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4年出版《美国与诸大国》一书中，巴里•布赞曾强调，现在的人们并非生活在一个单极的世界里，面对美国的力量，世界其它大国的力量也并非无能为力；相反，这是一个多极的世界，一些大国的力量与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相互共存着。布赞认为，在重建当今及未来世界政治方面，诸大国的力量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直接影响着今日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支配地位在时间上能够持续多久。
而七年之后，巴里•布赞教授又发表了《没有超级大国的世界秩序：无中心的全球化》一文，修正并发展了上述观点。在这篇文章中，布赞教授认为，超级大国是一个历史性的有条件的现象。超级大国只不过是在二战末期才出现的术语用法，只适用于现代，不适用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历史。布赞认为，随着国家之间权力不平等的消弭，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更有可能出现。在一个无中心的全球化世界中，根本没有超级大国，顶多只会有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大国（greatpowers）。布赞宣称，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修正自己在2004年的观点。他现在认为，未来世界将不会有超级大国，而只会有普通大国，而且世界是不确定的。他还坚信我们将很快进入这样一个世界中，而且这不是什么坏事。以前的关于“极”的讨论，讨论的不是制衡就是追随，但找其实还有超越二者的可能。
布赞还用了一个新的框架来进行他的分析，他认为这个框架中包括了物质因素（借鉴了Waltz的理论），也包括了社会建构因素（借鉴了Bull），向我们展示了为什么美国不能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不仅如此，中国、欧盟也很难成为超级大国。布赞认为，他想创造一个框架，并且可以从两个方面超过Waltz。首先，可以区分“超级大国”和“普通大国”，这个区分是理解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运作的关键。布赞把前者定义为超越整个国际体系的力量，把后者定义为仅仅超越地区的力量，以地区力量的形式显示出来。布赞这篇文章主要论述的是，为何前者正在消亡。他仅仅关注“地区性的世界秩序”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存与合作。此外，布赞认为，一个只有普通大国存在的世界，它顶多只能是地区性的力量，而非世界性的力量。因此，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将会有很多易于合作的因素，并且形成的是一个无中心的、共存的国际社会。与地区性的国家间秩序相联系的，只能是地区性的霸权。具体来讲，世界为何不会再有超级大国？布赞似乎觉得很容易对此进行论述。首先，不仅美国不会继续保持超级大国的位置；其次，别的国家也别想取代美国，中国和欧盟是不可能的。俄罗斯、日本、印度、巴西很少被人看作是未来的超级大国，充其量只能当地区大国。布赞结合了物质与社会因素（包括内部的社会因素和外部的社会因素）进行论证。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使得全球变得不平等，并且二战的结果扩大了这种不平等，两极相争，而欧洲的地区或者被毁或者被边缘化。
布赞认为，世界的不平等性之所以逐渐消弭，就是因为工业革命的成果已经从欧洲扩展到了China，India，Brazil。因此这种扩散就恢复了一种全球性的权力平衡，就像一千年前欧洲还没有崛起时候一样。只不过以前的权力平衡，彼此之间联系很少。而今天的权力平衡。相互依赖却是如此明显。因此这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后殖民的、全球性的国际社会。由于人类对国关史的记忆是短暂的，因此才使得我们认为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正常和持久的。事实上并非如此，这只是历史的例外。布赞认为美国的相对物质权力正在下降。但他认为还不仅如此。社会性的因素更关键，因为在美国的内部，支持美国继续成为超级大国的意志正在削弱；而在美国外部，美国的盟友越来越少。美国的公民越来越缺乏支持美国继续发挥超级大国作用的意志。布赞借用了沃尔兹的防御性现实主义。美国对其在世界的领导权自我感觉良好，但在世界上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被看作是威胁，尤其是在中东。从社会学角度看，无论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美国都在从一个超级大国转变成一个普通强国。冷战后美国对其它国家的军事政治介入，都是代价昂贵的、不成功的、不受欢迎的。敌人多了，朋友少了。美国现在的政策远远不像两次大战和冷战时那样成功。布赞讨论了他国对美国政策的接受程度。
