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在由钢筋混凝土堆砌成的城市中蜗居、匆匆行走的同时，也免不了应朋友之邀到郊区一些人造“茂林修竹、小桥流水”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建造的园林别墅区去观游，每当在这些的地方，最能触动我思绪的当属那一个个石磨盘。如今，这些一盘盘锈迹斑驳布满道道沟壑，皆负载酸涩沉重历史的磨盘，早已光荣退休或被主人们遗忘抛弃，被城市里的地产开发商们以很低的价钱集体收购后，成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与世无争，点缀着自然风光，再为主人赚取最大的利润另类的“农民工”。它们静静地躺在地上，或被排成一排，成为南来北往、俊男靓女游客的垫脚石，或被安放在某处复原独立，成为城里人照相机录像机中有关乡情、记忆的景观。每当看到它们那熟悉的身影，我记忆深处的那坛贮满酸甜苦辣的缸瓮，就被揭开岁月尘封的盖塞，脑海中便闪现出那艰难困苦我蹒跚在磨道岁月的一幕幕画面，思绪的涟漪层层荡漾开来。
中国能工巧匠的鼻祖鲁班发明的这种石磨，最初叫硙（wei）汉代才叫做磨。它的发展分早、中、晚三个时期：从战国到西汉为早期，这一时期的磨齿以洼坑为主流，坑的形状有长方形、圆形、三角形、枣核形等，且形状多样极不规则；东汉到三国为中期，这时期是磨齿多样化发展时期，磨齿的形状为辐射型分区斜线型，有四区、六区、八区型；晚期是从西晋至隋唐(至今)，这一时期是石磨发展成熟阶段，磨齿主流为八区斜线型，也有十区斜线型。我老家的石磨，基本上是十区斜线型的。
在祖辈以吃煎饼为主食的我老家农村——沂蒙山区，石磨是家家户户生活生存必需品。从我记事时开始，它们就被竖立在每家院中一隅，一年365天，每天，它都是最先开始劳动，吞吐下无数的切碎的瓜干，把其压榨成稀糊糊摊成煎饼，养活一代代庄稼人。
吃地瓜，吃地瓜干做成的煎饼，是鲁南地区人们一日三餐的主食，也一直伴随我在农村近30年。关于地瓜（学名红薯）进入中国时间，文学大师郭沫若曾在1963年特为红薯写过一首《满江红·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百七十年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建省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既是一首红薯和引进者陈振龙的颂歌史诗，又是红薯传入中国后迅速种遍全国、贡献极大的概括。“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戏剧台词，说明红薯在中国种植的普及与广泛。
我的家乡一带种植地瓜从何时开始，查阅地方史志，才知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廷在上谕中说：“番薯既可充食，兼能耐旱”，必“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清朝官员以至朝廷频劝百姓广种番薯。山东才普及种植起来。因我小时听不少老人们经常说他们小时吃饭是“穇子煎饼两把捧，秫黍糊都照人影”可见那时煎饼还是以穇子和高粱为主，瓜干尚未成为主食。
家乡座落于鲁南黄淮海平原沭河与浔河环抱之中，属于冲积平原区，土壤全是黄沙土，这种土壤特别适宜地瓜种植。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全公社周边几十个大队，就数我们大队秧地瓜最多。小麦收割后，几乎所有田地都秧上地瓜，社员们一年大部分季节的农活都和地瓜关联——每年开春从畦地瓜种、烧地瓜炕、浇地瓜苗，扶地瓜沟、秧地瓜，锄地瓜、一遍遍地翻地瓜秧、刨地瓜，切地瓜干、晒地瓜干、拾地瓜干，挖地瓜窖、贮藏地瓜……这样的沉重劳动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而男女老少社员们经年累月吃进胃里的地瓜及制成品，由于饱含淀粉糖，每天都在千千万万的胃肠中重复产生高浓度的胃酸，导致绝大多数社员患有胃病犁心，都不间断的打地瓜嗝冒酸水、放一个个地瓜响屁。岂止是人，庄稼人家养育的鸡、狗、猪等家畜，也全部以地瓜为生。如果将陕西高原放羊娃的传说稍作改字，我的老家祖辈就是娶媳妇—生孩子—秧地瓜—娶媳妇循环往复的历史。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良，文革前后，一种叫“胜利百号大地瓜”的品种特别出名，产量也特别高，以后随着品种的不断改良推广，白皮的、红瓤的，特别面的，特别软甜的陆续种植开来，社员们吃地瓜的口味也丰富起来，但无论品种怎样丰富变化，人们吃地瓜嗝酸水这一亚胃病特征始终如一。
