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秋天，很出乎许多人的意外，中国大陆突然来势汹汹地开展了一场“清污”即清除所谓“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当时，我正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英美文学硕士班进修。新西兰地靠南极，远离世界的喧嚣，平静而又美丽，可称之为世外桃源。可是，我这个来自赤县神州的海外学人，心头却难以平静。许多夜晚，万籁俱寂，月白风清，我却思绪不宁，举目遥望，好像看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文革结束不过几年，十年惨烈的灾难，不是还历历在目吗？这还不够吗？还一定要搞什么政治运动不成？！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报读博士学位，而且，几经考虑之后，完全改变了研究方向——当代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课题。理所当然，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面；而几年前我已开始关注的王若水等人，便变成我要评论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见到王若水本人已经是几乎二十年之后。只有一次接触，而且只是短短的两天开会期间。那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旬在香港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在这之前，一九九六年九月上旬，我在云南昆明见到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在闲谈时我问起有关一九八三年“清污”运动和王若水的异化观点，他淡淡地说，王若水没有什么错，只是讲得太早了。“讲得太早”！这便厄运临头？！应该说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个悲剧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学的研讨会上，有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插曲，不知为什么我总记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论文是〈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宣讲之后，一个来自北京大学、被认为“新左派”的年轻教授立时盛气凌人地问难，训斥王的论文缺乏学术规范，不过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说（研讨会的语言是英语）。王若水没有怎样回答。我不安地注视着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为肺癌开过刀，虽然他对我说过手术效果还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体并不好。他面容清癯，经常带着几分内向甚至懮郁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会看到其中有掩隐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与苦涩。他脸上明显地刻画着悲剧。
事后我隐约感到，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属于这个时代；他领导潮流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只不过一年之后，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凌晨三点十分，王若水的心脏在睡梦中停止了跳动。这位宁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理论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终于因肺癌在美国波士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五岁。
一，领导潮流：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
“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应手也最光辉的岁月可能就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几年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痛定思痛，整个中国大陆掀起了“人道主义热”，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流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而在思想界，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王若水谈得最多，名气也最大。
这个热潮从一开始，人道主义的讨论就和异化问题联系了起来，甚至当时事实上异化问题还要比人道主义问题提得早一些。虽然异化问题是人道主义讨论应有之义，但这多少还是有点令人惊奇——毕竟，对当时中国大陆的公众包括党政领导来说，“异化”是个新鲜概念。也许事出偶然。一九七八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汝信办《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记得王若水在一九六三年参加起草周扬牵头的批判人道主义的小册子时写过“异化”这一章，建议王把这篇旧稿拿出来发表。王若水从柜子里翻出这篇稿子，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只删去文末一段，就交给汝信，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来，题目为〈关于“异化”的概念〉。这个杂志专业性很强，读者不多，然而这篇文章还是受到了较大的注意。《新华文摘》予以转载；有的报纸作了报道。
王若水在很长时间里就想向中国公众介绍“异化”这个概念，希望这个概念普及起来，但又担心它不够通俗，不容易被公众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个偶然的逐愿机会。他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个问题，听众中有人递条子说，美国教授给他们讲课，讲到了异化，他们听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释一下。
王若水回答时，从现实生活中举例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异化：意识形态的，如个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经济的，如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结果成了包袱，还有环境污染等等。批判个人迷信有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现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谓“个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众和领袖的关系颠倒了，人们把领袖神化，到头来领袖成为一种不能控制的力量，反过来使人民受苦。王若水还警醒地而且相当超前地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
王若水曾经这样解释异化：“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周扬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曾经受到毛泽东欣赏的报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这个学术性的解释。王若水也把这个解释写进一年半前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中。这次讲话，他换了一个通俗的比喻：母亲生下并养育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逆子，反过来虐待母亲。这就是异化。
事后，这一段录音被整理，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新闻战线》一九八零年第八期上发表，继而被不少报刊转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人把录音带借给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后来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说，他们全家都听了，很感兴趣（所谓“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几天后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讲了一次，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发现，人们对“异化”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显然，这是因为它能够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给以比较深刻的解释。
一九八零年，王若水又发表了〈文艺与人的异化问题〉，提出文艺应当描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异化并对此提出抗议，为随后出现的“异化文学”鸣锣开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开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学术讨论会上，王若水被邀请做了发言。王在发言中对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的关系做了说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准备编一本关于人道主义的论文集，向王若水约稿，王应约写了〈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一文（这本文集在一九八一年初出版，书名就采用王文的标题）。王若水写作此文显然企图切中“要害”。多少年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实际上是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以阶级斗争为纲”，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们把人纳入了阶级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阶级性）来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话来说，在中国出现了一种藐视人的“冷冰冰的马克思主义”。一九八二年春，王若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约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并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强调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文汇报》在“争鸣”版上发表了王若水早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就着手写的〈为人道主义辩护〉。文章各部分的小标题是：“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吗？”“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文章认为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对中国的现实意义包括：它意味着坚决抛弃十年内乱期间的“全面专政”和残酷斗争；抛弃把一个领袖神化而把民众贬低的个人崇拜；坚持在真理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它意味着反对封建的等级和特权观念，反对资本主义的拜金思想，反对把人当作商品和单纯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当人看，并且从一个人的本身而不是从他的出身、职位或财产去衡量他的价值……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模仿了〈共产党宣言〉，把“共产主义的怪影”换成“人道主义的怪影”。结尾这样描述了中国的“人的发现”：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王若水这篇文章发表后，反应异常强烈，对那时已有一些冷却下来的人道主义讨论起了重新升温的作用。朱光潜也给王若水写来一封信，表示很赞成文中观点。当时适逢《人民日报》报社召开记者年会，从各地来的与会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让印刷厂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给记者部分发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给了正在进行的“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义讨论会”，作为向这个会议提交的论文。有趣的是，这个中宣部文艺局授意召开的会，其目的本来是想批评一下人道主义，但批不起来；而这篇论文在会上散发后，气氛更加变了。的确，王若水这篇长文，“俨然是一篇人道主义的宣言和挑战书”。
