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亿多老百姓在经历了天塌地陷的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巨头相继去世、英明领袖华国锋上任，唐山大地震、逮捕“四人帮”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大事件后，当时的共和国面临的状况用后来官方评价是“整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依我当时亲历我所处在社会最基层的生产队里感受确是如此，物质生产基础、民心士气已经跌到谷底。但是，当时我和社员们，却感受不到丝毫变革、新气象的来临，形势仍旧是死水一潭。上头先是两个“凡是”提出传达，然后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喜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农业学大寨”的口号照旧喊得山响，公社及管理区的头头脑脑们照例不时组织各大队书记、队长等三级干部们骑自行车到各大队参观学大寨样板田、高产稳产田，召开现场会议、交流经验、传经送宝。立秋后，全大队、甚至全公社、全县为抗震防震，大多数社员都还住在村外街头简陋的防震棚里，社员们照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单调贫乏而又无奈的生活照旧在沉闷压抑的轨道上缓缓进行着。

此时，共和国社会“走后门”现象已经流行泛滥开来。在县城、公社、管理区这个层面，特别是那些吃国库粮的脱产干部们，几乎垄断了在子女推荐上大学、进工厂当工人，招亦工亦农工用工指标，当兵入伍等所有能脱离在最底层的生产队干农活的资源。大队里、生产队里的社员，因具有“后门”这个血缘亲情优势的，他们都不断地告别土地，离开生产队，走向城里成为我们眼里的天上人。就是在最底层大队生产队这一级，稍微有些好事，轻松活儿，也都被“红五类”们占尽。例如，在当时大队的林业队、副业队、机房、护青队，甚至当生产队饲养员这样的职位，均被大队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军烈属的子女亲属“走后门”占尽。因为从事这些活儿，既轻快，又拿平均工分，而且时间灵活机动。每当这样的事例发生后，在整个大队、生产队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那些没有份的社员们在眼馋、羡慕、嫉妒、心里酸溜溜的同时，甚至会有好多人莫名其妙地郁闷、发火、自我放纵、干起偷盗破坏公共财产的事。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会莫名其妙地对着庄稼胡耪、乱锄、乱割一通，其他社员看到后也睁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总之，凡是在生产队干又累又苦而且熬日头的大帮活儿的社员，除了四类分子、黑五类子女，就是和大队、生产队所有有点纱帽翅的没有任何血缘、亲情牵连的社员。当一个人干着最苦最累的活儿，享受不到任何好处和待遇，而且看不到自身利益地位有任何改变的希望，心态已近于麻木不仁近于绝望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就成了最无奈地也是最好地选择。

我那时21岁，由于享受的是“黑五类子女“待遇，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这个群体最低下的一员。虽然和队里其他社员一起羡慕、嫉妒、甚至于仇视那些人上人，和他们具有相同的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心态。但由于我长期遭受“红五类”的打击、歧视、排斥，忍受种种不公正待遇比他们更甚，更刻骨铭心。所以心态、性格更自卑、悲观失望、绝望。我至今记得，当时我们看着那些昔日同伴如今都跳出生产队这个苦海，干着轻松的活，拿着平均工分，我们顶着酷暑或披星戴月收工回家的路上，经常看到他们已经在悠哉优哉地待弄自己的菜园、自留地时，我们心里顿时就涌上一股自卑、窝火和仇视：操他妈的！都是一样的人，为什么他们活得这样轻松，我们却出这样的苦力？天理不公啊！天老爷瞎眼了吗？社员们经常听到就是边叹边骂：唉，咱们这些人和日本鬼子当年在赵家岭（和我们村隔河相对的村庄，当年日本鬼子就曾抓我们村不少青壮年去修路、建炮楼）抓壮丁、修炮楼差不多。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指望，妈的，混一天算一天吧，三间屋我还摊不上木头橛子（当地方言，意为拆除三间生产队的房屋，具体摊到每户全队社员户上，还不到一人一个木头橛子）要喝西北风都家都喝……出工消极怠工、干农活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把一肚子不满、怒气撒到无辜的庄稼上是唯一可行的方式。和我平日比较要好的有个叫本来的青年，他经常愤愤不平的咒骂一通这些不平等现象后再恨恨地说：妈的，要是我有原子弹，早就拉了弦一块完蛋算了……后来我无数次想到，按当时我们这个最底层群体不少社员的仇视社会不公的心理，如果当时容易搞到原子弹，真拉弦（那时认为原子弹和手榴弹一样得人工拉弦）引爆是极有可能的。

