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汪精卫放弃了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汪精卫的“权势欲”急剧膨胀，他不惜以“做汉奸”为代价，接受日本人的政治诱降，甘当日本人的傀儡。一失足成千古恨，汪精卫为自己选择的道路，彻底毁掉了他的政治生涯。汪精卫集团公然投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连蒋介石都曾派特务到河内去暗杀汪精卫。已经是惊弓之鸟的汪精卫，为了逃脱舆论的审判，为了掩饰汉奸面目，将媒体作为重要的政治工具，充分利用报刊、广播、通讯社为自己辩护，开脱自己的罪行。
一、编织传播网，抢夺话语权
黑格尔认为无论在哪个时代，舆论都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卢梭认为舆论是正规法律之外的法律。奥地利心理学家赖希认为，“希特勒把握了群众，以十足的蔑视态度想靠群众的帮助来实行他的帝国主义。”对舆论的重要性，汪精卫体会在心，因为他的政治生涯是和舆论宣传密切联系的。汪精卫一生风雨沉浮，但在权力斗争中却始终是蒋介石手下的“败将”。于是，当全民族抗战打到最艰苦的时候，他利欲熏心走上了叛国之路。荀子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舆论曾让汪精卫成为“革命斗士”，但是当他丧失良知时，舆论也将他钉在了“汉奸”的耻辱柱上。面对扑面而来的舆论压力，汪精卫早有准备，他通过精心谋划，编织起庞大的传播网，期望用权力的力量控制传播渠道，抢夺公共话语权。
1。以香港为核心组织叛国舆论
控制传播渠道是控制舆论的重要手段。汪精卫深知传播渠道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亲自、或通过亲信创办各种报刊，以组织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如1911年他获释后，当选为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不久，就创办了《民意报》；1928年他为了和蒋介石较量，通过亲信陈公博、顾孟余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周刊，大造舆论要改组国民党。而香港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个宣传中心，在香港他们设立了御用宣传机构《南华日报》和蔚兰书店，并由他的亲信林柏生把持。《南华日报》创刊于1930年2月，林柏生任社长。蔚兰书店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艺文研究会”的香港分支机构“国际编译社”的对外名称，由林柏生主持，出有《国际周报》、《国际通讯》、“国际丛书”等。
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此时，日本人明显感到战线延长，兵力不足，资源匮乏，财政困顿。于是日本人调整了对华政策，“由过去对国民党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伴随时局的对华策略》中说：“在使敌之抗战能力崩溃的同时，为使中国现中央政府倒台和蒋介石失势，进一步强化现在实行之计划。”其中策略的第一条是：“启用中国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及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并酿成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之气势。”在日本人的政治诱降下，汪精卫从重庆出逃至河内，公开叛国。
汪精卫一伙叛国后，首先开动香港的御用宣传机器，兜售他们的反动言论。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要求：（1）中国放弃抗日“愚见”，“与满洲完全修复邦交”；（2）“在东亚之天地，不许国际GCD势力存在”，故需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在该协定继续有效期间，要求承认日本军在特定地点之防共驻屯；（3）中日提携合作，在经济利益和资源开发利用上，“向日本积极地提供方便”。对日本人的诱降书，汪精卫很快做出了反应，迫不及待地发表声明回应日本政府。由于顾孟余的反对，该声明推迟了一天发表，刊登在12月31日的《南华日报》上，但日期用的是“29”日，并作代论发出，该日代电韵目为“艳”，故汪精卫此次声明简称“艳电”。31日，《南华日报》还配合“艳电”发表社长林柏生撰写的社论《汪先生之重要建议》。此后汪精卫集团以《南华日报》为中心，以《天演日报》、《自由日报》等为补充，围绕“和平运动”与抗战派进行了激烈论战。汪精卫的投敌言论不仅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也遭到了他们所控制的报社员工的唾弃。1939年1月2日，香港民众捣毁了《南华日报》社；1月17日，林柏生被刺受伤；8月13日，三报全部工人82名，以个别辞工的方式离开报社，致使三报被迫停刊2个多月。
2。以上海为重点抢夺舆论阵地
1939年4月25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从河内到达上海，不久亲赴日本会谈，双方确定：“汪精卫同意华北、内蒙、长江下游、华南等地都由日本直接控制，日本则同意由汪精卫组织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汉奸中央政府。”