从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间，有关“人”的问题的讨论文章在中国大陆各地发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异化、人性等等。文艺界和教育界也召开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会。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间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关于人的学说的探讨》。顺便指出，在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这个最要害、并逼使最高领袖邓小平后来亲自封杀的观点的人还不是王若水，而是当时一位马克思主义美学家高尔泰。他早在一九七九年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异化辨义〉、〈异化现象近观〉和〈异化及其历史考察〉，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并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高尔泰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特别是，他在夹边沟劳教农场里备受折磨，幸免于死，他对异化的批判更加激愤。不过，由于党内职务和资历因素，王若水影响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动下，一股“人道主义热”和“社会主义异化热”掀起来了；而周扬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马克思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的、王若水也参与起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标志这股热潮达到最高峰。
二，毛泽东让他大起大落：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过一些风光的时候。这是另一种“风光”—以李慎之的话说，他是极少数有幸姓氏上达天听，又蒙天语嘉奖，然后声名播于天下的人。（李慎之，〈呜呼王若水魂兮归来〉，网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就发现了王若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某天，《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给王若水布置一个紧急任务，要他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时间赶了出来，题为〈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很快发表了。后来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适是毛泽东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说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里写道，批判胡适，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必然结果。毛泽东说自己也受到启发。王若水又接连写了第二第三两篇，毛也看了，并对第三篇特别表示欣赏。后来这篇文章被推荐为干部学习参考资料之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王若水以《人民日报》理论组的编辑身份，撰写了一篇社论，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题目为〈大胆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人民日报》有关社论的第一篇，胡乔木修改后，发表在当月十日《人民日报》上。显然，胡是前一天受毛责备后，才立即布置撰写并发表上述社论的。（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明报出版社，二零零二年，页二六七）这时毛泽东刚从南方回来不久，当天中午，他把邓拓、《人民日报》的几个副总编辑和编委找去，在他的卧室谈了一个下午。毛泽东问：这篇社论是谁写的？邓拓回答说：是王若水写的。毛泽东就说：让王若水也来。毛对此文显然颇为赏识，还对王若水说：“我要请你吃饭。”（《王若水访谈》，新语丝电子文库）毛两年多前看过王若水批判胡适的文章，对其名字有印象。
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到毛的住处后，毛把写社论的功劳归于王若水，大加表扬，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邓拓，说邓拓没有很好地宣传“双百方针”。那一次毛泽东发了很大的脾气，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说邓拓像汉文帝。据刘宾雁回忆说，毛决定撤掉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一职时，曾想过由王若水取代。
又过了几年，一九六三年，王若水受马克思《哲学手稿》的影响，写了〈桌子的哲学〉那篇文章，毛泽东看了以后也表扬了一番。
如前文所说，这年王若水还有一个出色的表现。当时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批判苏联的所谓现代修正主义，拟出了一些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是批判人道主义，负责这一个课题的是周扬。周扬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写作分工时，王被分配写“人性”和“异化”这两章。周扬这篇文章，特别内中所谈的“异化”问题，为毛泽东高度赞赏。
由于这个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谓春风得意。当时，《人民日报》的人员分成两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干分子。究竟是受过毛表扬的人，因此他可以贴大字报而不用担心打击报复，多年来的那种压抑感没有了，甚至自以为在参与什么伟大的事业。许多年之后，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王若水这样反思那时的自己：
我觉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没有认识到我正在经历一种新的形式的“异化”。代替压抑感的是一种类似宗教的感情。我对毛是“无限崇拜，无限敬仰”。我确信毛是在领导我们进行一场惊天动地，震古铄今的伟大事业，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建立一个红彤彤的崭新世界。（王若水，〈没有结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从来高难问。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毛泽东委托周恩来管《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指示《人民日报》应该批极左思潮，批林彪的“左”。当时已经被起用为“看大样组”（共六个人，几乎相当报社领导班子）成员的王若水，完全赞成周的指示。可是，张春桥、姚文元跑来又讲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过了头，让报社许多人都想不通——刚刚要开始批左，为什么就强调“不要过头”？王若水更觉得不能听张、姚的，乘这两个人去了上海的机会，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在理论版以整版篇幅编发了三篇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张、姚为此大为恼火。在这种情况下，王若水于十二月五日索性直接写信给毛泽东，告了张、姚一状。信上说：
总理在一次谈话中指出：人民日报等单位，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东西也会抬头。我很同意总理这个提法。总理讲的是机关内部的运动，但我觉得对报纸宣传也是适用的。
没想到这封信（李慎之纪念文章中讲的“若水居然干了一件荒唐事”）惹来一场大祸——实际上，张春桥他们讲的正是毛的意见。
这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对他们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毛进一步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林彪）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过后第三天，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讲话精神。周恩来处境尴尬，讲话语调是温和的。轮到张、江、姚讲话就放炮了。江青指责王若水这封信“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分裂中央”；张春桥斥责王“极右”；姚文元质问：“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气氛变得很紧张。
接着就开始批斗王若水，从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是《人民日报》内部声势最大的一次运动。王若水被批斗得头发也脱了，背也驼了，后来又被定为敌我矛盾，送往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强制劳动改造。对许多人来说，那打击简直就是千钧压顶，沉重得难以承担。报社都担心王若水会自杀。但他却仍然能够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报巷子里走过，一派蔑视的气概。王若水对朋友说：“宁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没有痛苦的糊涂人。”他感到有一种力量支持着他，是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中正确的东西在支持着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没有错。这种感觉甚至是他过去从来没有的。
几年之后，“四人帮”倒台，王若水拒绝投降终于得到回报。
一九七六年文革一结束，王若水从干校回到报社，第二年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主要分管理论、文艺、社论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那几年，《人民日报》的社长是胡绩伟，在胡、王等一些开明党人的领导下，《人民日报》经历它有史以来的最好的时期，销量空前高，破历史记录。报纸配合拨乱反正，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都是纠正文革错误的，在社会生活中作用很大。当时中国大陆有一个流行说法：“人民上天，红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报》；“红旗”指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作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大谈特谈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自然不同凡响。
三，导火线：王若水因发表周扬
报告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
但是，好景不长。
一九八三年，正是由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导致一场全国性的“清污”运动，而王若水则遭遇他生命中最严重的打击。这似乎突然但实属必然——在中共某些领导人看来，王若水虽然“风光”一时，但绝非正统，不过是贩卖一些异端邪说，也绝难得逞。
这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这是周扬九天之前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所做的演讲稿的全文。于是，紧接着，发生一场举世皆知的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发表周文的当天上午，中宣部长邓力群先打电话给秦川总编辑，接着找王若水。他对王说：乔木同志已明白表示周扬讲话不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你们为何不听？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你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你当面听了乔木同志三月十日的谈话，对这一点应当知道得很清楚。
