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最后一天冰雪寒冷的下午，我与一个久未见面的朋友在市中心碰头后，匆匆避着寒风就近去公园茶室，却被告知不对外营业，已经被市有关部门包场了，因为公园晚上要开元旦晚会。果然，公园草坪上搭着舞台，舞台前已经排满了许多椅子，周围插满着各色彩旗。望着舞台上竖着的话筒，我想：领导们在北风里讲话，人们在下面坐着，都是受罪；庆祝不是跳着、跑着狂欢，偏是一个个呆鸡一样讲话、坐着。社会在发展，所以要庆祝，但我们的发展又实在狂欢不起来，有着太多令人忧心的事情。

1月7日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信息网公布了《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透露的正是一种狂欢不起来的发展信息。《报告》总结了稳、升、降三个特点：社会结构、经济效益、人口素质、社会环境四项领域指数以年均提高1个点的水平，保持平稳增长趋势；生活质量领域指数突飞猛进，2000－2003年增长了近10点，从20.46点提高到29.55点，是社会发展总指数增长最重要的拉动因素；社会风险领域指数逐年下降，社会保障领域指数升中有降。根本地说就是，最近几年社会总体有较大发展，但贫富分化也日益扩大，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000年3.1：1扩大到了2003年的4.7：1。

社会发展值得庆祝，但贫富分化更值得忧心。一个社会要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这已经是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如何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却是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个社会要保持长期稳定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从社会结构基本的层面讲，贫富差距不应过大是基本的保证。贫富差距不应过大不是没有贫富差距，适当的贫富差距是刺激人们工作积极性的重要源泉，但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会强化和固定人们的贫、富地位，反而会压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对那些众多的贫困者来说，努力工作已经并不一定能使自己摆脱贫困。当社会相当一部分人口通过努力工作不能摆脱贫困地位时，社会的稳定也就不再能够得到保持。

社会发展差距的拉大，并不是发展本身的问题，却经常是发展的成绩一面所造成的。比如《报告》说：“2003年，北京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99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52%，在全国遥遥领先。”这当然是北京教育的进步，是很大的成绩。但这“遥遥领先”的成绩恰恰又是中国教育不平等的结果，是几近罪恶的成绩。北京学生并不比其它“遥遥落后”的地区学生更聪明、更努力，但却可以“遥遥领先”地接受高等教育，除了因为北京地区比那些地区经济能力强外，更享受着一系列明的、暗的教育特权，仅以全国高考入学分数言，同样进入同一大学同一专业读书，一些省的学生就要考取比北京学生高达甚至近百分的成绩，要知道，高考成绩一分之差在全国就可能等于成百数千考生的命运。教育差距是社会差距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所强化的，是导致社会一部分人口绝对或相对减少教育机会，从而导致人们失去改变命运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的扩大趋势。

多年来，中国经济所执行的是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在西方自美国罗斯福新政后得到全面推广，为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维持社会稳定作出了很大贡献。积极财政政策的思想来源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片面地理解了凯恩斯经济学，仅仅把积极财政政策当作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简单工具，丢掉了凯恩斯经济学最重要的灵魂。凯恩斯经济学最重要的灵魂，是以“我们生存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即贫富严重分化为前提，通过一定程度的国家经济政策和调控，以限制这种分化，从而使社会发展“不需要革命”（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结语》）。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懂凯恩斯的灵魂，捡他的皮毛当令剑，结果是强化了本就太强的权力干预，使强的更强，弱的更弱，富的更富，穷的更穷。

《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然可以有各种理解，但不管怎么理解，在经济上总是要求维护和保障社会低层人民的基本利益，总是要求避免社会的两极分化。邓小平一再强调社会主义不是搞穷社会主义，但他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可见，社会主义不是没有贫富区别，但贫富的日益分化则一定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也是背离《宪法》的社会发展倾向。

可见，无论是从保持社会长期稳定从而保持社会长期发展来说，还是从搞社会主义和遵守《宪法》的角度说，贫富分化的加大都是件非常令人忧心的事情。我想，这大概正是有了发展需要庆祝却不敢狂欢的根由。面对现实，谁能狂欢？

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