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先生《我学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文（见《炎黄春秋》2012年第1期）说出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深切感受。我比何先生小10岁左右，1950年代中期，在大学里学的就是苏联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再比我小10岁左右的一代人，他们学的虽然已经有了我国本土作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但整个架构还是那一套，大同小异而已。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当了老师，教给学生的东西，基本上没有变，只是对帝国主义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述加以改进而已。这就是现在居于各领导岗位上的一大批人所接受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因此，大体上可以说他们脑子里开始装进去的还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苏联解体20多年来，他们对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可能会有些反思，但基本理解恐怕变化并不大。这可以说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这种情况大概也是我国改革处于胶着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何先生使用了“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本文主要涉及社会主义部分，为了更切题，本文将使用“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给我们现成答案。斯大林却有一个答案：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这个答案对不对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通过他们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答案是错的，这条路走不通。邓小平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他又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说简单一点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而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带给我们的却是共同贫困。这当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予以彻底否定。改革开放以来，在所有制方面允许民营经济发展，放弃了全面计划管理，发展了市场经济，实行了多种分配方式，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斯大林的那一套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就计划经济而言，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意），计委也已改名“发改委”，但在现实生活中，计划经济的那一套管理办法，并没有取消。尽管具体作法如指标体系等和计划经济时期已有很大不同，但实质性的改变并不多。例如资源的配置，主要还是取决于政府，取决于市场的，只有一小部分，大一点的项目需要发改委立项批准。在教育、医疗等社会领域，其作法基本上没有变，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管什么，现在仍然管什么，如高校的院系设置、招生人数等等，权力仍然高度集中。可以这样说，关于计划经济，在理论上已经被否定了，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作法还在继续使用。

从所有制方面看斯大林版本的理论也是继承了下来。在农村，虽然实际上已经分田到户，但在理论上还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集体所有，土地公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农民向银行贷款土地不能抵押，把农民变成了真正的无产者。这是我国“三农”问题多年来解决不好的根子。在城市，虽然已经出现了民营经济，并且靠它使我国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成为GDP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但是在理论上，是说因为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言下之意，发展到中级阶段（更不用说高级阶段），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不行的，是要改变的。因为“正宗”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公有制。因而先富起来的人纷纷搞投资移民，用钱去换外国的绿卡。没有钱搞投资移民的，则设法把孩子生到境外去。实质和40年前中国人偷渡香港、东德人翻墙去西德，以及最近的“脱北者”一样，是人们对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不认同。

尽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定义中没有提到所有制，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国有经济大小和作用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反映，可见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有多大。

其实恩格斯早就说过，国有经济并不能说明社会的性质。如果说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那么德国的俾斯麦就是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了（大意）。

国有制属什么性质要看它起什么作用。我国的国有企业占据了国家巨额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赋予了它垄断地位，垄断价格给予了大量资源，它可以不计代价地污染环境，享受种种政策优惠，更不要说办事方便等等。它从而获得巨额利润（2011年为2.2万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强）却归企业所有，由企业自行支配使用。他们可以为自己规定天文数字的年薪。为了内部摆平，还为各级管理者和职工规定较高的工资、津贴和福利，从而使国企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社会平均工资的4－5倍，成为社会分配不公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人提出“国有经济应负有保障社会公平，提供经济基础的社会责任”，“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职能”（见《人民日报》2011.6.21日刘国光文）。这种良好的愿望能实现吗？被誉为“共和国长子”的央企纷纷在海外上市，它可以为外资利用其种种有利条件来赚中国人的钱，但却不让利润进入国家主人之手。

在所有制问题上，马克思曾说过在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后，要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在资本主义世界出现股份制后，他曾高度评价，并认为这是解决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见《资本论》）。根据以上两点，学界有人提出将国有企业的股权分给全国人民，让他们参与分红。这似乎也是一种“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办法。但是，却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

如果国有股份不能分给老百姓参与分红，那么将国有股份的红利交给财政，这也不失为另一个办法。利润交给“老板”，不留给“总经理”，这是名正言顺的。一年两万多亿元，可以用它解决多少民生问题？可以缓解多少社会矛盾？但是呼吁了这么多年，2011年，确定央企只给财政上缴利润的5%！再看看这些央企的背景难怪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了。即使这样，还要“国进民退”。可以说，这些都是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在起作用。

在苏维埃建政初期为了巩固政权，列宁采取了新闻管制，取消了其他政党，实行了一党制。大家知道，马克思主张建立的新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他是强烈反对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都知道的常识，而马克思主义者还曾用这个武器去反对专制政权。所以列宁当时声称，这是妥适条件下采取的应急措施，一旦政权巩固，再作改变。

但是斯大林却将其常态化，而且越来越严格。并使之成为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权利。时间长了，报刊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使老百姓变成了“老不信”，党和政府失去公信力，把人民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也是当前群体事件频发，小事酿成大祸的重要原因。

列宁首创的一党制，在世界历史上，也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一党制，有它的长处，“意见一致、决策迅速、办事效率高，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等，但是在20世纪经过不同国家的实践，却证明这个制度是与世界文明主流背道而驰的。由于权力高度集中，没有监督，必然滋生腐败。不论在德国、意大利，还是苏联、东欧，都纷纷垮台。虽然还有几个国家，但情况也不妙。历史已经做出一党制不是一种好制度的结论。

我国提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理论上看，这也是一种新的政党制度。它是不是优于一党制和多党制，当然需要实践和时间来检验。但是，在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下，目前我国党际之间的关系，与一党制的区别并不大，很难克服一党制的弊端。例如反腐多年，揭露和处理大案不少，但似乎没有一个案子是民主党派揭露出来的，足见民主党派并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起到监督作用。所以人们仍然把我国的政党制度归于一党制之列。

历史给一种新的政党制度进行实践的时间是有限的，不脱离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窠臼，前景恐怕并不美妙。

上个世纪中，我国新政权建立之初实施“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学习。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前面乌龟怎么爬，我们后面就怎么爬。”所以“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渗透于我国的方方面面。后来的返修斗争更是将它进一步强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斯大林版本的社会主义已有了重大改变。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将它否定，仍然在明的暗的起着决定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只是对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修正。“摸着石头过河”解决了当时的困难，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我们碰到的困难和问题，之所以迟迟不能解决，根子还在这里。

历史往往给我们开玩笑，“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新老左派反对我们改革开放的理论依据，它又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得益者——既得利益集团反对继续改革的理论武器。看来要将改革开放事业向前推进，已经到了必须正本清源、搞清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了。

人类的历史是追求文明进步和美好社会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称道的先行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其中的佼佼者。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宗教教义，它是要不断发展的。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一分为二了，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当时，人们尚不能肯定谁对谁错的话，那么，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今天已经一清二楚了。在讨论我国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时，我们不应该预设框框套套，还是应当遵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为好。

老实说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诸如腐败、贫富差距、国企效率低下、资源过度消耗、环境严重污染等等，都不是什么新问题，其他国家都碰到过，既有解决得很好的成功经验，也有导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只要我们不带有色眼镜拒绝他人的经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关键是要丢掉斯大林版本社会主义的框框套套，用我们的聪明才智去解决遇到的问题。只要生产力发展了，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越来越好了，这，不就是我们追求的美好社会吗？来源: 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