邓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识形态主管胡乔木三月十日从所住的医院来到周扬家中当面对周扬的谈话。王若水被叫去参加，一同参加的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王若水对邓力群承认，在发表前未请示胡乔木是错误的，但根据自己对这次谈话作的笔记，对所谓“不能发表”这一点却毫无所知。
王记得，胡乔木整个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但听来比预料还要温和。王若水最担心胡乔木批评异化概念，但是他只字未提。胡乔木对周扬还很客气，在大门口告别时，甚至对周扬行九十度鞠躬。他对王若水也有些客气，没有把不满完全说出来，还在批评之后又讲了两句王自己也认为是过奖的话。王若水的领悟是，胡乔木大概是希望他改了就好，他知道这是胡乔木讲话的风格，不了解这一点倒会产生误解。
秦川原先曾打电话给邓力群，说《人民日报》打算发表周扬文章，征求他的意见。邓说他没有把握，要秦川请示胡乔木。而经过胡的三月十日的谈话后，王若水、秦川他们自认为知道胡乔木的意见了。
后来王若水才知道，胡乔木回到医院后，在当天下午曾打电话给郁文，补充了他对异化问题的看法。郁文的记录是：
关于异化的问题我忘记谈了。我想马克思早期说的异化和晚期说的不一定一样。不管一样不一样，社会主义社会将它应用过来，不加区别，不对。用这个名词要加以区别。如果因为(社会主义)社会中有非人道现象，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道现象混在一起，就把问题谈乱了。一个是非基本的现象，甚至是非法的；一个是基本的现象。我这个意见将另外写信告诉他们。如有关同志谈到这个问题时，可把这个意见补充上。
那么，在三月十日，当谈话中周扬问胡乔木意见时，他为什么不回答呢？王若水认为，胡乔木说“忘记谈了”其实是托词。他大概是回医院后又找了一些书来看，这才发表了上面的意见。当然这是临时抱佛脚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领导，别人就必须奉为指示了。
但事情更严重的是，按邓力群的说法，胡乔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电话给中宣部，明白表示了这一点。随后，邓叫中宣部送了一份电话记录给《人民日报》，那是九日胡乔木打给郁文的电话。其中包括如下几个要点：
周扬同志的讲话，难以处理，问题不少，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解决的。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讨论对象。总的意见，异化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这种宣传本身是抽象的。……如离开具体现象去讲，去讨论，会给人以暗示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没有人道。
任何一个时期讲人道主义，都是为了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有目的的。这篇讲话目的何在？
……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可能成大的问题。
这个电话的调子口气很严峻。王若水他们如果事先知道这个电话，肯定不会发表周扬的讲话。而胡乔木三月十日那次谈话，在王若水听来，是说了让周扬修改一下讲稿，但说得很委婉，并没有说不能发表。但从这个电话看来，王若水推测，胡乔木那天专程来和周扬谈话，是想让周扬知难而退，主动撤销发表。胡乔木在心底里连周扬讲人道主义的动机都怀疑，这使王若水非常惊讶。
不过，王若水发觉这一点已经为时太晚了。
三月二十六日，中宣部开会，由胡乔木主持，通知周扬、秦川和王若水参加。胡乔木说，关于《人民日报》犯错误的问题，中宣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提出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已经得到中央同意，但还要征求三位同志的意见。
接着，就由邓力群宣读这个报告，其中批评了周扬和秦川，重点是批评王若水。王若水被指责企图利用周扬的威信，把自己的观点变成权威的观点。〈报告〉在最后提出：把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
这个会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发生了一场火爆的争吵。秦川这样回忆：
……周扬听着听着，突然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大声斥责：“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扬对面的胡乔木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震惊了，用更大的声音反问周扬：“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更加愤怒：“你们这样不正派！”
“你这不是说我，是说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乔木的语调十分严厉。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说你这个具体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扬没有退让。
……
十六年之后，也是在《人民日报》工作的凌志军和马立诚合作出了一本书，对这一事件作了一个评论。他们问道：胡乔木是否有权利禁止周扬发表他的文章？就算胡乔木说过“不要发表”的话乃是属实，难道就能作为周扬犯了错误的凭证？这两位在党中央的喉舌工作的作者显然是故意发问。他们当然知道，正如他们自己在书里也说，“在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胡乔木的行为仍然有着某些必然的根据，这依据还需在我们国家既成的制度和观念中去寻找。”
正是由于这些“必然的根据”，周扬被迫退让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中国大陆各报发表了新华社前一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特意安排的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久，周扬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着继续做研究。他对去看他的王若水说：“若水，什么时候我们再搞一搞异化问题吧。”
一九八五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现在他几乎不能说话。他紧紧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泪的样子。这是诀别的表示。看来他想到上次对王提到的希望无法实现了。王若水安慰地说：“周扬同志，你放心吧！还有我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游丝般的气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电台新闻联播，最后一条消息，仅有一句话：文艺理论家周扬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于王若水，他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和《人民日报》其它领导人员一起，被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书记处的成员都在场，加上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和组织部长陈野萍。
胡启立向王若水他们宣布书记处十月二十日的决定：同意胡绩伟辞去社长的请求；免去王若水的副总编辑职务；他们两人都调离人民日报，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接受批评；任命原总编辑秦川任社长，原副总编辑李庄为总编辑。
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风闻，并不吃惊。
王若水早就预料迟早有一天他将被迫摊牌，和他所在的党组织正面冲突；王若水只是希望这一天晚一点到来。现在来得早了一些，这是王若水不愿看到的，但没有办法。
四，“清污”运动：“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胡乔木、邓力群搬倒周扬并惩罚《人民日报》的计划，包括对王若水的严厉的处理，其过程竟然同时是一场影响整个中国大陆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清污”运动；而这场“清污”运动又包含着一个妄图搬倒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阴谋——被史家称之为“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起初，胡乔木、邓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称得到中央同意的处理报告其实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进展得并不顺利。当时胡耀邦要出国访问，他说等他回来后找王若水谈，但后来也没有找。显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压下来。邓力群二零零六年在香港出版的《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1975-1987）》（香港大风出版社）一书中也说，他们于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把一个月前曾经上报、现在修改过的报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报送上中共中央书记处，以后就没有了消息，有点“留中不发”的味道。后来，胡耀邦和他讲，学术问题，何必搞得那么紧张，各说各的都可以嘛。他邓力群就回说：周扬那篇东西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按周扬说，党要变质，党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政权也是如此，经济、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面，把马克思主义讲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照搬过来，这不伦不类嘛，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但胡耀邦一直坚持这是个学术问题，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事情几个月没有下文。
于是胡乔木和邓力群决定绕过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大概这个时间（可能五月份），周扬也托薄一波给邓小平送了十八条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语录。
史家一般认为，邓小平当时终于接受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建议，在即将到来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力群在他的《自述》一书中，也承认邓小平八月份找胡乔木谈了一次话，是缘自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文艺界的问题复杂，思想界的问题严重，人们的思想很乱，所以他准备在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些问题，并出了个题目：〈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胡乔木说这个题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宽一点，讲党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务。邓小平同意这个意见，并让胡乔木帮助搜集材料，准备稿子。九月七日上午，邓小平通知邓力群去他那里，要谈二中全会讲话稿的事。邓力群就把帮胡乔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龚育之、郑惠、卢之超一起找去了。龚育之等把胡乔木设想的几个题目和稿子字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之后，他们反复作了修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王若水说，很容易看出，胡乔木替邓小平起草了这个讲话稿；胡不过是借邓之口，讲出他自己的观点罢了。而这样一来，胡乔木的观点就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
当天下午的会上，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论。他说，多年以来，王不是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是作为现实政治问题来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归纳出王若水言论中有八个问题，加上人道主义和异化论，一共十个问题。会议还发了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印的〈几年来《人民日报》理论版宣传中的问题〉和〈王若水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异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基本观点〉两份材料。邓力群对王若水在什么时候发表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知道得很清楚，因为他属下的书记处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邓力群的这个发言好像是放了大炮，震动了整个会场。
