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国际关系实践密切相关。考察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它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极端的核心—外围结构发展到核心与外围缓慢而稳定地融合，再迈向全球国际关系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五个阶段分析国际关系学科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联系：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15—1919）、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45）、冷战和去殖民化时期（1945—1989）、后冷战时期（1990年至今）、未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将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时代的延续，同时朝着深度多元主义的全球国际社会发展，在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将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这一转变也将决定国际关系学科的未来，推动它从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学向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发展。
关键词：全球国际关系学 国际关系 学科百年
作者简介：阿米塔·阿查亚，美利坚大学教授；巴里·布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译者张发林，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天津300350）。
引言
1919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家间和平与战争等紧迫问题，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犹如一战结束的百年纪念一样，国际关系学科的百年诞辰为我们驻足梳理和回顾学科的缘起与发展并反思其未来提供了契机。实际上，关于国际关系学科属性和范围的争论由来已久。这样的争论主要源于一些学者对国际关系学科长期流行的狭隘西方中心论和它所根植的盎格鲁中心主义的质疑，以及对学科更大包容性的呼吁。但是，目前，学术界还没有一项单一的系统性研究将国际关系学思想推向非西方世界，并因此将这一学科的演进和方向置于一个更加宽泛的背景中思考。相较于对英国和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关于非西方国际关系学思想的起源及其演进的文献并不多，而且大多数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科史著作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研究起点的。至于欧洲和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科制度化的信息， 更是十分匮乏。
有鉴于此，我们将尝试通过勾勒出非西方国际关系学中被忽视的一些方面，以增加国际关系学自身的普遍性。本文将从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与国际关系现实联系入手，考察非西方世界里被遗忘的国际关系学科思想，并探讨这种叙事如何慢慢地模糊国际关系学科中核心与边缘的界限，以期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且分层次的分析框架，推动国际关系学科朝更加全球性的方向发展。
一、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的互动
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实际上与国际关系的性质和实践紧密同步。一直以来，由于国际关系学科与现实事件和外交政策有着很强的联系，这种同步本身不足为奇。但恰是这种同步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国际关系学科众所周知的欧洲中心主义结构特征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何形成的。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西方历史的凝练，并同时与西方政治理论交织在一起。虽然这种观点有过度简化之嫌，但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国际关系学科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西方历史和西方政治理论即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理论。
但是，如果国际关系学科从非西方世界中发展起来，国际关系理论又将如何？以中国为例，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战争、外交和贸易都表现出与西方极为不同的实践和理解，今天所谓的“软实力”在其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强国、帝国和宗主国等西方概念均不适用于中国。
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国际关系学科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关于西方历史和政治理论无法代表非西方世界的更多证据不断涌现。在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等不同地区，发源于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学概念与当地学者所理解和分析的事实越来越脱节。我们与阿什沃思的观点大致是相同的：“如何应付来自其他群体的陌生人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长久存在的问题，而直到最近几个世纪，‘对外关系’问题（尤其是帝国主义和战争）才成为世界范围内所有的社会阶层关心的紧迫问题。”现代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始于19世纪，“国际”这一概念就此发端，系统性的、全球性的、现代的国际关系思考也是如此。基于此，国际关系学科必须从过去两个世纪里国际关系实践与国际关系学科之间的关联中找到平衡。
