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在纽约去世。美国主流媒体称他是“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事业首席代言人。”他的《东方主义》一书开辟了文化批评的一个新时代，其影响跨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当今世界能象萨义德这样在政治、外交、大众传媒、文化研究、文学理论和音乐各不同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和建树的学者屈指可数，他经常谈论知识分子，毕生的学术主题围绕着知识的建立、传播与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作用等等。他的观点虽然并不为美国主流社会认可，但毫无疑问，萨义德将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之一被载入历史。
2004年10月8日，法国哲学大师雅克.德里达在巴黎的一家小医院永远停止了他的思想。法国总统希拉克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因为他，法国向世界传递了一种当代最伟大的哲学思想”，并称他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堪与福柯、罗兰.巴特和阿尔图塞等齐名的哲学家和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不仅属于法国，更属于全世界，他的一些代表著作如《声音与现象》、《书写语言学》、《立场》、《判断力》和《马克思的幽灵》等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思想界影响深远，也是近20年来中国知识界最为关注的西方思想文献之一。
2004年12月28日晨，“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因骨髓性白血癌病逝于曼哈顿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享年71岁。苏珊·桑塔格患这个病已有30年之久。与病魔的这种斗争，深深反映在她的著名作品《疾病的隐喻》里。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苏珊·桑塔格就是一个高度被关注的公众人物，其极富创意的评论涉及文学、女权、艺术等多个领域，此外还出版有颇为畅销的小说，甚至执导过几部电影。此外，桑塔格还是现今全球“文化研究”领域中的风云人物。她的影响力不仅局限于文学，而且由于其社会批判的力度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她本人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这三个人在西方被称为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刚刚跨入新世纪的头两三年，他们仿佛约好了似地相继辞世，对全球思想界而言无异于一场不小的地震。而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作为“60年代人”的精神象征，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一个时代随着这几位“硕果仅存”的代表人物的离去，从这个仍然矛盾丛生的世界上彻底向我们告别了。其中隐含的文化意义，使得他们的辞世成为了某种意味深长和值得深入探究的公共事件。而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的思想界和媒体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热门的阶段，并且随着南方某家报纸发起评选的“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名单公诸于世，成为了媒体和舆论关注的焦点。正是在此背景下，萨义德、德里达和桑塔格身上所具有的的批判知识分子特征，恰好暗合了当下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描述。
与媒体不无炒作嫌疑的“热卖”相比，中国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和萨义德、德里达、苏珊.桑塔格辞世的关注，似乎要显得理性和深入得多。许纪霖在《从特殊走向普遍：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可能》一文中说：“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是近一、二十年国际知识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是近几年出现的新主题。为什么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一般认为，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通常具有公共性，他们是为有教养的读者写作的。然而，在美国，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却成为了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学普及的时代来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被科学专家、大学教授所替代，后者仅仅为专业读者写作，随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消亡，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因此也衰落了。这意味着，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学院化、专业化时代的出现直接有关。”