胡乔木在会上发言说：搞精神污染，不仅是思想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像“异化”问题，说得严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的纲领，一个反对派的纲领。从“四人帮”倒台后，就有人到处宣传“异化”；参加周扬同志文章写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卖力的一个。胡话虽然不长，但给这个问题升了级。以前他主要是说人道主义和异化论对文艺界和青年的影响，现在和非法组织联系起来了。在中国大陆，“不同政见者”这个名词在当时刚刚使用。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眼，如果还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差不多了。
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老革命，从未听说过“异化”这个词。会议组织者为了帮助他们了解，又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选择了“异化”这一条，印发给与会者。实际上这未必有多大帮助。不过，既然邓小平批评了，那么使用“异化”这个概念当然是错的，许多委员也就义愤填膺地声讨起来了。
十月十二日是全会结束的一天。第二天发表了全会的公报，宣布会议结束。可是由于邓小平在十二日的讲话中提出了“清污”的问题，再加上胡乔木、邓力群在会上煽动，实际上会议延长了三天，并讨论“精神污染”的问题。而所谓的“精神污染”，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不伦不类地搭上“西方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
在这样的形势下，王若水的命运也决定了。
会后，全部的宣传机器都发动了起来。
十月十九日，报纸报道李先念在全国工会十大上的致词，其中提到职工应当“抵制和克服各种精神污染”。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出现大字标题〈保持工人阶级本色，抵制各种精神污染〉。次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也谈到了“精神污染”。
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转发邓小平同志、陈云同志讲话的通知〉。这个〈通知〉措辞严厉，令人想起“文革”。胡乔木、邓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污染”提升为“清除精神污染”。
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两条重要消息，一条标题是“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彭真受党中央委托就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做重要讲话”，一条是“王震在中国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大会上指出，清醒认识当前思想理论战线形势，坚决防止和清除各种精神污染”。
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是：〈王震在两个会议上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指示，高举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旗帜，防止和清除思想战线精神污染〉。这条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污”是邓小平提出的。头版另一条消息是关于党外人士拥护整党和“清污”。同天的《人民日报》还报道了中国文联召开的一次会议，谈到要“勇于清除精神污染”。
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报道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发言。以后，报纸上关于“清污”的报道和评论越来越多，十二届二中全会原定的“整党”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十一月一、二、三日三天，广播了十个省的领导人的有关“清污”讲话。仅十一月二日的新闻节目，就发了六条省委领导人讲话和三条其它有关消息。“精神污染”这个词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报》排字房的这四个字的铅字都不够用了……
胡乔木、邓力群把“清污”运动搞得来势汹汹，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整几个知识分子或开明的文化官员，他们还要借口反对“精神污染”来反对随改革而来的西方思想的影响，进而反对开放改革特别是这个方针政策的统筹实施者；他们企图在中央高层酝酿“倒胡”——邓力群觊觎总书记的高位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胡耀邦一九八二年九月当上总书记。提拔胡耀邦是邓小平的意思，但以陈云为首的几个老人不满意，他们喜欢的人是邓力群；而胡乔木、邓力群看准了这一点，就站在陈云一边，多次起劲地反胡耀邦，这一次又找到了机会。
“文革”是从“破四旧”开始的。这一场“清污”运动如果如此发展下去，后果亦不堪设想。幸好，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万里和习仲勋等人头脑清醒，联手作了抵制。此时邓小平也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支持胡赵等人的抵制。
十一月十四日，胡耀邦、赵紫阳在中央书记处对“清污”正式讲了话。书记处作出两点决定：一、不要因为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而影响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实行，更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二、“清除精神污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种具体情况，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简单化。
一场喧嚣一时的“清污”闹剧闹了二十八天，终于半途而废——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产的宫廷政变”。
十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总结说：“关于清除精神污染，小平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后来由于我们自己的失误，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扩大到社会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声势，后来我们刹车了。这个问题以后不要提了。”万里插话：“我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说：“我同意这个意见，‘精神污染’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这个提法，让它慢慢消失。”
不过，此时历史的诡谲又表现出来。“清污”运动刹车之后，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又有了新的不满。问题在胡耀邦过后继续在不同场合，如同日本外宾谈话，同上海领导人谈话，都说反精神污染宣传走了样，搞了扩大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召开中国作协四大，由于遵照胡耀邦的意见，开成了一个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会（中央祝词不提反精神污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组织部不插手，由会议自由选举；整个会议精神提倡宽松，呈现一派反左景象，让胡乔木、邓力群等人非常难堪），这些情况当然让陈云等老人发怒。邓小平终于同意端出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期间，邓小平已下了决心，发话说：“如果说这几年我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把胡耀邦这个人看错了。”“六四”以后，邓改变了说法：“当时没有看错，后来却不行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另一场称之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胡耀邦被赶下台。不久，一个传说甚嚣尘上：邓力群要当总书记了（例如，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谈邓力群当总书记好。见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虽然，也是因为邓小平一句话，邓力群最后也垮了台。但这些权力斗争并没有改变王若水等人的命运。事实上，在一九八七年八月，王若水进而被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党，王拒绝后被予以除名。
五，解释权威：胡乔木讲演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乔木作了题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演。
那天，胡乔木从医院出来，带着一个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蒋南翔（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说，乔木同志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来的。接着，胡乔木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便由两个播音员轮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开场白所说，这篇讲话的起草是“历时三月，四易其稿”。从一九八三年十月开始，胡乔木就在准备这篇重头文章。按照中共的惯例，像他这样高位的人写这样的大文章，是要组织一个班子来进行的。参与起草的八个单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央党校、《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办公室。胡乔木指定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邢贲思作为主要执笔者（邢贲思本来是反对人道主义的，包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他过去一个著名的观点是：人道主义是一种欺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则更是双重的欺骗。当然现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胡乔木一次又一次对起草小组谈他的提纲，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后来不得不把主要执笔人换为龚育之，还多次召集专家讨论，征求意见，最后总算完成了。
胡乔木这篇〈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长文三万九千字，分为四个问题：一、究竟什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二、依靠什么思想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前进？三、为什么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能否用“异化”论的说法来解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前两个问题那几年中国大陆思想界并没有多少争论，胡乔木用这样的方式来概括，不过是为了便于论证对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已。的确，胡再讲周扬讲过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而且讲演地点和十个月前周扬一样仍选在中央党校礼堂，是发出一种暗示：周扬那次讲的不算，现在我胡乔木讲的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点。
胡乔木的文章在中央党校主办的理论刊物《理论月刊》一九八四年一月号上发表。《红旗》杂志一月二十六日转载。当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次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报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除了汉文以外，还有朝鲜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藏文、蒙文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的版本），共两千万册。加上报刊的转载，共三千万份。这个销售量仅次于邓小平的文集。但是，没有官方的外国文字译本。胡乔木似乎并不想让他的观点在海外引起讨论。
