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自西周实行井田制、分封制，中经春秋战国的大动荡，至秦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完成了一大变迁。此后历代虽然全都有所损益，但作为这种制度灵魂和主干的君主官僚专制，却始终没有变化。所以清末谭嗣同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直到20世纪70年代，一位历来主张“古为今用”的伟人还强调“百代都行秦政制”，并发动全国人民起来尊法批儒。显然，他承认，“秦政制”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性。这种始建于秦而进一步完善于汉的“政制”，被有的学人称为“秦汉之制”，认为它构成了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来，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秦汉之制是以君主和官僚专制为其特色的，正是这种君主和官僚专制，使得它一方面同我国西周而另一方面同西欧中世纪的社会政治制度区别开来。然而，在苏联历史理论的影响下，我们的教科书对于秦汉之制下的社会分层，却大谈什么“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而对于君主与官僚，却仅仅将之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没有看到他们才是中国这段历史中的真正剥削阶层、压迫阶层和统治阶层。
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几个“说不通”。
首先是于理不通。马克思曾正确地指出，封建社会是一种政治性的等级社会，不存在近代那种单纯经济范畴的私有财产和阶级。在这种社会中，宫廷官职、审判权、“各个省”、“掌管国家大事的权利”，直至“主权──这里指民族”，都是特权阶级或皇帝的私有财产。割裂政治和经济来看封建社会，什么也解释不通。
其次是于史不通。直至19世纪末西风东渐之前，中国人自己从来没有过作为地租剥削者意义上的“地主”概念。“地主”一词，在古代汉语中只有两义：一是相对于过客而言的当地主人，即日常所谓“尽地主之谊”者是也；二是一种神祇，即老百姓们所说的“土地爷”。而今天各种教科书上作为地租剥削者频繁出现的“地主”，纯粹是将西文中的landlord硬塞进了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而当时人观察自己时代的社会分层，从未将“地主”与“农民”作为基本范畴，而是区分“官”与“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所谓“四民”）。
再次是于俗不通。谈秦汉以后的社会对抗，中国已经形成了妇孺皆知的成语，俗者如“官逼民反”，如“逼上梁山”，稍雅一点的如“苦于君官，铤而走险”等等。为什么不说“地主逼民反”呢？为什么不说“苦于地主”呢？翻一翻《水浒传》，晁盖、宋江、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兄弟等好汉，到底是被“地主”还是被“君官”逼上梁山的呢？这些似乎用不着学术分析和考证，事情就一目了然地摆在那里。
显然，用“地主”和“农民”的对立解释不了中国秦汉之制下的基本社会分野，然而人们却一直人云亦云地唠叨这种说法。而今天，当我们试图重新审视这个事关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问题时，却惊喜地发现，早在五十年前，一部理论著作已经对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这部著作便是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这部著作指出，秦汉之制下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官僚政治。这种官僚政治，不是像近代社会那样，仅仅作为一个政治操作的“技术方面”存在，而是一种“社会体制”。其基本特点是，“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为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在这种社会中，官僚阶层或士大夫阶层不是简单地“代表”其他阶级，而是“自有特殊利益”，“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也就是说，“官民对立”是这种社会的基本阶级分野，当然所谓民，首先就是农民（见《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20、60～6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王亚南先生真正看透了秦汉之制下的社会分层问题。
说官僚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剥削阶级、压迫阶级，是因为它像奴隶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有着自己不同于其他阶级的独特生存方式。官僚阶级的独特生存方式在于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谋取经济利益，即所谓“以权谋私”。“做官”与“发财”不可分地连在一起，“做官被看成发财的手段，做大官发大财，做小官发小财，甚至没有正式取得官阶官衔，而在乡村以似官非官的身份，利用任一机会发混财”。
官僚阶级的“以权谋私”，首先是直接性的贪污和受贿。王亚南先生指出，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而且这种贪污并不是一种“仿佛有一二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表率一下……就会改变过来”的“风气”，而是一种制度。由于低俸不足以养廉（具体办事的吏役甚至全无工薪和公费），更重要的是由于在君主官僚的一元化统治下不可能存在来自体制外的异体制约，遂导致贪污受贿成为一种普遍化、日常化的现象。利之所在，官吏趋之若鹜，虽严刑峻法不能禁止。
更为重要的是，官僚阶级“以权谋私”，离不开与地权、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的结合。作为《资本论》最早中文全译本译者之一的王亚南先生，不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将商业、商人和商业资本统统看做是封建制度的对立面，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之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在秦汉之制下，商业的繁荣并非新生产方式产生的表现，而是官僚阶级残酷剥夺农民的结果。“官僚愈是以超经济榨取的方式，使农业生产者占有的必要劳动生产物部分愈少，商业流通循环的规模就愈大”。西汉等少数王朝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的抑商政策其实并没有实效，他重视司马迁的话──“法律贱商人，而商人已富贵矣”。
