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的贵族诞生于周代。荀子说：西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显诸侯”。西周最高统治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种“封藩建卫”的办法，是借鉴氏族部落居住地的构筑形制，把它引入政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封建之制，或称分封制度。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相联系。天子、诸侯、卿大夫的职位都由嫡长子继承。宗法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宗子为中心，依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区别亲疏贵贱，从而规定出无可改变的等级制度。王室直接管辖的核心区域王畿四周围绕着贵族统治的地区行统治。这些贵族形式上根据周王授予的爵级、权力居于上层统治地位，自那时开始，一般平民与贵族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屈原出生于楚国贵族，和楚王一样，芈（mǐ）姓；楚武王熊通之子瑕被封在屈地，该姓出自黄帝颛顼系统的祝融氏；芈姓族群从商代迁徙至南方楚地，当传到熊绎时，因功受周封于楚，遂居丹阳（也就是现在湖北省秭归县境内）。这就是屈原的故乡。楚王的本家中，和屈氏家族类似的，还有春秋时代的若敖氏和薳氏；战国时代的昭氏和景氏，昭、屈、景是楚国王族的三大姓，屈氏能够从春秋前期一直延续到战国后期，一直处于楚国的高层，这个家族可谓经久不衰。屈原曾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三姓的事务，屈原是楚王的本家，当时叫作“公族”或“公室”，所以他和楚国王朝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同一般。用今天的话来说，屈原归于太子党身份名正言顺。

身为太子党的屈原一度也光宗耀祖，春风得意，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朝廷一切政策、文告，皆出于其手。屈原为实现振兴楚国的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此时，屈原虽被疏远离权力中枢，但以其太子党的身份和三闾大夫的职权，如果他识时务，不牢骚满腹，沉得住气等待时机，联络先前太子党一族，东山再起或也指日可待。但他却长吁短叹、愁眉不展，常常整夜不眠。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名叫《离骚》的长诗，把对楚国的忧愁和自己的怨愤都写了进去。“离骚”就是牢骚，古往今来，人在遭遇忧愁的时候，呼叫上天、鬼神和父母，以抒发自己的怨愤是同理。在他的另一篇《渔父》中描绘了自沉前的情景“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从这段记载看，屈原确实恃才傲物，其生活常识与见识还不如一个普通打渔翁，看看“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在渔父看来，处世不必过于清高。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至于“深思高举”，落得个被放逐，则是大可不必。屈原和渔父的谈话，表现出了两种处世哲学，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的阶层的生活遵循的生存规则意识，这两种处世哲学，一直在中国社会延续至今。

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共有特点是一旦理想遭到打击，就自然而然的念千古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遂将政治上的失意、幽愤寄情于古人或者山水，来抒己怀才不遇的怨愤之情。多愁善感、失意惆怅，是古往今来知识分子的一大致命弱点，身为太子党的屈原是最典型的代表。故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说“文人多失意，即便隐逸山林，仍“或叹幽人长远，或怨王孙不游”。悲戚凄切，不能自拔，以至于悲情成了这类士大夫的宿命。设若屈原生活于充斥着崇拜金钱、急功近利、浮躁喧嚣、尔虞我诈的今天中华盛世，以他高贵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众人皆醉他独醒不入流的曲高和寡，他在朝廷官场自然也是孤独的，他要想找块净土、知音就更为艰难，抑郁症、精神病、休假式治疗乃至逃奔秦国稷下驿馆甚至自杀也是他唯一的结局。

虽然牢骚满腹，但屈原在发牢骚的同时还是很为自己的贵族出身、太子党身份而自豪和骄傲的，在《离骚》中一开始就夸耀自己的高贵血统和身份出身门第，“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叙述自己的出身，乃帝颛顼之苗裔，华夏子孙之后承，祖先一脉传承，实乃名正言顺的太子党。他自然深谙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处世哲学，开篇即澄清自己的身份，“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把自己高贵的出身年月日说的很清楚。“皇揽揆余以初度兮，肇赐予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扈江蓠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洋洋洒洒反复强调，多么高贵尊严的气质，装束打扮都是那么的讲究，五帝之后，纯正的血统，正宗贵族，太子党。这才配得上我屈原尊贵典雅的身份，看看屈原自我感觉良好的介绍，把自己的高贵血统基因说的很十分明白，也可见当时的权贵们是十分看重血统名分，以此来显赫自身处于显优越的地位阶层。