每年霜降前后刨地瓜切地瓜晒地瓜干时，湖田空地上、河沙滩上、道路旁、房前屋后……几乎有点空的地面上，都摆满了被地瓜推子切成密密麻麻白色的瓜干，满田遍野，一片褚白，切瓜干、运送瓜干、起五更、睡半夜是家家户户的生活常态。
说到晒地瓜干，由于当时没有天气预报手段，老人们凭经验预报老天爷的脾性又常常失灵。老天爷造孽的后果尤其令人难忘——晚秋时节，历经春夏秋艰辛劳动晒出的地瓜干，最怕下雨天，每逢这个时节，社员们谁不在心里祈祷一遍遍——老天爷，刚晒出去，可千万别下雨阴天啊……而老天爷偏偏这时不断造孽。晒成半干的地瓜干，最怕下雨，沾上雨水必起黑斑点长绿毛，而在口粮严重紧缺的时代，乱掉一斤瓜干则意味着肚皮又要增加不少骨碌碌响动的节奏。故当时在广大社员们中流行的口号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死牛乱地瓜”。多少个狂风暴雨雷电交加的夜晚，男女老少呼儿唤母、人仰马翻，推车、挑担、挎蓝、扛袋，呼天抢地、迎着风雨抢收那些晒出的地瓜干。那些被淋雨抢回家中的地瓜干，半天功夫，就发粘沾连，起黑斑长绿毛，必须迅速被切碎推磨，家家户户推磨的工作量这时骤然加大。只有把其磨成糊子摊成煎饼，乱瓜干苦涩的的味道才能被稀释、下咽。吃被霜冻后煮不烂的乱地瓜、吃因贮藏不好发霉变质的地瓜、吃被淋雨而发黑变味的瓜干和煎饼，这些因霉烂变质的地瓜及其制品，本应被扔掉，但因那个年代口粮严重短缺，没有一户社员们将其丢掉，仍忍受苦涩酸楚吃进嘴里，皱着眉头、瞪眼强行咽下。吃烂地瓜的那种痛苦令我刻骨铭心，至今一想起那强行下咽的情景我还不寒而栗。这种对老天爷造孽无可奈何的状况，直到70年代后期国家发明一种广播小喇叭，县广播站每晚播报天气预报，可以预测老天爷的脾性后，社员们乱瓜干的几率才显著下降、改观。由此，这种小喇叭在农村中迅速普及，成为家家户户社员的必备之品。每晚广播天气预报时，千千万万个社员们站在小喇叭下屏气凝神听天气预报是必备功课。
在农村近30年时间繁重的生产队劳动，瓜干煎饼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平均六七口人的家庭，每人每天吃10个煎饼计，一家人每天要吃掉100多个煎饼。而推磨、摊煎饼的时间表和工作量以不耽误妇女早饭出工为底线。这就决定一次推磨及摊煎饼的工作量必须在小东南响（9点之前）完成。那时只有少数4口人以下的社员家隔三两天推一次磨，推磨对大多数家庭是每天的必需劳动。
推磨的过程是头天晚上先把晒干的瓜干用水泡软泡透后，用菜刀切成细小块粒，用铁笊篱盛在瓦盆里放在磨盘上，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不管身体多么劳累疲惫，在一日三餐皆是用煎饼填饱肚皮的日子里，推磨是和生存生命紧密相联的。那时没有钟表，掐算时间只好以鸡叫二三遍为令，先是家庭妇女们打着长长的哈欠起床，将瓦盆盛好的瓜干拾掇好，然后招呼男人孩子们起床推磨。这个吆喝家人的过程长达10多分钟甚至更长。原因是在生产队一天劳累疲倦的家人大都沉湎于床上梦中，光凭吆喝很难有效果，需要女人们到床上去掀棉被或骂着拍打几下，或揪着孩子的耳朵硬往上拽才能奏效。
推磨是四个人力气才能使石磨正常运转不至于太劳累，所以每户家庭的孩子们从七八岁甚至十多岁开始，就注定和推磨结下不解之缘。上下两盘磨盘一般用底座支起有1.5米高，上面磨盘上有两个套绳索的木耳朵，一个大人的磨棍用绳索直接挂上，另一个小孩的磨棍需要用绳索套在大人的磨棍上，然后人们抱起磨棍放在小腹部用力向前迈步，沉重的石磨便转动起来。那时的青少年由于经年累月推磨，大都锻炼出一脑绝活——边习惯成自然地拱步推磨边迷糊睡觉，直到睡得有些深沉，掉了磨棍戳了磨盘上的糊子，才在大人低声叫骂中警醒，然后抱起磨棍又习惯成自然地转圈，直到再一次重复掉磨棍。总之推两小时的磨，因边走边睡觉掉磨棍被呵斥三五次是最寻常不过的事儿。
在我的记忆里，我推磨的历史大约在七八岁，因为全家共五口人，妹妹又较小，父母和我们兄弟俩推磨正好满足了四个人的要求。
