说，“看来，你们实际上是有一条路线的，就是死抱住新民主主义不放。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说法不妥，不是河的两岸，新民主主义在桥上，每一步都在过渡中。三大改造是革命，和打仗一样，过桥越快越好，在桥上是不能停留的，速度是最重要的问题。我讲过多次，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嘛！”

1955年7月31日，中央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毛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邓子恢和农工部“像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

10月4日，在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邓子恢与杜润生做了检查。会后不久，中央解除杜润生农工部秘书长和国务院第七办公室副主任的职务，调离了农村工作部门。年底，除西藏和几省牧区外，全国实现了全面“合作化”。从1953年起，原来15年的计划，3年就完成了。

今天，对几十年前这场“小脚女人”事件的是非功过自不必多言。当年，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杜润生说，“农民观念数你最强，了解材料情况数你最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但今天看来，这批评实质上是对杜润生做人、做事最准确的褒奖。

斡旋于上下左右的“总参谋长”

离开农村工作部门后，杜润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并兼任秘书长。他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但我情不自禁依旧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1979年初，杜润生终于回到了“农口”，任新组建的国家农委副主任，排在最后一个。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还提出集中主要精力加快农业发展步伐，把农业搞上去。但仍明确不许单干，不许包产到户。杜润生刚到农委，有人好心劝他，不要再搞包产到户了，要接受教训，跟党中央走。但杜润生依然本着“实践第一”、“群众第一”的原则，为包产到户能在中国实施，斡旋于上下左右，扮演着“参谋长”的角色。他说，我相信，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是不可抗拒的，从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表现出一种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

1979年，当时的华国锋、李先念、王任重（时任农委主任）都不赞成搞包产到户，邓小平未明确表态。一次，杜润生在谈到内蒙古农民借地问题，借机和胡耀邦（时任党中央秘书长）说，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的“不许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刚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内蒙古不能借地，后来就改为“口粮田”。1979年6月，农业部到内蒙古等地调查回来向李先念汇报，谈到这个问题，杜润生问李先念，“中央对此事可不可以认可？”李考虑片刻说，为了救荒搞“口粮田”可以同意，不要提包产到户。

在王任重离任农委主任前，杜润生和王恳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王表示，作为过渡形式，我同意包产到户，但前途还应是坚持集体化。

1980年，情况开始变化。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胡耀邦被选举为党中央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这一年，邓小平说话了——两次赞成和赞扬大包干。6月，杜建议耀邦将一封给中央的关于陕西米脂县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到全党，作为传达中央对包产到户放宽一步的新信息。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全国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会上除池必卿、周惠、任仲夷三位省委书记外，全都反对包产到户。我就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题著文，发表于《人民日报》，表述了当时的争议。由于意见不统一，会很难开下去，杜居然在那种情况下，做了个另辟蹊径的发言扭转了会议的氛围。他说：包产到户已经老的没有牙了，批来批去反复批，批的人们‘谈包色变’。明里都想躲开，暗里谁不知道农民喜欢的就是包产到户，不说真心话，谁也说服不了谁。接着他撇开包产到户，提出一个温饱问题如何解决的问题，用事实和数字强调问题的严重性、紧迫性，一下子把大家的思路打开了。进而在大家极为对立的情况下，最后形成了1980年“75号文件”。文件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群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

那时，推进包产到户形成了“上面放，下面盼，中间有个顶门杠”的局面。“75号文件”发出后，耀邦找杜润生研究如何改变几个省对包产到户“死堵”的态度。他们分头到河北、东北几个省搞调查，解决问题。后来杜还几次到福建、广东、山西等省宣传做工作，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再反对包产到户了。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

1981年12月，杜根据中央精神，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因为当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占优势，而且态度强硬。起草的文件送中央书记处审已来不及，就作为中央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不料得到全国农民特别强烈的拥护，说我们农民的事业也上了中央的红头文件了！耀邦说，“农村工作方面每年搞一个战略性文件，下次还要排一号。”此后连续五年照此办理。“一号文件”不是规定农民怎么干，它是总结农民的经验，非常尊重农民，杜在写第一个“一号文件”时，请了两个地委书记，一个是安徽滁县的王郁昭，还一个是浙江湖州的沈祖伦，我和他们都很熟。这两个地方情况不一样，杜把他们请来，不是征求一下意见就算了，而是参加文件起草，使当地农民主要意见能够确切地表示。起草“一号文件”内部争论得也很激烈……如此，五个“一号文件”相继诞生，成为中国农村的改革指路航标。

