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经济学家于光远
吴敬琏与于光远有所不同，于光远是官员学者，而吴敬琏属于学者官员。但要解读《吴敬琏传》就不能不说到于先生。
于光远，1915年7月出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1934年由上海大同大学转入清华大学，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7年初抗日战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主任。历任中共中央图书馆主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教授，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副处长。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代表性著作有：《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氏简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辞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杂记》、《我的市场经济观》、《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文明的亚洲和亚洲的文明》和《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等。
于光远是一位敢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经济学家。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并在很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1983年，在首都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他提出了要“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理论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95年，于光远提出了著名的“三个30年”观点。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可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是从思想发动经过三次革命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从1949年全国解放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取得政权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曲折前进的30年，在这30年后期，我们觉悟到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开始了又一新的伟大革命；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第三个30年，在这个30年末，即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可以基本完成，并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吴敬琏与于光远的交往起于1960年。当时，吴敬琏已是孙冶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写作组的成员，但同时又被中宣部于光远的写作组选中。在那场“批判孙冶方学术观点”的论战中，吴敬琏追随于光远成了“批孙积极分子”，用吴敬琏自己的话说“当过风派人物”。那时候，官员学者们往往习惯于用这种方式解决学术争论。到了1976年冬天，赋闲在家的于光远找到吴敬琏和周叔莲，准备筹划召开关于按劳分配的讨论会。在于光远的组织发动下，分别于1977年2月25日，4月、6月和10月召开了四次按劳分配讨论会。这是1977年中国经济理论界最重要的事件，打破了过于沉闷的局面，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