我们将在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及其瓦解框架下，通过五个阶段来追踪这种联系：19世纪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815—1919）、两次世界大战之交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9—1945）、冷战和去殖民化时期（1945—1989）、后冷战时期（1990—至今）、未来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可能将是在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国际社会向深度多元主义发展的时代，在深度多元主义的国际社会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将更加均衡且全球化地分配。
二、国际关系的核心—外围结构
第一阶段：1815—1919年
在19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实践是建立在一个相对较小但非常强大的核心和一个大而相对弱的外围之间极度不平等关系基础上的。这种不平等的结构是现代性革命的结果，它重新塑造了人类对物质和观念的看法。这一过程始于英国，并在19世纪使少数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多数国家而言的极大的权力。核心主要是西方国家加上日本，它们迅速建立起一个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直接起源。这一核心的具体实践包括，将“文明”国家和“野蛮”国家区分开来，前者构成国际社会，而后者依据其殖民从属程度而受到区别对待，并不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国际社会建立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的大国管理机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四十年里，它是第一个常设的政府间组织，成为应对经济相互依赖所导致的压力的主要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核心国家是一个巨大冲击，表明工业化战争不仅威胁其经济和政治稳定，甚至威胁其存在本身。然而，这种冲击并没有改变殖民主义国际社会的物质和规范结构，这一结构已持续了近三十年。
在这一阶段，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水平远高于“1919年创始论”所包含的内容。现代国际关系学科的大部分基础在1914年之前就已经发展起来，而这个“学科之前的学科”反映了国际关系现实的关注焦点，几乎完全以核心区列强的视角为出发点。在1914年之前的几十年里，国际关系学的大多数研究路径已经成形。现实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战争研究、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等，在核心国家内部都已出现，这一时期可以看作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学发展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与殖民关系之间有一种强烈的分离感，国际关系和国际社会被视为 “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 殖民关系虽然与文化、种族以及发展的差异性密切相关，但却并不被视为“国际的”。在此期间，在外围地区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关系思想，这些思想主要受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目标所驱动，并且主要通过积极寻求复兴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所阐述。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泛区域思想，尤其是在亚洲，另外，拉丁美洲在促进主权平等和不干涉方面也较为突出。
但是，即使在核心地区内，所有这些方面的制度化仍然很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关系作为一个学科的意识才开始浮现 。因此，国际关系学创立于1919年的观点并不完全是错误的，但也远非一个准确的解释，这种观点所扭曲的事实与它所阐明的事实一样多。1919年以前，在核心和外围地区都有大量关于国际关系学科的思考，其中大部分直接延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二阶段：1919—1945年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核心地区造成了创伤，但核心与外围高度不平等的殖民结构基本上毫无变化地延续到战间时期。核心与外围地区间的巨大物质差距仍然存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仍然是“文明”国家的国际社会中的合法制度。同时，随着现代性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差异体现在国家权力中，核心大国之间的关系也日益被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强化：苏联的共产主义，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带有种族主义的超民族主义，以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20世纪20年代，新生的国际联盟被寄予遏制大国间对抗和军备竞赛的希望，但这一希望在30年代彻底破灭，取之而来的是大国间加速的军备竞赛和深化的意识形态对抗。军事技术特别是空中力量继续迅速发展，破坏了大国间的稳定关系，强化了核心地区对外围国家的持续统治。外围地区依然相对脆弱和被动，至多是核心国家日益增加的零和博弈的争夺对象。
相较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球国际社会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物质方面，它改变了权力分配，几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实力被削弱，而美国和苏联则升级为“超级大国”。在观念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非法化，为去殖民地和主权平等观念的国际传播开辟了道路。通过将法西斯主义非法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关于现代性未来的意识形态竞争缩小到了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第一次有意识地确立了国际关系学的名称，并将其制度化为一个学科。国际关系在核心国家里悄然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和政策科学，尤其在美国和英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优势。