万里对杜润生很尊重，认为他是农委负责人中最了解农民、替农民说话的。还说，当年被批为“小脚女人”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其实是中国两位“农民问题”真正的大专家。

1982年春，国家农委撤销，成立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在他的带领下作风比较民主，使农口各部门常常扯皮的事反而处理得较好。同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下乡调查研究，密切了与各省市及农村基层的联系，及时能听到群众的呼声，促进了上下互动。更重要的是与各研究单位、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亲密的联系，这是过去所没有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大量增加，农研室和农研中心起了带头作用。对中国改革事业和整个经济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连续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大家都认可的一句话：关键时刻，关键岗位上用对一个人，就等于事业成功了一半。中国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以至于有些西方学者称杜润生为“改革之父”。我们机关和省农口的同志们都认为，杜润生是农村改革的“参谋长”。有这样一位无时无刻都“情不自禁关怀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参谋长”不仅是中国改革的幸事，也是中国农民的幸事！

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认为杜老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

他十分关心农民的利益，重视保护农民的利益，而且特别善于在复杂的矛盾中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去实现农民的利益。之所以能够如此，就因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很有理论水平的老共产党员。早在太行山时期，他就是一个出名的秀才，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来处理问题，原则性同灵活性结合，有群众观点，会走群众路线，是做群众工作、农民工作的能手。我认为，杜老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不仅是80年代的农村改革时期，也不仅是50年代合作化时期，早在战争年代他就重视农民利益，懂得农民问题的特殊重要性了。

杜老一生很坎坷，他说自己没有功劳，苦劳倒有一点。这当然是他自己的谦虚，实际上不少时候他有功劳，却被人为地一概抹杀了，甚至当做错误来批判。建国以后这一段，“左”不断地发展，杜老一次又一次地挨批评，甚至加上莫须有的可怕罪名。杜老屡遭挫折，积极性始终不倒。经得起考验，受得了委屈。这是在革命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他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抗战开始，他返回家乡，组织了一个抗日游击队，不会打仗，也敢指挥作战，这不是很好嘛。不知为什么，后来就挨整了，降到《胜利报》去当编辑，他不在意，不计较这些，照样努力工作。后来才发现了他，承认他是个人才，才又让他去当领导，是太行六分区的专员。老同志中有不少人有过类似的遭遇，都能表现出革命者应有的气度，但是他更不同的是，有独立思考，受到错误的批判也不停止思考，事后证明正确的是他，还要继续思考，什么事情都看得很深，想得很透，因此比较客观，比较公正。他善于思考，也善于表达，有独特的表述方式，很有魅力。我1943年听过他一次讲话，他当然不会认识我这个听众，可是我听了之后印象非常深刻，一直佩服得不得了。可算是“一听钟情”。

他不整人，却原谅整他的人。被整的时候不垂头丧气，正确了也不趾高气扬，心胸特别广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他不愧这个“容”字，而且这不完全是由于性格宽厚，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他认为自然与社会本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要善于处理这种多样性。所以什么意见都听得进去，什么人都容得下，都能调动其积极性。

他还有个最值得学习的特点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新知识。他早就是公认的大知识分子，越到晚年，学习兴趣越加浓厚，认真的程度，领域的广泛，是许多好学的青年学者都自愧不如。他对事物往往采取一种学习、研究的态度，喜欢找人探讨。他的许多老朋友，更多的是“小朋友”都是可以促膝深谈的。仅仅说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远远不够的。他从不居高临下地指示别人，教育别人，总是平等的讨论。倾听，真心实意地想从对谈者那里发现、吸收有益的新思想、新观点。哪怕只有点可供参考的思想、资料，他也不放过。使人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原来的看法慢慢心悦诚服地改变了，或者说提高了。

同青年人交朋友，虚心学习青年人的新思想，使他心情愉快，变得更豁达，有益健康长寿。从生理上说，人总是要走向衰老。从心理上说，却出现了越老越年轻的特点，这很了不起。

最后重复一句。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

他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大学者，大专家。

祝愿杜老健康长寿！

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