正式发表的版本较之讲话稿作了一些修补。例如加了一处“改革”的字样。最明显的一处是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现在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理解为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那么，使用这个术语原无不可；只是这个术语很容易引起误解，不如“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那么恰当。
胡文发表前，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邓力群作了高度评价，贺敬之也大加捧场。他们还说要写一批批判文章，要像当年写“九评”那样写“十评”，解决文化思想界的问题。当年，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撰写九篇评论苏共路线的文章，不但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宣传，俨然成了（当然是一厢情愿）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现在他们显然企想重温旧梦，为胡文造势。
一月二十六日，中宣部根据邓小平的批示精神，发出关于学习和讨论胡文的通知。〈通知〉说此文对于几年来围绕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展开的争论作了“科学的回答”，“对于推动理论工作者的健康发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精神污染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工作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教材。”“各条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
一月二十八日，胡文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党校开了一个庆祝座谈会。此后，各种赞扬在全国各地各级各界包括各种报刊、电台排山倒海，响彻云霄。
胡乔木的讲演被看作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关于“精神污染”的讲话的最权威的解释；他听到了全国上下一片赞扬声。这毫不奇怪。胡文发表之前不仅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而且还得到邓小平的赞赏（王若水说他后来惊讶地得知，邓小平实际上并没有看这篇长文章）。邓作了如下的批示：
这篇文章写得好。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或转载。由教育部规定大专学生必读。文艺、理论界可组织自由参加性质的座谈，允许辩论，不打棍子。
按照邓力群《自述》所说，这一切，包括邓力群自己关于异化的观点的变化，都是来自邓小平的决定性的影响。书中说，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邓力群他们把讲话稿送给邓小平时，邓小平在谈话中讲了如下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扬同志为他文章辩护的信和附上的马克思讲异化的十八条论述。周扬同志送来的马克思讲异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劳动创造的成果反过来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话，都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没有超出这个范围。
周扬同志讲毛主席1964年赞成他讲异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亏呵？那时候满脑子苏联变质，联系说到我们自己也变质，提出走资派，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级领导都打。是不是异化思想导致的呵？
也怪，怎么搬出这些东西来了。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不是说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吗？共产主义被看成是个渺茫的东西，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了。既然社会主义自身要异化，还到什么共产主义呢？在第一阶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里去？社会主义异化到哪里去？异化到资本主义？异化到封建主义？总不是说社会主义异化到共产主义嘛！当然，也说了社会主义自身有克服异化的力量。
这些观点，说它“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可能太重了。可以说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没有信心，对马克思主义没有信心。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讲话。
邓力群《自述》说，邓小平这篇话讲得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一篇话使他和胡乔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这篇谈话，才能有他邓力群在二中全会西南组批评王若水错误的长篇发言。而胡乔木也是因为看了邓小平这次谈话，他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文章才可能写得这样好。王若水讲，后来问题发展得这么严重，是胡乔木送了材料。实际上，胡乔木没有送材料，是周扬送了十八条语录，才使邓小平在异化问题上发表了这么高明的意见。
内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邓力群《自述》自然只是一面之词。但不管怎样，邓小平在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例如其中这段话，在全党全国是不容置疑的：
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
六，一场悲壮惨烈的抗争：王若水单枪匹马公开反驳庞然大物胡乔木
胡乔木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讲演的结尾，周告天下，他“恳切地欢迎”不赞成他的基本观点的人参加争论。对此宣告，全中国学者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说说罢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没有谁胆敢挑战党的首席意识形态权威，而且此权威后面还站着一个最高领袖。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会后全国顿时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几年前百家争鸣的局面不再出现。
只有一个几乎被掩盖的声音，就是来自王若水。他势单力薄，一时几乎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始终没有停止表达他的观点，一有机会就不时发出声音——整个抗争，可谓相当悲壮惨烈。
胡乔木讲演那天，王若水去听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讲演的这个结尾。胡乔木批判的主要对象是周扬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扬已经公开作了检讨，失去了反驳的资格，只有他能出来公开答辩，而且他确实想姑且试之，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当时，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纷纷好意地来阻挡，只有三个人支持：刘宾雁、王若水妻子冯媛和王的二妹。刘宾雁说得好：“这就好比在球场上，一个球落在你跟前了，旁边没有人，守球员是个庞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结果，胡乔木弄假成真了——自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发生一个下级党员在报刊上公开反批评一个得到最高领袖称赞的政治局委员的文章。
这篇题为〈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反驳文章于一九八四年三月中旬写出，王若水单枪匹马一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王若水在文章中说：人道主义并不是一种对世界或历史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念。价值观念包括伦理道德，但范围宽泛得多。我们需要对世界做出科学的解释，也需要对世界做出适当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需要唯物主义，也需要人道主义，两者都是世界观。胡乔木批评人道主义“不能对世界历史做出科学的解释”。王若水说，人道主义确实不能，因为这不是它的任务；它的任务是做出评价。王指出，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含义的一个方面是世界观和历史观时，他把价值观念排除在世界观之外了；而当胡乔木说人道主义的另一个方面的含义是伦理道德时，他又把价值观念缩小了。难怪胡乔木认为历史上的人道主义没有多少可以继承的东西，因为人道主义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是落在他的视野之外的。王若水说，在社会观点上，马克思主义同以往的人道主义(即使它们是唯心主义的)有批判继承的关系。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并不是除了伦理道德之外就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这些都不是伦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们都是人道主义思想中很宝贵的东西，并为马克思所继承。
关于“人的价值”，王若水说，这是人道主义的核心或基本原则，人道主义的道德规范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因此就绝不能像胡乔木那样，一方面肯定“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一方面又对“人的价值”的概念表示蔑视。在胡乔木文章中，集中力量来批评那些主张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的人，因为他们还要讲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价值、人的解放，而这些统统是为胡乔木所否定的。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像胡乔木说的那样，人们对社会主义提出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而是许多合理的、可以解决的有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被官僚主义置之度外。
王继续说，我们的社会存在着种种弊端，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单是这个不够，还要进行体制的改革。当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价值观念的变化；而适合现代化需要的价值观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进改革的发展。提出人的价值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问题，是有现实意义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简单地归结为某些伦理道德规范，是把它的意义缩小了。历史上的人道主义的一个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把社会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其实，道德问题正要从社会条件去找原因，问题在于改造社会。”
〈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这篇文章，只不过是王若水回应胡乔木而为自己作的一些辩护，看得出他并没有太深入探讨，例如全文不涉及异化问题——他知道邓小平讲了话这就成了绝对不能讨论的禁区，而当下他主要考虑的是能否发表。