正如“1919年创立论”所暗示的，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学的焦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给核心国家带来的短期政策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以及新生的国际联盟的潜力。 这些焦点引发了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大争论，这场辩论事实上塑造了1945年后期的国际关系学。在此背景下，殖民地依然不受关注。除了少数几个英属领地之外，殖民地本身并不属于国际社会，并且依然位于西方和日本的边缘地带。一些机构、大学学科带头人和学院致力于国际关系的教学和研究，与国际联盟相关联的国际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Studies Conference）每年举办一次，并试图界定这一学科的范围和内容。在此期间，国际政治经济学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自然的一部分，女权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甚至都已有所发展。
边缘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思想继续沿着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的主题发展，且作为一种区别于西方宗主国的方式受到关注。关于发展的思考成为拉丁美洲和中国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印度和日本，国际关系学出现了制度化的迹象。萨达尔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国际关系学印度理论”，但是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边缘地位，甚至被其忽视，譬如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后白种力量”（post-white power）思想。
第三阶段：1945—1989年
一直延续到1989年的冷战/去殖民化，在核心地区表现出物质和观念力量向两极聚集的特征。美国和苏联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它们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争塑造了世界现代性的演进。核武器的出现对这种对抗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1947年以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强国间战争的担忧，被两个超级大国间的核战争威胁所延续且放大。全球核战争不仅可能毁灭文明，而且可能毁灭整个人类，因此，当对战争爆发的恐惧大于对战争失败的恐惧时，它所造成的安全困境急剧放大。
在冷战和核对抗的同时，去殖民化一直在进行。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去殖民化将几乎整个外围国家以主权平等的身份正式纳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并由此使国际社会从西方—殖民地式向西方—全球式转变。从长远来看，去殖民化可能被认为比冷战更重要，它打破了作为“文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关系实践与宗主国—殖民地关系之间的隔阂，从而使国际关系第一次真正全球化。然而，从短期来看，外围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正式解放，但仍处于弱势地位，在经济上从属于核心大国，主要是西方和日本。尽管第三世界在世界政治中有一些独立的声音和行动，但它们仍然贫穷和欠发达。它们严重依赖核心国家的援助和贸易，并深深地被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竞争所渗透。虽然不再有殖民地，但核心—外围结构以及界定这一结构的财富和权力差距仍然存在，并获得了 “新殖民主义”这一新标签。作为“第三世界”，外围国家现在在世界政治中拥有了发言权和投票权，在政府间组织中也获得了一些影响力，但这些权力和影响力并不大。在与苏联和第三世界短暂交好之后，中国走上了自己的道路，成为美苏两个进程之外的局外人，在全球权力政治中是一个小小的第三极。事实证明，冷战的终结并不是自由民主的胜利，至少最初并没有推动西方—全球国际社会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阶段，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科实质上经历了第二轮建设，学科的规模和制度化程度大幅提升，学科的主导性地位向美国转移。尽管在欧洲、日本、韩国和其他地方，国际关系学科也有了实质性的发展，但该学科制度化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巩固了美国和英国已经占据的主导地位。有更多的研究机构，大学学科带头人和学院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相关的教学也更多。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研究协会在美国成立，其他各种全国性的国际关系学术协会也纷纷成立，并以不同的方式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最初，国际关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依然是核心地区与冷战和核武器相关的各种问题。这种研究导向反映到了理论发展上，尤其表现在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以及战略研究（威慑理论）之中。核武器和威慑战略是一个新现象，超出了之前战争研究的范围，因此它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优先研究的议题。区域一体化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等自由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聚焦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问题。这一时期，科学方法和传统方法之间的（第二次）“大辩论”并没有把国际关系学的范围扩大到西方之外。在冷战和核威慑的压力下，主流国际关系学变得更加专业化、学术化、理论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视，女权主义被遗忘的时间更长。1945年以后，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发展往往是展望未来式的，很少回顾过去，其在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地缘政治中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西方国际关系界对苏联集团的国际关系思想几乎没有兴趣，这些思想通常被视为受国家所左右。