每日里生产队里的社员都是这种心态，出工干农活如何能干得认真负责？队长分配完活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在磨洋工，本来往年半天或一天能完成的农活，如今再也不可能如期完成，要拖上三两天，更糟糕的是干活的质量完全在糊弄队长和负责的人，锄庄稼地里密密麻麻长出的杂草时，不少人用拉起的鲜土一盖了事，根本谈不上保质保量。翻三遍地瓜秧时，因长长的秧都生了根，按规律应该尽量用手轻轻地抻起多待弄几遍，但心里窝火找地方撒气就完全不一样了，用手把秧猛地一扯，秧儿是有八九得断掉，收工后，我和每个社员都背起满满一大筐地瓜秧回家喂猪，有时因太多背不动，不少断秧只好扔在地里。到黄豆地里拿菟丝，为了多弄点回家喂羊、兔，就把周围没有菟丝的鲜的黄豆棵也铲除……类似的偷工减料事情比比皆是，我们这些人都心照不宣。我至今记得，那年秋季雨水比往年少，本来砍倒了棒米和高粱的土地用牛拉犁耕起后，要人工把那些根须土块很大的棒米、高粱根茬全部用抓勾勾出、刨出破碎平整土块后，才能保证小麦播种后出苗率。但被犁翻起板结后的片片土块被日头晒干后真的很难破碎，根茬清理不净用牛拉耙耙几遍也不起作用。早几年社员们干在这活时，还是比较认真的。如今，人人心里窝火、赌气，自然不会再认真努力下力气。但因有领干活的小队长们检查，糊弄的水平又不能太显眼。如是，社员们都在想方设法搞驴粪蛋子表面光的把戏，把上面的明显露出头的根茬刨出后，压在底下看不见的就不动了，把表层干坷垃土块砸碎后，地下看不见的土坷垃照样原封不动。社员们干起活来也是无精打采、萎靡不振，完全是一幅迫不得已地应付敷衍了事情景。当然领活的队长或副队长等人也实地检查社员们干过活儿的数量和质量，对检查出来糊弄的问题也训斥这样做的社员。但几十个人的社员群体，靠一两个人的责任心是于事无补的。社员们都心照不宣地在糊弄，除了检查不过来是实际问题外，你能把全部干活的社员都训斥一遍吗？那样大家心里就更反感，犯了众怒领头的更难堪。况且好多当天能完成的活儿反而两天才能勉强完成任务。虽然在生产队十几年来一直存在着“得罪了队长没好活，得罪了会计用笔戳，得罪了保管啃秤砣”的潜规则现象，这种威力因素也确实得到了最大限度地显现发挥。但伴随社会风气的极度堕落，这些潜规则杀伤力和权威也不断遭到削弱。事实上，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的早几年一呼百应的权威局面、场面渐渐一去不复返了；这突出表现在根红苗正的社员和队长、副队长吵架、打架的越来越多，敢怒不敢言的现象也越来越少。往往一个社员和队长吵架打仗后，其他社员在背后纷纷给他夸奖、鼓励，给其打气撑腰，说打得好，就得这样，你大队小队的干部有本事，还能把俺们开除社员籍和球籍？（意为最底层，没有再贬孬的境地了）在这种氛围里，和队干部们打仗的社员往往被队里其他社员夸奖得和个英雄模范一样，很是骄傲和自豪。这样类似事情多了，正是所谓法不责众，无力回天。队干部们也只好唉声叹气、眼只眼闭只眼算了，实际上他们心里也无可奈何。我就亲眼目睹了几次吵架后，队长说，既然大伙都糊弄，我说了也不听，那我就少说或不说，再说，这样干也不是为我干的，糊弄我，打不着粮食，分不着口粮，挨饿受穷，也不光是俺一家，咱都在一个锅里摸勺子。理是这个理，但风气已经彻底堕落、不是靠简单地说教就能改变扭转的，时势已不可救药。

播种小麦时，这些普遍没有修整好又干旱的田地里，到处都是大小不一的干土坷垃块，这样的土地小麦种下去又如何能出？至于出不出，只能听天由命了。十天左右，全队百多亩农田播种期播下了，由于播种后天没有下雨，播下的小麦种大都落了干。快霜降了，整个湖田里麦田的麦苗出的稀稀啦啦。队里又组织社员把那些小麦苗出得断断续续的田地担水挨块补种了几次，但由于土地翻整实在基础太差，最终小麦苗出率为十之六七。此时，队里的社员们凭往年经验都知道明年小麦夏收欠产是注定的。但转念一想，要欠全队都欠，分不着谁家也都一样，私下里还是那句话：三间屋每家摊不上个木橛子。你们在大队那些拿平均工分的也脱不过，拿高工分又能奈何？嘁！他奶奶的！

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那一年麦田里麦苗虽十分欠缺，但又一种叫灰菜的野菜却是出奇地长旺，春天一返青时各个麦田垅里长得密密麻麻，虽然队里组织社员们锄过几次，但这些灰菜真是应了锄头锄不尽，春风吹又生，最后眼看几乎所有麦田里的稀疏的麦苗被这些灰菜全部遮盖，眼看锄与不锄都对稀疏麦苗吐穗结粒影响不大，到最后，干脆由它疯长去了，这种状况六个小队的情况基本差不多。

庄稼地里的野草野菜生长期都是这样，它们总比庄稼先成熟一步。夏收社员们收割小麦时，弯腰一把镰刀割下去，手里的麦秸还不如灰菜杆多。这种灰菜成熟了才是名符其实的灰尘，半天下来，我们的手上裤褂上到处那都是一层层的灰尘。社员们在惊叹这灰菜生长的年景是如此令人不可思议之外，心里都酸甜苦辣、五味俱杂。看看麦秸小麦粒都出奇的瘪瘦。