布赞用这个理论框架重点分析了中国，他认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物质能力成为超级大国，很多因素会延迟中国的崛起。从物质上看，中国正在强大，但从社会性因素上看，中国面临情况不容乐观。包括国内的不确定性因素，也制约着中国。此外，其它国家也在崛起，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难以获得全球性的主导权。和美国一样，导致中国不能成为超级大国的，主要也是社会性因素，社会性因素重于物质性因素。中国现在还没有获得任何能够足以支持其超级大国地位的要素。就中国国内来看，是否应该成为超级大国，中国内部还在进行辩论。就国外。中国的民族主义以中国的历史成就为骄傲，并且迫切地想成为世界顶级大国。如果中国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导了中国，中国就会毁掉它的和平崛起战略，成为邻国与美国的威胁，等于是在削弱它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然而，目前中国的政策还是束缚于邓小平的告诫，竭力避免与美国公开为敌。主权平等、不干涉、文化多样性、反霸，依然是中国的主导政策。中国的世界观依旧是防御性的，主要精力还是集中于国内维稳和发展。如果中国坚持这种政策，它也不可能会扛得住超级大国的负担，它依然只不过是一个国际社会中的“外交学徒”的角色。就外部来讲，中国在大国中没有朋友，因此它没有能力成为超级大国。即使是中俄之间，也是相互的恐惧与猜疑。中国在国际上的领导缺乏合法性。与美国相比，中国集中于地区事务。尽管在伊朗、非洲等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冲突，但在更多方面，西方还是能够接受中国的。中国现在的威权发展模式，或许在发展中国家有表面上的吸引力，但它能否延续，对他国能否适合？这是个问题。中国缺乏意识形态上的连贯性。与美国的较为普世的模式不同，“中国特色”在其它地方很难适用。因此中国没有什么软实力，不像那些有普适性意识形态和自由公民社会的国家一样有软实力，难以像美国那样有良好的、能被他国接受的自我形象。此外，中国幅员、历史都让其它国家难以模仿。与美国一样，中国在全球层面也遭受着“反对中国霸权”的压力，中国正竭力避免其它国家的“反霸”行为。中国缺乏对国际社会新秩序的规划的视野。中国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以及民族主义都无法吸引其邻国。“中国特色”也无法成为他国的“模式”。
此外，布赞还讨论的欧盟为何不能成为超级大国。布赞认为，他的观点是“第三条道路”，介于美国继续保持霸权，和多极化之间。在“第三条道路”道路中，没有超级大国，只有地区大国。国际层面，是一个多元、共存、合作、积极的国际社会。彼此可以在军控、环保等议题上协调。这种世界是由如下要素构成的：全球权力分配均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用性、反霸的强大规范，以及共同问题导致的紧迫感。因此导致了和平共存的模型的可能性、必要性。“第三条道路”尤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第一次将权力分配的平等与综合的相互依赖体系二者结合起来。布赞认为他的标签体现了后殖民时代的一个世界秩序的出现。
最后，他还给出了在一个无中心的世界中，国家生存和发张的五个政策性建议：第一，美国不必再遏制其挑战者。不仅挑战者不会出现，美国自己也保不住其地位。第二，各国都应采取“让我活也要让他国活”（live and let live）的态度。美国是经济自由主义、欧洲是社会自由主义、中国俄国是威权资本主义，反正都是资本主义，没本质差别。各国的意识形态都是谦逊的、开放的，彼此不会有根本的威胁，以前的共产主义威胁已不复存在。在这种条件下，各国放松即可，和平竞争即可。第三，各大国只关注其周边地区即可。中国只关注它与日本、东南亚的关系即可，不必在意美国。美国只关注西半球即可，不必在意东亚、中东。传统安全关切都过时了。第四，各国都建造共存型的国际秩序，因此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都可以和平共处，也应该增强合作，如在世界贸易、科学发展、环保、防核扩散方面。第五，西方，特别是美国都应该接受一个事实：西方将不再拥有未来！来源：《国际关系》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