在外围地区，去殖民化将反殖民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转向经济不平等和发展不足（新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在南非的反种族隔离和以色列的运动中仍然存在。国际关系学在第三世界出现了一些制度化发展，但由于大多数地区资源匮乏，其发展往往受国家影响，而且理论发展的职业化激励不足。诸如毛泽东、纳赛尔和尼赫鲁等政治领袖继续在外围国家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发挥重要作用，分别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泛阿拉伯主义和不结盟等思想。后殖民思想开始出现，并且排斥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和“普世主义”标准。更具体而言，20世纪50年代，依附思想从拉丁美洲经验中被总结出来，并且预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在70年代诞生。
与冷战和核武器相比，尽管殖民主义和人类不平等 （种族主义）的非法化是国际关系结构和实践的重大转变，但其对主流国际关系学的影响相对较小。第三世界与发展研究成为了国际关系学课程的一部分，比如依附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来自第三世界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主流国际关系学的边缘。但是，国际关系学科以及国际关系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主要关注西方核心国家的问题和观点，甚至地区主义也主要关注欧共体/欧盟。因此，尽管西方国际关系学确实开始将外围地区纳入其关注范围，但这主要还是从核心国家的角度出发，从超级大国竞争和操纵的视角来看待第三世界及其相关事件。这种倾向也反映了美国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内的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表现在学术人员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对资金、期刊、学术协会以及该领域的核心理论辩论的控制上。美国国际关系学自然而然反映了美国的国际关系现实：美国对冷战、全球经济和第三世界意识形态结盟的关注和利益。
三、核心—外围结构的瓦解
第四阶段：1990年—至今
直到进入后冷战和后去殖民化时期，核心与外围之间在国际关系学科和国际关系实践上的失衡状况才开始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90年代，这种失衡得到了短暂的延续，甚至加强。美国表面上的单极地位和全球化将西方的主导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冷战的终结缩小了第三世界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随着一些地区陷入混乱，而另一些地区开始攀登发展阶梯，第三世界失去了凝聚力。但这一“单极时刻”在多重压力下迅速崩溃。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崛起，被扎卡里亚称作“他者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rest），全球反恐战争则耗费了美国的资源和自由主义声誉。
此外，到21世纪初，核心与外围之间的财富和权力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这种差距是19世纪现代性革命引发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结果。美国把注意力从安全问题优先转移到第三世界一些小国身上，2001年之后再转向全球反恐战争，这场反恐战争的主要根源在第三世界的伊斯兰地区。在21世纪的前20年里，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迅速发展壮大，并且成为美国主导地位的主要挑战者。2007—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不仅在物质上、观念上，而且在道义上日渐衰落，全球国际社会开始朝着深度多元化的方向转变。核心地区扩大了，外围地区缩小了，而核心国家内部的国际关系也越来越涉及俄罗斯、中国、日本、欧盟和印度等一系列大国（或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日益衰落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的关系。金砖四国和中国都开始创立政府间国际组织，并对它们认为缺乏代表性的西方秩序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挑战。与此同时，核心和外围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通过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和移民等一系列休戚相关问题，或通过对全球经济、环境和网络空间的管理，或通过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冲突的干预，尤其是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
冷战的终结对核心地区的国际关系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它终结了现实主义和安全研究的主导地位，迎来了属于自由主义的十年。现实主义受到诸多挑战，既包括单极化，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作为国家权威挑战者的兴起。自由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迎来了春天，涉及全球化和霸权稳定理论、人权和民主和平理论、自由秩序、民主区域的扩大以及备受争议的“民主国家协约”等理论。与“单极化”并非直接相关的是建构主义的兴起，它首先用观念、规范和身份来挑战主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间的理论争论，随后一些建构主义的理论分支与理性主义理论相融合。英国学派走向全球——英国学派通过建构主义找到了通向美国之路，并且由于它对历史的开放态度，作为“非美国”的身份，以及它之所以得名对构建中国学派可能具有的启示，英国学派进入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批判理论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变得更加突出，它使国际关系理论的规范层面再次得到关注，并且旨在通过不同的思考来改变世界。