王若水这篇文章本意给《哲学研究》发表，但香港的《镜报》杂志突然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号刊登了。王并没向《镜报》投稿，但他曾把稿子复印了几十份向人征求意见，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传到了香港。胡乔木马上以此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发表；同时，严厉地责令人民日报社追查这个所谓“镜报事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阴谋分子。胡乔木、邓力群还不到此罢休。在他们的授意下，有关部门又加紧调查王若水和所谓“地下组织”的关系。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气氛有些松动。《三月风》杂志向王若水约稿。王写了一篇短文，题为〈关于“革命人道主义”〉。胡乔木在他的长文里把毛的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加以扩大的解释，王若水对此质疑。他问道，为什么一定要把“救死扶伤”这些行为说成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呢？这实际上还是把“人道主义”看成贬义词，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类定语，就不能对它肯定。王若水说，其实，革命的人道主义应当是以革命为主要手段来实现人道目标的思想和行动。一个革命人道主义者当然要救死扶伤、帮助老弱病残等等，但不会满足和局限于这些行动。他的目标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现象的社会根源，而要实现这一点，首先就要推翻给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反动政权。王若水的这种说法不仅批评了胡乔木，也否定了毛泽东对“革命人道主义”的理解。王若水还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多年的历史证明，反人道主义的左的观点的影响和危害，比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大得多，因此应当是主要反左。
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风》杂志上，还在《工人日报》发表了（值班编辑用了一点小办法），引起了相当的注意。第二天，总编辑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问他发表王若水文章有什么背景。类似电话而后还纷至沓来。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写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文汇报》于此年年七月七日至十八日连载。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一九八五年作的几次演讲的整理，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论者认为，这篇文章以及以前发表的〈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王若水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的重要贡献。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遭到歪曲，就是因为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把阶级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因而大肆宣扬“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之类。王若水自己也说，他认为马克思的最好的东西在马克思的哲学里面，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哲学〉是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还找到了一个机会，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万字的文集《为人道主义辩护》。
这部书的出版也有一个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对人道主义问题的看法〉的答辩文章收进文集去。他从一九八五年八月开始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把文章又改了一遍。这篇文章在一九八四年已经按照《哲学研究》的意见早就磨光了许多棱角，但仍有人觉得太尖锐了。有人更担心那篇〈谈谈异化问题〉，想把它撤下，因为这是邓小平批评过的。三联书店将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出去了，中宣部出版处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编辑不敢答复。后来商量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有这件事，但“稿子还没有齐”。对方要求看目录。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想了一个办法：把那篇答辩文章暂时撤下来，也不列入目录。在全书的清样已齐，临近七月付印的最后时刻，范用从抽屉里拿出了这篇稿子，交印刷厂火速排出，加在清样中。结果，这本题为《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新书出现在一九八六年的书市上，成了一本畅销书，人们排着队购买，初版三万册不久就销完了。
七，痛苦的智慧：被党除名的
王若水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反驳胡乔木
胡乔木、邓力群对《为人道主义辩护》这本书保持缄默。也许，对他们来说，这是聪明办法，因为反驳未必那么容易，而且会使这本书的读者大大增加。但是，他们找到了别的报复办法。如前文提到，在一九八七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中，继胡耀邦下台和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被开除出党之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八月二十六日做出决定，要《人民日报》党组织劝告王若水退党；如果他拒绝，就予以除名。中纪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几条主要“罪过”是：
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
宣扬社会主义还有异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是执政的共产党异化为“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异化势力”；
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
以及在《人民日报》任职期间，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错误文章，包括发表周扬文章。
王若水向党中央提出申诉，逐条批驳了中纪委的决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觉得他已对这个党失望了——无情的现实把他青年时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时夜晚从睡梦中醒来，痛苦地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无数先烈为之流血牺牲，我也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种心情曾反映在他于一九八五年写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于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稿，但他们后来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书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一九八八年，不再是中共党员的王若水，在批驳中纪委决定的同时，开始进一步就异化问题发表反驳文章：〈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发表于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的《书林》杂志；〈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和〈社会主义没有异化吗？〉发表于他和朋友合办的《新启蒙》丛刊上（分别在第 二 辑，一九八八年；及第四辑，一九八九年）。王若水终于答复了胡乔木对他的所有批判。
在〈个人崇拜和思想异化〉中，王若水反驳了胡乔木说的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并论”的说法。王说：毛泽东曾批评教条主义是把马列主义当作“宗教教条”看待，邓小平在八大的报告也把个人崇拜说成是“对于个人的神化”，人们没有听说过胡乔木对此表示过不同意见。那么为甚么不能把个人崇拜同宗教相提并论呢？为甚么不能说个人崇拜和宗教一样都是异化呢？胡乔木还把个人崇拜的原因归结为毛泽东的不谨慎和脱离群众，还有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不成熟。王说这也是很费解的。毛泽东变得不谨慎和脱离群众了，那么他在群众中的威信理应降低，为甚么反而产生了个人崇拜呢？至于党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在一九五六年八大时一度是比较正确的，后来才陷于错误。这不是毛泽东受全党影响，而是全党受毛泽东影响。全党之所以接受了毛泽东的错误的阶级斗争观念，是因为对毛盲目崇拜。所以，个人崇拜是全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陷于错误的原因，而不是后者的结果。王若水指责胡乔木这恰恰是违反了历史唯物主义。
胡乔木指责王若水他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次根本性的“飞跃”。王若水在〈社会主义社会没有异化吗？〉一文中评论说：其实，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带有它所脱胎出来的半封建社会(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必须靠对社会现实的分析来解决。一个基本事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还要保留和发展商品经济，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这就是一种异化。
胡乔木说，如果说异化是合乎规律的，又提出克服异化，这就是自相矛盾，因为规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对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问道：阶级社会的产生和阶级斗争是不是规律？如果是，共产主义者为甚么要为消灭阶级而斗争？理由很简单，阶级的产生和消灭都是合乎规律的，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又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消亡。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消灭异化，因为产生异化的条件还存在，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采取措施去减少异化现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乔木的逻辑，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普通的缺点和不合理现象”，但这些不是异化；只有“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才是异化，但是这种灾变并不存在。王若水驳斥说，且不说这种对异化的解释的错误，人们可以问: “文革”是不是足以毁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灾变”？胡乔木必须否认“文革”有这样大的危险性，否则就不能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
胡乔木给王若水他们关于异化的观点所下的政治结论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反现实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会上的一切消极现象都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社会的领导力量，把反对的目标集中于党和政府的领导”。王若水说：这个话的实际含义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这种帽子是吓不倒人的。什么叫“反现实”？难道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难道像贫穷、愚昧、落后、犯罪、污染、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腐化堕落这样的现实也反不得？难道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大锅饭、党政不分等等这样的现实也不能碰吗？不要改革吗？套用胡乔木的话说，“反现实”这个用语，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当固定的保守倾向，又具有可以到处乱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压制对现实的一切批评和改革的尝试。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样空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样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人民是不会信任共产党的领导的，这样社会主义事业真是没有前途的。