于是，在秦汉之制下，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就往往“四位一体”，“商业、高利贷、地权兼并、差役、摊派、贪污，都像配合得非常周密。”王亚南先生强调说：“我认定‘官逼民反’的‘官’，不当理解为某个或某些特别的官吏，而是整个官僚统治。单是某些官，甚至单是整个官僚阶层依贪污或其他方式剥削农民，农民尚不致逼到求生不得的程度。若官僚除了自己直接借政治权势侵渔农民外，更连同与其有缘属关系的地方爪牙，从事敲诈，再益以商业、高利贷业乃至地权活动的凌夺，那才真是农民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时候了。”
王亚南先生的以上论述告诉我们，在作为“社会体制”的官僚制度下，商业繁荣不仅不能促进社会向新的高级形态过渡，反而最终要导致人民“老者转乎沟壑，壮者散乎四方”，不得不起来反抗，“或零散变为盗匪，或集体起来叛变”，生灵涂炭，天下大乱。这些话，至今发人深省。
王亚南先生十分重视唐中叶开始实行的“两税制”，认为它是此后历代官僚制度的经济基础，这也显示出他对中国历史与政治的深刻见地。
在唐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下，国家办社会，官僚机构具有组织社会经济的职能。然而一方面官僚政治自身具有腐化倾向，另一方面它的僵化难以适应流通经济的发展，致使其“法”日益“弊”，到了唐中叶，终于失去了保证国家税收的功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刘晏的改革和“两税法”才应运而生。它们靠利用流通经济和承认贫富分化来保证国家税收，也使得生产力暂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然而，这种改革只是弱化了国家组织社会经济的职能，而没有弱化官僚政治作为“社会体制”的压迫性和寄生性。相反，它依靠商业机制和贫富分化来为皇权和官僚阶级谋取利益的特点，反而使得这种压迫性和寄生性急剧膨胀。因此，稍把眼光放远一点就可以看到，这种对官僚政治不作触及，而只是削弱国家的经济职能转而去利用商业机制的改革，其实只是顺应了一个王朝走向衰落和灭亡的趋势，而谈不上什么历史进步。此后唐王朝走向崩溃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搞改革，不论什么时候，这个教训全都值得记取。
还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孙越生先生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所作的序言。
孙越生先生是王亚南的学生，王先生撰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得到孙先生的大力帮助。对此，王先生在该书初版的《自序》中曾专门提及，并表示感谢。王先生大著的出版，正值1948年蒋介石政权崩溃的前夕，新中国的曙光已经在望。他预言，随着工农政权的建立，中国的官僚政治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然而，后来事情的发展再次证明历史前进的道路不会是笔直的。“文革”爆发，王先生在遭受数年残酷折磨与迫害后，于1969年含冤去世。孙先生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亲眼目睹了官僚政治弊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的大暴露，因而有条件将先师对官僚政治的剖析与批判进一步引向深入，他精湛的学识也使得他能胜任于此。为《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再版所作的这篇《序言》就是孙先生在这方面的一篇力作。
这篇序言作于1980年，当时人们正在对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罪行进行理论的清算。孙先生撰写这篇《序言》，不为稻粱之谋，对野心家、阴谋家们的憎恶之心与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之情，全都跃然纸上，表现出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如今物欲横流，这种情操在不少人身上已经不见踪影，因而也就更加激起我们的崇敬。
孙先生在文章中对官僚政治问题所作的进一步思考，今天读来也使得我们恻然有所感。他指出，历来统治阶级防治官僚政治弊病的办法，可以分为五等──“提倡清官廉吏的贤人政治”，“惩治贪官污吏”，“有意识地实行一套自我调节和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对帝王百官的权力从体系外部而非内部加以强制性的限制”（君主立宪），“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其越靠前者，距民主政治越远，效果也越差。有了这些经验，我们今天同腐败等官僚政治的弊端作斗争，该采取什么办法呢？
经过“文革”之乱，孙先生再次强调王先生的观点，指出“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能推动历史前进，必须是反映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由新生产力的发展准备好社会革命条件的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解决官僚政治问题，应该靠政治改革。“只要允许改良，我们无妨用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改良来代替极左的革命”。这是痛定思痛之语。但紧接着，他又绝非无的放矢地提醒我们，“仅仅认识与拥护这个结论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要英明果断地下决心去改良，在安定团结中求进步，而不是因循苟且让‘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进治乱相循的历史涡流中去。”
历史家的目光常较一般人远大，他们的“危言”令人震撼，也发人深省。来源：《今天与昨天--中国社会历史问题散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