作为批判理论的一部分，通过引入性别作为思考国际关系学的关键变量，女性主义也变得更为显著。所有这些导致了第三次国际关系学大辩论，这次辩论主要围绕认识论展开：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不断增加的理论多样性伴随着在核心区内持续的地域差异化。美国继续对实证主义认识论情有独钟，并对中层理论产生偏好。即便如此，建构主义和英国学派在核心地区和非核心地区都生根发芽了。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学得到广泛发展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制度化。美国依然在规模和制度方面保持着主导地位，但在理论发展和从学术协会到期刊的制度建设方面，已受到欧洲和亚洲的挑战。西方国际关系学及其核心观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地区试图让自己的历史和政治哲学得到关注，并以此拓宽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和哲学基础。非西方世界对美国和西方国际关系学的狭隘主义愈发不满。后殖民主义成为重要的桥梁，把边缘地区对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和虚假普遍主义的批评带入核心地区，但这些批评仍然处于核心区国际关系学的边缘。中国成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重要的来源，比如秦亚青和石之瑜的“关系理论”，阎学通的“道德现实主义”，以及唐世平的进化理论。在土耳其和印度也有一些类似的发展，一些关于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可能性的早期思考已然出现。
不仅如此，核心区内国际关系学的多样化，为外围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想空间。国际研究协会的包容性和全球影响力，以及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的出现，使这一学科的制度化发展显著全球化。世界国际研究委员会是一个联合机构，成员包括来自核心和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术协会。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试图在新兴的全球国际关系学中为自己开辟空间，而不是强调任何显著的区域差异。全球国际关系学似乎已经成为一股更强劲的趋势，它在融合核心和外围方面更加一体化，而在包容不同学派方面又显得更加松散。
第五阶段：展望未来
当前世界秩序的危机和变革已成为共识。资本主义似乎因为其不稳定及其所造成的极端不平等（现在更多地表现在社会内部而非社会之间）而陷入巨大的麻烦之中。英国退出欧盟和特朗普上台，已经将盎格鲁地区从世界领导地位上拉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因素——它青睐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它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它打算以合作的姿态还是主要凭借自身不断增强的实力采取行动？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正在向多个中心扩散，有些中心是国家，有些则不是。
为了观察过去两个世纪以及今后几十年全球国际社会的发展，我们采用一些学者提出的一种宽泛的时期划分方法。第一轮国际关系学建设之时，现代国际关系实践表现为带有强烈核心—外围特征的西方—殖民地式全球国际社会形式（从19世纪到1945年）。1945年后，殖民主义的终结使全球国际社会结构转变为西方—全球的形式（1945—2008年），核心—外围结构依然延续，但更为松散。2008年之后，西方的主导地位逐渐让位给深层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在这种新形态下，多个财富、权力和文化中心出现，核心—外围结构将会崩溃，而西方不再占据核心区域。自由主义失去了作为全球发展目的论的地位，让位于文化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资本主义/多重现代性。深层多元主义可能表现出竞争性的或嵌入式的两种形式。竞争性形式意味着不同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中心将互相质疑其合法性，将彼此视为对手或敌人而采取行动，在影响范围上展开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应对共同命运问题所需的全球治理将出现不足。嵌入式方式意味着不同的中心将至少彼此包容，尊重和重视它们之间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它们将能够更和平地共存，在应对共同威胁的功能性基础展开合作。
这种核心与外围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促使我们思考国际关系学如何更加全球化，以便反映“他者的崛起”。自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已然拓展和深化，但这一趋势需要继续，以便适应全球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以及深度多元主义世界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及其西方非主流同行已经展现出重新定义和拓展国际关系学的兴趣和观点，并由此引发了诸如“非西方”或“后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全球国际关系学的讨论。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西方之外的地方历史，以及从全球角度讲述的世界历史。从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历史的角度思考国际关系，既需要纳入历史叙述之中，也需要纳入理论化过程之中。还需要考虑的是，一些过去的边缘地区依然存在对传统核心地区的历史怨恨，它继续阻碍着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也扭曲了国际关系学研究。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整合趋势需要得到拓展和加强。
结论