在〈论人的本质与社会关系〉一文中，王若水探讨了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命题的含义。在批评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这句话是引证得最多的，胡乔木的论证也是以这句话为基础。王若水指出，马克思的下一句话是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这是什么意思呢？为甚么要批判人的本质呢？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质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这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但社会关系也会异化，因而使得人的本质也产生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人的真正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是马克思在《哲学手稿》中论证的)，但人的现实的本质不一定符合这种真正的本质，所以马克思认为要批判这种本质，并进而推翻一切压迫人、侮辱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社会关系，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质说成是受一定社会关系决定的，从而认为完全可以从后者出发来说明前者，这种观点，实质上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没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认了人的主体性。人性不是历史中的纯被动因素。如果既定的社会关系完全决定了人的本质，那么怎么谈得上改变社会关系呢？也许有人会回答说，这是因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产力，束缚了生产力就是束缚了人。如果他们的本质已由生产关系所决定，他们又怎会感到这种束缚呢？
王若水本人自认，总的来说，他对这三篇文章要比对他最初写的那篇长文要满意一些，特别是〈论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一文比较多地从正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尽管在胡乔木的文章发表后，出现了几百篇响应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评文章出来后，却没有什么人出来批驳或商榷。据说，胡乔木曾授意邢贲思写文章驳王，邢婉言拒绝了。胡乔木又不愿意自己出面发表文章，于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聪明的办法—保持缄默。显然，他已意识到，他的反驳只会更加引起人们对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发表王若水文章的《书林》和《新启蒙》也付出了代价—两种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后被迫停刊了。
八，最后岁月：思想越来越独立的王若水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污”运动的前后内幕，把他这场惨烈悲壮的抗争的过程，写成一部二十五万字的纪实文学。这部著作一九九五年五月脱稿，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一九九七年九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个英文节译本，书名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人民日报前编辑的回忆》，作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国哲学研究》一九九六年夏季号专辑出版）。王若水原来给这本书取的名字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个当事人对“清污”前后的回忆》，明镜出版社出版时经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虽然在内容方面相应作了一些补充，但准确地说，这不是关于胡耀邦下台的全面的历史而还是王若水个人的回忆录。在书中，王若水以铁的历史事实，铁的逻辑（当然是王所认可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说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钉在耻辱柱上。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王若水在后记中还作了如下声明：
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是我当时的观点，并不和我现在的观点完全一样；如当时我还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是一致的，现在我已不这样想了。
的确，如人们注意到，也为许多论者指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王若水的思想越来越独立，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切合实际。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纪末几年，王若水卷入一场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
缘起一九九五年底，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纽约的《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号。“马克思主义批判”是该期封面主题，同期刊载有郑义的〈最后的图腾——原教旨马克思主义清算〉。其后，此刊同年九月号登载了高寒的〈马克思主义辩——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很快，郑义在同年十月号发表了〈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二零零零年二月号发表了〈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产主义的实践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批判共产主义的实践”。人们习惯都说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以此刚好相反，他认为那两场革命都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实际是乌托邦，达不到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基本上过时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是它的哲学，但是这个哲学跟列宁所讲的不一样，不是所谓辩证唯物主义。王若水觉得最好把马克思的哲学叫作“实践的唯人主义”。他说：
实践的唯人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价值标准和方法论。这种思想也使我们在一个充满权力异化和金钱异化的社会中，保持独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价值。
他指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在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进步，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即实践的唯人主义—仍会被许多人继承和发展。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结尾处写道：“（中国）官方认为我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为我仍然讲马克思主义而觉得奇怪；这些我都不在乎。”这样，他通过独立思考，对马克思的理论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确实是错了，但同时也指出世人对马克思主义有六个误解。论者认为，该文是一篇极有见地的文章，无论是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有些论者还认为，王若水似乎越来越转向自由主义。
王若水〈回到马克思，超越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达了一些闪亮的观点。例如，王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的理论根据，但这样一来，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后，又确立了一个“救世阶级”。列宁继承了这个思想，提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实际上是“救世党”），这个先锋队又由几个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领袖来领导——这就是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观点。中苏论战中，中共就是用这一套理论来为个人崇拜辩护的。从救世阶级到救世党，从救世党到新的救世主，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拙文开头提到〈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这是王若水于二零零零年年底前完稿的，几乎可谓是他的“绝笔”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领导周扬说过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定论，鞭辟入里地论证了那是毛泽东为排除异己，在党内确立个人绝对权威的一场运动，而且是全国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祖本和样板。它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运动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文章的结尾说：
我们今天需要一个新的觉悟、新的启蒙运动。这是因五四运动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而我们今天又需要启“党文化”之蒙……
如论者所言，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
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外，便是要透彻研究毛泽东。他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被发现患有肺癌并作了切除手术之后，还是力战恶疾，加紧研究和写作。直到他生命将尽之际——在二零零二年元旦上午，医生边给他治疗，他还边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冯媛在电脑上记录了二千六百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语言干净，不需要什么编辑。终于，在王若水去世后的同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冯媛在〈编后记〉中说：“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躯，尽量克服这些困难，先后完成和发表了若干论文，并使本书大致成型。”这部分上、下两册、厚达七百五十六页的巨著，是极少见的研究毛泽东的严肃的科学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经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结晶了。
文革以后，中国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泽东这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撵下神坛，要求评毛。早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训是必须反对个人迷信〉的发言，开公开评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响应。但是很可惜，评毛的进程被阻挡了。后来这些年，大陆有不少关于毛泽东的书，其中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所写的回忆录。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他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学养和历练，第一次最为全面最为深入地论述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并特别选择毛的个人性格和心理因素这个侧面作深层次的剖析。论者认为，他呈献给读者的研究成果，才真正是“新发现的毛泽东”。