许纪霖说的“20世纪20年代出身的一代”，即指以福柯、阿尔图塞、德里达、萨义德、乔姆斯基和苏珊.桑格塔等为代表的“60年代人”。所谓60年代人，在西方思想界一直是个特指的文化概念，60年代是20世纪的一个特殊时期，它通常与包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法国的学生运动、美国的嬉皮士、妇女解放、“垮掉的一代”、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反传统、反官僚体制以及哲学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形成了60年代狂飙突进的文化浪潮。但随着冷战时代的终结和一个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在年轻一代人眼中，“60年代”像一幅陈旧的照片那样，业已蜕变为一道隔世的风景，包括其中的那些“代表人物”，也渐渐退出文化中心，成了某种历史的遗存。这也是为什么萨义德、德里达和苏珊.桑塔格的辞世如此引人“揪心”和怅然的原因。它实际上隐含着思想界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在当代语境中的缺席或日益匮乏以及世界正在“全球化”旗帜下，沦为高新技术和帝国资本的控制所表现出的焦虑和警惕不断加剧有关。
对此，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美国哲学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60年代断代》中不无困惑地说：“对60年代光辉业绩的追忆、纪念或悲惨兮兮地承认那十年的诸多失误和错失了的机遇，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错误，我们在两者之间找不到一条可以穿越而过的中间错误。”这位始终关注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境遇的哲学家进一步指出，所谓“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不革命的工人阶级所实施的集体教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被剥削的劳苦阶级都已被卑贱性和顺从内化为一种第二天性，文化革命则是打破这一亘古习惯的一种策略......当下遍及世界的宣传攻势要把毛主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加以斯大林化，从而败坏其名誉。所有这一切，请看清楚，都是要把60年代笼统地扔进垃圾堆去的更大企图的一部分。” 他还认为，“毛主义乃是60年代一切伟大新兴意识形态中最丰富的思想”。
詹姆逊对“60年代”和中国问题的这种解读，在中国主流思想界显然很难得到广泛的呼应和认同，因为众所周知，中国肇始于1979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正是沿着一条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文革，向西方主流价值和经济模式积极靠拢的轨道发展的。在这一点上，作为中国学者的许纪霖对同一历史背景的描述，便显示出和詹姆逊大相异趣的修辞理路：
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在60年代的文化运动中大大出了一把风头，然而70年代以后，随着大学的日益普及化和文化的商业化，知识分子被一一吸纳进现代知识的分工体制和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商业体制，公共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消亡了。
类似的情形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似乎重演了一次，而且被浓缩在短短的20年之内。 80年代的中国，是知识分子的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最活跃的年代。79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和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后来被称作为继\"五四\"以后的一场\"新启蒙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社会知名度极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作家、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人文学者，乃至体制内部高级的意识形态官员。虽然有这些身份上的区分，但他们所谈论的话题无一不具有公共性、跨领域，从国家的政治生活到中西文化比较、科学的启蒙等等。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在大学发表演讲、在报纸和杂志撰写文章，出版的书籍常常畅销全国，动辄几万、十几万册，成为影响全国公共舆论的重量级公众人物。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詹姆逊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和批判立场，包含着十分具体的历史涵义，而许纪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变迁和身份焦虑，他显然回避了对重大历史事件和进程做出明确的表述或评价，其措辞的闪烁和对具体历史情境的“抽空”，暴露出中国的主流知识群体在新的政治秩序下所采取的“绥靖”策略或姿态。而一种凌空蹈虚、规避探究历史真相的言说对于公共知识分子合法身份的诉求，究竟具有多少有效性呢？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正如许纪霖在同一篇文章中描述的那样：“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市场社会的出现和国外局势的变化，知识界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是观念上的，而且也是知识结构和人际关系上的。到90年代末，一个统一的公共知识界荡然无存，公共文化生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不再象80年代那样，有严肃的公共讨论和一致的公共主题。无论是公共杂志还是知识群体，都出现了重新封建化的格局。......90年代中国公共文化的消失，除了上述因素之外，更重要的乃在于同欧美70年代以后一样，出现了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和文化生产的商业化这两大趋势。”对此，他进一步分析道，“90年代中期以后的市场扩张，使得文化的生产象其他消费品的生产一样，被强制性地纳入了市场的轨道，过去知识分子或者为神圣的使命，或者为表达自我而写作，如今市场只要求作者按照文化消费者的欲望而生产，并且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文化商品的流通和分配......”