正是屈原的身份使他无时无刻苦不感到曲高和寡，高贵的血统更使他无法践行卧薪尝胆的志向，所以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开始了他的痛苦流放生涯。怀王十五年初次屈原先被逐出郢都，流放到了汉北。顷襄王十三年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一再被流放，如果他学苏东坡那样豁达心胸、视野，随遇而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或者如曹孟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人生结局与命运必定不同，以屈原的才华横溢，必定写出更多辉煌诗词歌赋典章留存于世。可惜的是，屈原堕入凄凄惨惨戚戚之境地不能自拔，于悲愤交加之中，默默的走向灵魂那座高贵的又让人难以攀登、超越的高山。善哉，自荐之纯淳！壮哉，自荐之大勇！悲哉，自荐之孤独！惜哉，自荐之无知！自沉于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以此来维护高贵的血统与太子党的身份。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枪打出头鸟”是华夏数千年的一贯传统。人生不如意事常七八，面临这样的命运，身为太子党的屈原应该摆正心态，毕竟，以他的太子党出身，他的升迁机遇也是罕见的，年纪轻轻就跻身于最高权柄中枢，况且自己那些政论和建议，楚怀王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采纳实行了的。楚怀王还是醒悟过，“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的。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过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几千年等级森严壁垒社会制度的无情，权力专制的残酷，使多少英才含冤蒙垢，如今，一脉相承的世袭阴霾依然是如影相随。这就是华夏神州的中国，乱世中国，特色盛世中国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之命运的真谛。

视看当今的中国政坛上太子党一族，他们大都贪得无厌，厚颜无耻，口含天宪，生杀予夺，顽固地把持着垄断行业产业，日进斗金，脑满肠肥，贪污腐化，醉生梦死。他们屡次三番声言爱国“五不搞”，爱国主义是他们最后遮羞布和庇护所，却把自己的妻儿老小、家庭财产送到国外去花天酒地享尽欢乐，实为最无耻之尤的卖国贼群体。身为太子党领袖的薄熙来，在重庆搞的唱红打黑，言必爱国，以爱国主义招降纳叛，这种极左爱国汹潮，短短两年几乎席卷中国，但他一家转移在国外的资产竟然达60多亿，由此可见，这个群体的卑鄙无耻和一贯的臭名昭著，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几乎是太子党们代名词。相比他们的祖宗屈原，太子党的无耻与卖国已经达到登峰造极前无古人的程度。如果屈原在江河湖海的灵魂得知，恐怕他早已悔不当初、无地自容了。

6月23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按惯例是为纪念太子党屈原殉难举国吃粽子的日子。一贯为太子党权贵代言人自居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当天在新浪微博中发表的雷人言论称：“屈原自己是贵族，效忠没落政权统治的楚国，最后还因楚被灭投河自尽。按一些人制定的‘爱国’和‘爱政府’区分术，他实在不配全中国人为他吃了两千多年粽子。”不知胡锡进想到没有，今天的执政党权贵比当年的楚国权贵们更可恶和无耻，爱国的太子党群体为什么拥有那么多美国人的亲属？

太子党屈原一生都洁身自好，坚贞自守，他尤其痛恨里通外国、吃里爬外的张仪、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卖国求荣的内奸行径，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同情普通劳动者，不断地哀“民生之多艰”，“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愤慨抨击执政的腐化堕落的权贵小集团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但他又哪里知道，他所毅然决然决绝的这种种本质腐败现象至今仍一脉相承、愈演愈烈。

可叹太子党的屈原，你生前未能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尽展政治抱负；死后两千多年来，却得到无数祭拜与赞誉。统治者对你延续绵绵有形的祭献正是为了无形的束缚、统治，而你毕生追求呐喊了两千年的真正“民本”社会，仍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