九，公道自在人心：新时期思想
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一九八五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一九八五年四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一九八二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一九八五年七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一九八八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呜——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异化，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新启蒙》第 三 辑，一九八九年），再次探讨他在一九八五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号上，于光远在一九九七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一九七八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十，历史的玩笑：王若水等人当年
天才的预见与异化现象严重的今天中国
历史不时开一些令人仰天长叹的玩笑。
二十年以后的今天，中国大陆大批大批的学者或非学者，甚至政府官员，包括当初批判人道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有异化的人，都在把“人”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研究，都在谈异化，都在谈人的发展、人的价值……等等。事实上，“异化”这个高度专业性的哲学术语，今天已经进人寻常社会生活之中。打开任何报章杂志或电视电台，都可以看到或听到这些说法：权力异化与腐败现象；女性意识的异化；艺术的异化；中国足球已经异化了；知识时代作弊是知识的普遍的异化；招生指标异化为敛财的工具；爱情被金钱异化了；“富人”政治权利的异化；公权异化；公务员身份被异化；手机的异化；贵族化月饼异化成礼品、政治生态环境的异化、发展的异化、道德异化、权力寻租行为的公然异化……诸如此类，五花八门，多不胜数。
其中很有一些严肃的讨论。例如，从政观的“异化”被总结出五个方面：一是“极端个人化”，某些人从政是私欲膨胀，一味地为自己谋权夺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垄断化，作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场交易化”，某些人视从政为投资，以职权为资本，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极力为个人谋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俨然以“官老爷”自居，高高在上，处处炫耀，盲目追求各种特权，猎取各种便利，“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只想当“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团和气，四平八稳，以牺牲原则来调和关系，随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五是“虚荣化”，“不求有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职位粉饰自己的形象，摆架子、讲排场、耍威风，沐猴而冠，招摇过市，飞扬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实则内心空虚而贪恋禄位。
一般共识是，公共权力过滥和异化，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肌体的基层细胞和神经末梢了。众多中箭落马的党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委员们，之所以能财源广进，就在其拥有无上的权力。这一柄任命的尚方宝剑，足可以在当地横扫一切。而更为隐敝的公共权力异化现象，是众多的权力部门以立法的形式规范、稳固本部门的特权，又没有有效的制约形式和机制。以国家机器作后盾的权力异化和泛滥，后果是令人震悚的——最近发生的薄熙来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是今天中国令人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论者指出，由于公共权力异化的行政垄断，而由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垄断使公有制的全民产权异化成垄断既得利益集团的私有产权，基层公民大众的全民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被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剥夺了，这就是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实表明，在众多公权泛滥和异化的现象中，公共权力与垄断经济的狼狈为奸，后患无穷，弊端极大。但是，在中国这个政经合一的国家，这个现象太普遍了，也正因为普遍，人们已熟视无睹。
论者指出，像“权力私有化”、“权力商品化”、“权力特殊化”、“权力家长化”，这些并不是单个出现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公共权力的泛滥，是公共权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大量的公共权力异化得不到有效扼制，将使整个社会呈现畸形发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败，就必须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公共权力的异化，尤其是要解决“一把手”的权力异化。
中国当前出现道德信仰危机，有一个名词形容：“道德滑坡”，或更为甚之：“零度道德”。以下现象是人所公认的：社会许多领域许多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经常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令人极之忧心的是，这些现象竟然随着共产党“突出经济”的宗旨的确立、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严重。论者指出，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影响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机损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道德所调节的是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实质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应该提出解决“道德异化”问题，用以重建中国现代人的生命观、道德观、底线观、审美观、人格观，等等。
今天的中国，人们大谈特谈“发展的异化”问题，进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一九九二年初，邓小平南巡时，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邓小平的决策让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发展，但是，单方面追求经济高速发展就成了中国式的“指标崇拜”，发展就开始了异化。今日中国，伴随高增长，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胀、高失业、高负债、高腐败、高消耗、高污染、高分化、高风险，高动荡。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短、平、快”工程，于是，相应出现腐败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叠工程。根据权威资料，在环境污染问题上，中国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球十大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八个；中国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污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标的环境中；很多过去从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开始使用无法恢复的、且只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层岩水；中国的国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里的速度自西向东推进……中国人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就是这样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环境的恶化为代价的。人们根本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没有想到牺牲了环境成本换取的经济发展，透支了中国的环境成本。
……如此等等，难以一一叙述。
现在，对照今天中国社会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们实在不能不惊叹：当年王若水、周扬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异化论”，真是具有天才的预见性！他们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而提出的“异化”概念扩展为：各种异化现象，都是束缚人、奴役人、贬低人的价值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类解放，不仅是从剥削制度（剥削是异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从一切异化形式的束缚下的解放，即全面的解放。从这种理解出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仍然存在“异化”现象，存在着“经济领域的异化”、“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权力的异化”，以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早在一九八零年（三十二年前！），王若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他们将人道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或者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努力，像他们义无反顾地公开宣称那样，始终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他们在改革开放方始之时，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并提出来，目的就是要从理论上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为改革开放提供价值论指导——把人道主义的价值目标补充到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去，把价值、功能和结构三重规定一体化，从而希望使传统的社会主义事业起死回生，值得向往。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真知灼见！这是多么巨大的功绩！又是多么大义凛然！只可惜，他们迎来的，却是一场政治迫害。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这是中国悲剧。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仰天长叹！
异化现象如此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号称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又回到当年王若水他们苦苦思考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
可能令王若水他们安慰的是，他们的思考，后继有人，虽然思考的深度、广度、侧重点、出发点、影响力，以及所处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云：“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这样上善之人，在各个方面都足以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东西莫过于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着许多志士仁人，各尽绵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