的确如此，在这个商业化无孔不入地渗透进社会每一个细胞的时代，任何一个具有明确文化语义的话题或人物，都面临着被市场逻辑抽空、改写或符号化、消费化的命运。前几年张广天戏剧《切.格瓦拉》的引起轰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受市场逻辑支配的明显佐证。包括这次“中国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以及媒体对苏珊.桑塔格去世的纪念热潮同样如此。在媒体公众的视野中，苏珊.桑塔格索性被塑造成了一个流行的文化明星和放浪不羁、性感迷人、深受小资们青睐的“文字浪漫主义者”，而对她作为60年代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背景，始终对美国的主流政治持批判立场，尖锐抨击美国发动的轰炸前南联盟和伊拉克战争，并一直为美国政界所诟病的形象刻意淡化和省略，例如2001年5月9日，桑塔格在为她颁发耶路撒冷文学奖的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文字的良心》的演说，毫不客气地指斥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野蛮行径，“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2004年5月23日，她在《纽约时报》发表长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针对美军在伊拉克的虐囚丑闻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将美国士兵与萨达姆的行刑队，甚至纳粹军队相提并论。而在一篇《你一定要读苏珊·桑塔格》的文章中，作者用流行的美文笔调写道：“苏珊·桑塔格属于我们喜欢的知识分子行列，她能从个人经验出发，对现实进行判断，以其言论深刻介入社会生活，桑塔格更符合我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有期许。更重要的是，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
请注意后面那句“她还如此时尚，卓尔不群，让中国文人心醉神迷”。这就是中国知识大众心仪的公共知识分子典范吗？但这显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著名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而是经过改妆的文化明星苏珊·桑塔格了。当时尚同媒体权力合流，其对舆论和公众心理的塑造与控制就会上升为一种话语霸权，尤其当它以“民意”或流行的招牌出现时，更具有欺骗性、蛊惑性，许多严峻的问题和复杂的时代命题反而被遮蔽、搁置了。
这就是市场意识形态对思想进行裹挟之后所干的真正勾当。这种权贵资本与媒体的合谋，在当今中国的表演无疑是有目共睹的。而最为突出的例证便是刚落幕不久的那场“中国50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尽管主办方在陈述评选动机时宣称：“公共知识分子50人并不是一个按照时髦路数做出的排行榜，也不自认为拥有统计学上的精准和完美。我们的标准：一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二是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三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我们通过公布的那份名单中，还是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隐含的价值偏向和取舍。在50人中间，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两类人，一是曾经或正在活跃于媒体公众的文化明星，二是被称为“主流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前者如王朔、金庸、余杰，后者如吴敬链、张维迎、秦晖等人。姑且不论王朔这样以所谓躲避“崇高”和社会责任为写作目标的作家和余杰这样缺少坚实的专业背景，凭借某种扇情和向西方献媚式的政治姿态以及媒体和书商的炒作成为深受大众市场青睐的文化愤青，是否与评选主办方宣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三项标准相符合，单就名单中那些清一色的鼓吹和推行新自由主义市场理论和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文学者和媒体明星，就足以让人怀疑其客观性和公正性了。
大家可能对90年代末期那场曾经影响和波及了中国思想界及公众社会的自由主义同“新左派“的论证记忆犹新。在我看来，这份“50人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中，除了新自由主义的那几位代表人物，也许还应该增加以下几个人：作家张承志、韩少功、陈桂棣，艺术家张广天，学者汪晖、李陀、韩德强、王晓明等，而事实是上述人士中属于新左派理论阵营的几位代表人物无一入选，难道这不是一种刻意遮蔽和取舍的结果吗？从中我们似乎嗅到了一股浓郁的“媒体知识分子”趣味。但问题的症结显然不仅在于此，而是透露出当今中国思想界和知识公众头脑里弥漫着强烈的文化单边主义倾向和后冷战思维，这种倾向同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将西方价值观当作不容置疑和一劳永逸的“普世价值”供奉的倾向，同萨义德、德里达、桑塔格始终坚持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独立行使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立场，恰恰是南辕北辙的。
这份名单和关于公共知识分子讨论的热潮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像赛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去世带来的心理振荡同样深刻。至少，它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由于公共社会的畸形发育，尚未形成一种真正具有民主氛围的社会对话机制，再加上权力与资本对舆论的双重渗透，使得中国的大多数公共知识分子要么附庸于那些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国家决策层的企业精英用利益打造的丰满羽翼之下，要么就是活跃于各种同样为企业集团收购或控制的强势媒体的所谓“媒体知识分子”或媒体名人，借用许纪霖的话表述，这些媒体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