国际关系学科如果要变得更加全球化，就必须再一次努力重建。诚如前文所述，当代国际关系学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建设均发生在西方主导的鼎盛时期，而且都发生在核心地区内部，学科制度建设主要发生在盎格鲁国家里。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制度还是研究主题和理论，都反映了主导核心大国的利益和观点。因此，国际关系学既受到议题和实践的强烈影响，也受到一种特定世界历史观的影响，这些议题和实践主要由西方大国所界定，而这种世界历史观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的。根据罗伯特·考克斯的著名论断，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建设和理论发展是以盎格鲁国家为主的核心国家根据其历史观为自己而设计的。自其创立以来，这一学科就一直反映着某些国家的国情，而这些国家正位于一个极端的核心—外围殖民和准殖民性的全球国际社会里。因此，核心区的观点和关注的问题（或“欧洲中心主义”）被深深植入该学科的基因之中。这种观点并不是要进行规范性的批判，而是历史性的和结构性的观察。就国际关系学创立时的背景而言，如果它从一开始就展现出本文所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形式，则反倒令人惊讶。任何学科都应该反映它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尤其是在学科的形成阶段，因此，国际关系学的上述发展不足为奇，也绝非特例。问题的关键不是批评国际关系学的过去，而在于指出它需要从哪里起步才能摆脱学科创立时的那些特征。
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主题包括制度化、理论（即关于国际关系学的思考）和历史，我们可以从这些方面加以总结和展望。
几十年来，国际关系学的制度化不仅已经扩展到核心区之外，而且正在建立真正的全球网络和结构。这些发展已经成功改变了早期国际关系学在外围和核心地区间的分离状况。虽然目前的发展离全球范围内机会均等这样的美好愿景还相去甚远，但中国、土耳其、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的国际关系学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这些制度发展现在普遍受到欢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核心地区国际关系学界的支持。这些地区的制度发展已经融入全球制度之中，并且通常被看成是壮大这一学科的机会，而不是任何形式的威胁。从制度层面而言，通往全球国际关系学之路虽然漫长，但看起来相对平稳。
国际关系理论的故事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国际关系学科制度的发展。外围区对核心区的理论化发展敞开了大门，同时核心区也为后殖民思想提供了一些空间。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这种状况并未达到一个较为完善的程度，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后殖民主义与其他批判理论一起，在核心区国际关系学中找到了一个边缘位置。这种边缘地位会招致抱怨，但它也是进步的标志，甚至以前被排斥的思想现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中国和其他地区将自己的历史和政治理论纳入这一学科的努力受到普遍欢迎，但目前还处于初始阶段。这些发展是否已被视为威胁，或将来是否会被视为威胁，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国际关系学科制度所面临的类似问题更难回答。后殖民主义可能被主流国际关系学视为威胁，一方面是因为实证“科学”意义上具有的缺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许多拥护者所背负的政治包袱。但是，这并没有使其与其他批判理论明显区分开来，它们之间的争论和分歧都主要发生在核心区内部。诚如笔者所述，后殖民主义的愤懑是一个对当代国际关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规范性因素。不幸的是，与后殖民主义一样，这些批判理论大多充斥着晦涩且自我封闭的术语和措辞，难以令人理解。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当前朝着更加全球化的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但道路漫长陡峭，而且常常崎岖不平。核心区国际关系学已经变得理论多样化，通往全球国际关系学的大门已相对开放。
历史问题可能是全球国际关系学最深层次而又最难以跨越的障碍。国际关系学不仅需要打破“政治学牢笼”，还需要从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迈出这一大步的关键在于，更加强有力地质疑那种认为西方历史在19世纪和20世纪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动者而具有合理性的观点。以欧洲中心论的视角来解读前现代史显然是乏力的，但这种做法却根深蒂固。鉴于西方在创建第一个现代全球国际社会上的非凡影响，在思考未来时给予欧洲中心主义更大的作用也无可厚非。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在一个深度多元主义的世界里，财富和权力所支撑的文化多样性正在迅速地重塑全球国际社会。一个普遍性的自由主义目的论正在变得更为分散。深层次的多元主义将通过重要的方式重塑全球国际社会，但是，这种深层次的多元主义本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传统的影响。为了应对这种转变，全球国际关系学并不是要忽视西方历史，而是要将这一特定历史放到更深刻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如上所述，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扎根于真正的世界历史之中。
当前所表现出来的世界现实是一个创新性融合的结果，一方面是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人类悠久历史的遗产；另一方面是现代性、相互依赖和全球化，这是19和20世纪西方统治的遗产。只有当国际关系学能够拓宽其历史视野，它才能够正确地理解这种文化和现代性的迅速全球融合，并且加以理论化。对于打破对西方历史根深蒂固的迷恋，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因为国际关系一直是一门灵活变通的学科，能够迅速适应研究主题的改变所带来的变化。在几个不同时期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在许多方面都紧随国际关系事件和结构。随着狭隘的西方主导的全球国际社会特殊时代走向终结，国际关系学需要再次作出调整。国际关系学科已经随着两个不同的国际关系时代而改变，分别是延续至1945年的西方—殖民国际社会和大约存在于1945年至今的西方—全球国际社会。当前，一个深度多元化的全球国际社会正快速形成，西方世界将不再占据领导核心，而是具有后西方属性，这与国际关系学成立之初的状况截然不同。这个全球国际社会具有深度的多元主义特征，不同的财富、权力和文化权威中心将出现，西方世界只是中心之一，或者可能是之二（如果美国和欧洲分道扬镳）。不仅是在通常所理解的“全球化”意义上，而且就正不断植根于人类的现代性而言，世界正在再一次真正成为一个整体，少数种族将不足拥有特权。全球国际关系学需要顺应这一潮流，继续致力于将核心和外围地区的思想融合起来，发展出一个单一的制度性、理论性、世界历史性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