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全球问题，而且全球问题还在继续生成，所以作为管控全球问题的方法，全球治理其实是一场真正的关于世界秩序的革命，也正是因为如此，已经召开的G20峰会广受关注。然而各方对“全球治理”的理解很不同，存在着多样性的“全球治理”定义，这种理解的多样性表明了关于“全球治理的政治”的复杂性。全球问题的生产者很难成为全球问题的解决者，全球问题的制造者不愿意承担过多的责任。为解决问题，全球问题的制造者相互推诿责任，而非勇于承担责任，这是全球治理的最大困境。

目前，西方要求中国承担过多的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责任，而非洲等则希冀中国在非洲发展(包括非洲的和平与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来自“国际共同体”的这样两种外部因素把中国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于是，一个问题自然产生，是否到了“中国治理世界”的时候 中国处在被治理的地位和境地，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这一被治理的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这一外部限制，也由于深刻认识到中国治理世界的敏感性而自我克制，中国本质上并不以治理世界为外交政策的宗旨。由于“不挑战”和“不带头”，中国在提供解决全球问题的中国方案上慎之又慎。

“叶公好龙”是世界通病。西方主张的“全球治理”，并非彻底的全球治理，本质是“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西方的自由秩序”和“七国集团”(G7)，以及北约(NATO)，都不应该等同于全球治理。然而，西方就是把这些机构作为全球治理的化身。从“西方的全球治理”应该转变为“全球的全球治理”，即全球治理的本意——真正的全球治理。这一转变是对现存世界秩序的一场从下到上的革命，非同小可，绝非易事。

从各国外交政策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更是一场对现存外交政策观念、战略、原则、体制、政策的革命。如果是真的而非“叶公好龙”地引进、接受、参加和推动“全球治理”，则许多国家的现存外交政策几乎还不适应全球治理，要适应全球治理，各国外交政策非得进行必要的变革不可。

我们现在也许处在新旧全球治理的转变时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一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加明显。但是，新旧全球治理的转变并非易事。有的力量推动全球治理的转型，寻求真正的全球治理，有的力量则抵制全球治理的转型，试图维持旧的世界秩序。总体来看，从现在起的未来5年是全球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首先，目前的“西方自由秩序”难以应对全球挑战，处在危机之中，西方主动对“现存国际制度”(包括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其次，在全球挑战和危机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仍然占据世界秩序主导地位的西方需要全球治理，以便全球合力对付全球挑战。另外，借助现存国际制度的改革，非西方世界想在“现存国际制度”中扩大代表性和发言权。

西方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并非要放弃在全球治理的“领导权”，而是试图保持甚至扩大“领导权”。201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前换届，欧洲人成功地保持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长期领导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前的实质任务是筹集资源帮助欧洲克服债务危机，来自发展中国家对这一欧洲领导权的空前挑战没有成功。2012年世界银行换届，美国人成功地保持了对世界银行的长期领导权，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这一美国领导权的空前挑战也没有获得成功，而世界银行的当前的实质任务是帮助美国主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世界使命从来是“平天下”，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应有和独特的伟大贡献，但是，近代以来，这一使命总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共同体”之“治理中国”发生着这样那样的冲突。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治理的冲突。无论是未来的全球货币秩序还是全球安全治理，要在其中加入中国意志和中国特征，全球治理将成为中西冲突的新战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来源:人民论坛杂志（总第37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