麦子收打完小麦分配时，眼看全部交公粮就所剩无已了，社员们忙乎一年，总不能连斤小麦都吃不上吧。小队请示大队，大队请示管理区，管理区请示公社，最后答复是：夏季欠缺的公粮秋后用地干瓜棒米补上，这样队里留够来年的种子的数量，按当时生产队流行的人六劳四的比例分配制，每人14斤。在打麦场上，当社员互相看着、瞄着、打量着，比较着自家分配的那一小堆一粒粒可怜干瘪的麦粒，都露出一幅哭笑不得、艰涩难言的表情，心里不免唉声叹气：这些小麦，今年逢年过节吃饺子可怎么过啊……但事后又免不了幸灾乐祸：妈的，要受一家一块受，要死大家一块死……

祸兮福所依。紧接着，社会上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使各大队不少民办教师都跃跃欲试。后来相邻大队里还有好几个曾教过我而且都已经结婚有孩子民办教师还真的考上了，这就向社会传达了一种要改变走向的信号。社会上又传说中央要平反冤假错案了，北京已经开会议了。总之，各种令人鼓舞、令人难以置信的小道消息不断传来。社员们纷纷说：早就听老人们说社会发展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样子社会要变啦……这些令人费解又令人鼓舞的消息不断传开，让死水一潭的生产队，让麻木不仁的社员人心开始活动、活跃起来。干活出工时大家都在不约而同地打听、讨论、交换着各自从不同渠道得来的小道消息。人就是这样的，有新鲜事、心态好转、氛围活跃，人们干农活时的精神、劲头好象就增长不少，往日敷衍了事应付的现象也自然就少了，整个大、小队里萎靡不振的氛围开始增添了活力的迹象。

但是，社员们心里有一个无法解答疑问的谜团：在一大二公，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按劳分配、无法多劳多得，在二十多年如一日的大锅饭、平均风盛行，已经让人们彻底失去了进取、创造精神和物质激励的机制，消磨尽了人们的活力和动力，这种人心思散的制度还能保持多久？在生产队、干好干孬基本一个样，“三间屋摊不上木头橛子”的人心思想趋向固化已经做了最好的事实说明。特别是大、小队干部们特权思想已经无孔不入，病入膏肓。不管年景好坏，粮食产量几十年徘徊不前。活着吃饱饭仍是社员们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物质精神要求。虽然每个社员都痛切感受到了夏收时减产各自家庭受损的滋味，但那又能怎样？这社会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吧？社员们心里想的嘴上说的、互相交谈中暗示的，都是人心思变，渴望变革、等待变革的民心民意，就如漫漫长夜中等待黎明拂晓一样。

我在生产队二十多年岁月里，最后那几年由于干部子女在社会“走后门”特权现象出现而造成的社会阶层固化与分化，导致人心思散及对立、仇视，生产队由于长期大锅饭问题造成的社员们出工偷工减料、糊弄应付造成的庄稼减产，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使农村社员们产生日子一年不如一年的极度失望情绪的漫延，从而导致人心思变的情景，让我刻骨铭心！

改革开放又是一个三十多年过去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由于执政党经济跛腿狂飙突进，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倒退，呈现出国富民穷的衰败趋势，贪污腐化无孔不入，整个官员队伍几近洪洞县里无好人，社会阶层贫富差距表现惊人，诚信道德沦丧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人类社会底线，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程度，社会假恶丑泛滥令人触目惊心。社会阶层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固化、分化造成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立、仇视情绪也在加深漫延开来，这种社会现状和1977年那个被称为“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年代有着十分相似之处，中国历史历来有社会变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的临界点和规律。由于我经常回农村老家，对农村现状还是有着比较深刻地认识。时下的农村，年轻的农民工初中毕业进城打工，宁可四处漂泊也不愿回到日益衰败，老弱病残留守的家乡。乡村撤并中小学造成农村子弟读书费用不断上涨，全家人辛辛苦苦供养一个上大中专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的严峻现实，让读书无用论又有了用武之地。广大农民靠家家户户亩儿八分的责任田只能解决温饱问题，谈何致富？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后对广大农村农民生活影响力不可低估。基层乡镇政府官员和农村大队两委成员的贪污腐化现象比比皆是，令广大百姓深恶痛绝！农民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仍是大多数农民最现实、最迫切、最无奈的生活现状，白天黑夜公然进宅院的偷鸡摸狗的偷盗犯罪案件让人熟视无睹而有无可奈何，广大农村的社会治安处在建国以来最坏的时期。社会几亿农民处在这种生活窘境中，这样的“和谐”“盛世”只能是执政者自欺欺人。社会发生根本性地变革，破除官员特权、打破阶层固化分化，尽快以公平正义法治均等重新凝聚人心，建立社会新制度新秩序是这个国家改革的唯一方向和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