其次，这场评选活动引发的争议表明，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和不成熟，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与受各种利益集团牵制的媒体的关系过于亲密和暧昧，未能保持足够的距离，以至变得过分的明星化，从而使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身份变得可疑，影响了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合法性。这提醒我们，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绝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一种“表态”，更重要的还需要对事物进行鞭策入里的判断和分析，而在中国催生一个成熟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也决非仅凭媒体造势能够一蹴而就的，还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和知识分子加强自己的身份建设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
在这一点上，赛义德和德里达等人的立场和表现出来的高贵品质，的确值得我们奉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2003年9月30日，杜克大学举行了小规模的悼念萨义德的聚会。詹姆逊在会上简要地概括了萨义德的一生，称他是一位杰出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欧洲知识分子、大都会知识分子”，精辟概括了萨义德在后现代社会的多种角色、多重身份。詹姆逊认为，赛义德不言自喻的核心身份，就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例如萨义德反复强调“公共记忆”的建构，甚至号召知识分子去召唤被人们忘却或忽视了的东西，并指出其目的在于“共享”而不是乏味地争席位。他说，因为弱者可能争得的只是“拥挤的房间逐个点名时”的“在场”，形同虚设；而强者亦同样受制于“置换的逻辑”，强大的对手很有可能将你的“在场”取而代之。因此“共享智慧”可帮助我们避免琐碎和渺小。
而德里达在临终前接受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以其作为60年代人“最后的幸存者”口吻说：“我用换喻的方式指认出某种不妥协甚至是拒腐蚀的写作与思想，即便是面对哲学也不让步，这种写作与思想不让自己被舆论、媒体或吓唬人的评论幻觉所吓倒，即便可能会面对后者要求我们简化或压抑我们的思想。......这种责任今天变得更为迫切：它呼吁向成见宣战，向那些‘媒体知识权力’宣战，向那些被媒体知识权力组装过的一般性话语宣战，因为这些媒体权力就在各种政经利益团体、编辑部与学术利益集团的掌控之中。但抵制并不意味着回避媒体。必要时必须促其发展，助其多样化，向他们提醒这种责任。”
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德里达给世界的临终遗嘱？但联想到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囿于“左”和“右”的彼此成见和敌意，妨碍了对历史进行不断反思或价值重估的努力及可能性，在既定的思想秩序面前裹足不前，丧失了向更深的领域掘进的能力和勇气，我们不得不承认德里达的话多么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当前的中国思想界正在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但也不至于完全让人丧失信心。前不久，我看到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文章，就明显感受到这种试图重返历史现场和反省知识分子自身病状的努力。他说：
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的中国和30年代的中国非常像，好象历史在重演。其实30年代国民党的统治是发展的，也是经济发展，甚至可以说是快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产生了两极分化，上海是最突出的。国际上，我个人认为美国正在走向法西斯化，新的种族主义正在兴起。美国人的生命比其他国家人的生命更重要，以色列人的生命比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种族主义吗？而且，现在也出现了类似的英美绥靖政策，在纵容这样一种法西斯化。问题是，30年代面对那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时候，我们有资源可以对抗。比如说，面对德国法西斯，当时有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可以对抗。当时，我们国内，有国民党所代表的国民统治和共产党所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思潮来对抗。但是，我们今天拿什么东西来对抗我们面对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是困扰知识界，思想界的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潮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它的合理性长期被忽略。但是，它存在的问题，也长期地没有被研究。我个人认为，而且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遗产是我们今天面对现实可以继承、借鉴和考虑的一个遗产和资源。但是，这个资源是没有经过总结和研究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变得困惑的一个原因。
钱理群的话也许道破了许多人想说而尚未说出的话，同时也提出了摆在中国思想界面前一道绕不过去的认知难题，其警示意义似乎并不亚于德里达的“临终遗嘱”。因此，如果说赛义德、德里达和桑格塔这几位“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相继辞世，意味着60年代培植的一种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向世界的告别，那么，这种“告别”发生在公共知识分子讨论高涨的21世纪之初的中国，是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开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