多少次推磨，我被母亲一次次吆喝、骂着从床上懵懵懂懂着起身，极不情愿甚至满腹沮丧地起身；有时听着院中鸡窝中的公鸡在不时地打鸣，有时看着月亮在西天上懒洋洋地看着大地，我在哈欠连天地走到磨道抱起磨棍，迷迷糊糊地走着，睡着。磨棍掉下腰身橛起了一棍头糊子，在母亲大声苛责声中警醒，然后抱起磨棍又在昏昏沉沉中习惯成自然地走着。磨盘发出沉重的呜呜沙沙声，这个时间，天地万物都处于沉静中，只有广袤大地上一个个村庄，一户户茅舍院中，传出这种千篇一律地脚步声和两盘沉重的石磨发出低沉的转动声；母亲不时用铁勺子往磨眼里添原料时和磨盘碰撞出清脆响动，这种特有的伴奏响动声，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多少次回响在我的梦境中，将伴我终生。我那时曾多少次想到：要是活着不推磨该是多么美好！
屈指算来，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从50年代成立人民公社开始，到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在磨道中步行达20多年，以一圈6米计，推磨一次走600圈，一次推磨便步行3600米，一年推300多次磨计，便是步行1080000米，相当于走过1080公里的里程，20多年在磨道中竟步行2.1万多公里，差不多等于围中国陆地边界走了一圈。山东省曾有一个诗人苗得雨，以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山石磨为诗，歌颂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我记得有两句诗句是这样写的：磨不尽的米，磨不尽的面，磨尽了蒋家王朝八百万。
后来看书多了，才知道石磨问世后本是用毛驴拉为动力的。看看中国歇后语中关于驴拉磨之多—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磨道上的驴—不走直道儿；卸磨的驴—下道了；磨道上的驴—听吆喝的，拉磨的驴戴眼罩—瞎转悠，长毛驴儿推磨—兜圈子，懒驴上磨——屎尿多，懒驴子上套—打一鞭走一步等等。但这种农耕文明传承了数千年的历史产物，却终结于20世纪40年代。驴拉磨自我记事时起，就从未见过。只是听老人们说起他们年轻时见过不少大户人家都是用毛驴拉磨。因为在广大乡村，养起毛驴、骡子推磨推碾的大都是地主乡绅大户人家，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土改运动，随着共产党人号召贫下中农、佃农们打土豪劣绅分田地风起云涌，绝大多数地主乡绅，被从肉体上消灭掉。他们用来推磨的毛驴、骡子均被贫穷人家瓜分，而靠分得土地和家产牲畜的贫下中农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不可能养得起牲畜也不舍得用毛驴来推磨。于是驴拉磨变成人推磨。而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时代要求，在养育几只鸡鸭尚且被反复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形势下，用毛驴拉磨无疑于痴人说梦。
驴拉磨这种农耕文明的消失，伴随着的是对中华民族千百年绵延的乡绅阶层的彻底消亡，这将成为将来历史绕不过去的沉重命题。
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电动机驱动的钢磨问世，记得邻村用电钢磨磨煎饼糊糊时，经年累月推磨的社员们不仅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把千家万户、千千万万个社员从磨道里解放出来，自此再也不用一家人三更半夜起来推磨了，这在已经被魔道拴了几十年的庄户人，那是何等的大喜讯和人身解放！记得我们邻村先有这钢磨，我们大队社员们每天只须派出一人挑两大铁筲瓜干去推磨，最快10多分钟最磨完了。由于是外村，要等候他们本村社员磨完后才轮到，所以大队社员们一致强烈要求大队支部赶紧在本大队上一台小钢磨，时间不长，这个愿望就实现了。从此，人推磨成为历史。很快这种电动钢磨就普及到各个大队。家家户户的石磨从此光荣退役，成为院中的摆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生产队、大队、公社的解散，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小麦白面玉米成为千家万户的主食，大规模种植地瓜的历史终结了，地瓜从此退出了千家万户的饭桌，退出了历史舞台。
地瓜也好，玉米也罢，这些原产于拉丁美洲的农作物，被引进中华帝国几个世纪，却一直没解决好这个国家老百姓温饱问题。缔造新中国号称人民大救星的伟人当政近30年，虽然它们被大规模种植推广，却又因饥饿造成了人类社会上最大灾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短短几年，号称大规模种植、产量最高的地瓜就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简单农业种植、吃饭的常识，为何在以农耕文明著称的国家里失效而造成人类社会的最大劫难？由此引起的思考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1979年我进城当工人离开老家，从此告别家中那盘我推了近30年石磨，石磨在时，我从未问过父母这盘磨来我们家的历史，我从记事时就记得，它比一般家社员的要厚重，推起来要费力的多，通体已布满褚黑色，有一种年代很久的沧桑感。我在写这篇文章时猜想，它应该是爷爷在世时给父亲分家置办的。我进城后10多年老婆孩子也进城了，家中那盘石磨是怎样从我家消失的，谁把它弄走的，它究竟去了哪儿？如今父母亲都已去世，已经成为不解之谜。岂止是我们家，村里家家户户的石磨都消失了，去向不明。我在城郊公园每每看见它们那熟悉身影，应该是找到了答案。
如今我的老家，当年种植地瓜的田地，被乡亲们全部种上了经济作物大棚草莓。在追逐经济效益的时代，老家已难见地瓜的身影。乡亲们一日三餐皆是馒头米饭，煎饼也是麦子成份的。我因吃了近30年的地瓜，虽然因其患有慢性胃病，但习惯难改，每年到秋收季节，我便到集贸市场上去买地瓜或煮了吃或烧稀饭吃已是生活不可缺的习惯。物以稀为贵。如今的地瓜身价不可同日而语，两三元一斤是寻常价。每当在老家和当年一块战天斗地队友们聊起当年种植地瓜吃伤了胃的话题时，难免被队友们讥笑：俺们早就吃伤了，一辈子不吃也不想，你咋还改不掉这坏毛病……我只能讪笑无语。
煎饼，在整个沂蒙地区乃至鲁南地区，如今仍是地方名吃和特产，煎饼产业蔚为大观，在全国都有名气。煎饼卷大葱醮大酱是典型的鲁南名吃。这个产业究竟带动多少人就业，形成产值效益估计也很可观。它虽品种花样百出仍万变不离其宗。这些年来，经营煎饼的商户为了市场竞争广告效应，又打出了地瓜干煎饼、石磨煎饼的招牌。每当我到沂蒙老区其他区县，在煎饼销售集中的市场看到这些宣传招牌时，当年推磨、吃瓜干煎饼的场景就涌现在脑海里，免不了感慨万端。我知道，它们的内涵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每年都要回几次老家，老家乡村近年来和全国其他乡村一样，在中国经济化城镇化大潮中日益衰败。年轻一代均进城打工，不少人成为候鸟式农民工，在各大、中城市、县城定居的也日益增多。乡亲们一日三餐的生活中，煎饼已成辅食，且大都是五十岁以上年纪的人。年轻人以吃馒头米饭为主。那些和我一样年纪差不多推了几十年石磨的乡亲们，虽然现在交通工具便利，但他们有的一生从来就没有走出过本镇、本县、本省，他们普遍寄希望于儿女到城里去，走出去，闯一闯，寄予儿女最大的期望仍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他们对权力和金钱的崇拜欲望比任何时代都强烈；对乡镇干部、村两委会普遍存在腐败贿赂现象既愤怒又无可奈何。互联网时代，他们在街头巷尾的谈话话题当然有了全球性，对这个国家一代代领导人的来历也不陌生。但一番乘兴侃侃而谈后，大多以一声感叹：晚上寻思千条路，早上起来还得卖豆腐！咱老百姓啊，祖祖辈辈就是走磨道听喝声的命……
每当听到乡亲们这样感叹，我的心便一阵紧缩：我多灾多难的乡亲们，虽然你们告别有形的磨道已经30多年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无形的磨道仍如影随形，你们时时遭遇推磨式的宿命，仍然艰难跋涉在人生的磨道中。
岂止是农民，象我一样摆脱当年的农村磨道而走进城市成为工薪阶层的同胞们，几十年来，除了吃饱肚子，精神上又何曾摆脱过走磨道听喝声的命运？
悲哉！何时我们能摆脱走磨道听喝声这种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