香港偏居一隅，在香港进行卖国宣传，其产生的效果远不及内地，于是汪精卫一伙将上海作为散布卖国舆论的第二站，开始抢占上海的舆论阵地。1939年4月，林柏生等从香港来到上海，与先期抵达的周佛海一伙汇合，在上海开始了办报活动。5月汪精卫本人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登陆上海。卖国主力军到达上海后，一面筹办自己的报馆与印刷所，一面收买其他报馆与文化机构的人员，迅速在上海建立起汪派控制的宣传阵营。
汪精卫控制的宣传机器中，《中华日报》和中华通讯社是“司令部”。《中华日报》是汪精卫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期间，挪用铁道部公款于1932年4月创办的御用喉舌，社长是林柏生。上海沦陷后该报停刊。1939年7月10日，汪伪集团复刊了《中华日报》，并作为他们的中央机关报。该报后来成为汪精卫集团及其本人的重要舆论阵地，他们的大量活动和言论是通过《中华日报》传播出来的。但《中华日报》也遭到上海人民的反对，多次受投弹袭击。1939年11月3日，汪伪集团又以林柏生为社长创建了中华通讯社。
3。以南京为中心编织汉奸传播网
1940年3月3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一小撮民族败类终于粉墨登场，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并被日本侵略者指定为全国性政权。伪政权在侵略者的扶持下，在华中、华南沦陷地区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网络。他们一边以“中央政府”的名义，接收、改组其他伪组织报纸；一边动手新办了一批报纸。“据《申报年鉴》统计，汪伪政权建立之后，华中沦陷区计有报纸68种，华南7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京的《中报》、《中央导报》、《民国日报》，上海《平报》和广州的《中山日报》等。”
1940年5月11日，伪宣传部将中华通讯社与原“维新政府”所属的中华联合通讯社合并，成立了“中央电讯社”，隶属宣传部。由宣传部长林柏生兼任理事长，总社在南京。其后在东京、香港、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陆续建立了分社，到1941年6月建成了20多处。该社名义上是全国新闻通讯的最高统制机构，而实质上是日本同盟社的一个分支，受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控制。1940年12月，中央通讯社第二次理事会遵循日方旨意，特聘日本同盟社古野氏为名誉理事。
1941年下半年后，由于战争的旷日持久与日伪经济的日益拮据，汪伪政权调整直属报纸，收缩规模，强化政治统治。其具体做法是将报纸分甲、乙、丙三级，然后根据报纸级别的不同，规定各报的编辑方针，控制对各报新闻纸的供应。
日本人在占领南京后，于1938年开播伪“南京广播电台”，进行“中日亲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欺骗性宣传。汪精卫投敌后，伪“南京台”成了日汪鼓吹“和平运动”的工具。汪伪政权建立后，于1941年2月成立了“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负责接收了各地的日军电台。3月26日，他们导演了一出日本军方将广播事业交还给汪伪政权的丑剧。该会在接收日军电台后，混淆视听，蒙蔽舆论，将伪“南京广播电台”改称“中央广播电台”，呼号也定为“XGOA”，与重庆国民党中央台的台名和呼号一样。其后，汪伪政权还在上海、汉口、杭州、苏州和蚌埠等地建起了地方电台。
二、汪精卫亲自挂帅，笔和嘴并用
传播学告诉我们，对于相同的内容，地位越高的传播者，其传播效果大于地位低的传播者。尤其当众，而且一直以国民党的“领袖”自居。因此，当国内舆论唾骂他“卖国”时，他坐不住了，亲自披挂上阵，想用自己的传播技巧来化解舆论对他的围剿。汪精卫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利用的最主要的两种传播载体就是文字和语言。
1。笔耕不辍，伪作连篇
如果抛掉政治因素的话，汪精卫是个有才华的诗人和出色的演说家。早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以自己的写作才华而得到革命者的认同。1905年11月26日，在《民报》创刊号上，他发表了重稿件《民族的国民》，影响很大。其后跟随孙中山下南洋，从事报刊活动一直是他的重要工作。1908年他还在新加坡任过《中兴日报》主笔。只是到1926年后，他才逐渐蜕变成一个追逐权势、玩弄权术的政客。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萌生投降思想，后来做了汉奸。在这个过程中，他拿起自己的笔，“辛勤耕耘”，炮制出大量文章。蔡德金、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按日记录了汪精卫一生的活动，根据这本书的记载，从1938年到1941年，汪精卫在报刊上发表的主要文章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1939年、1940年，汪精卫本人的写作达到了一个高峰。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汪精卫做汉奸后，他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时期，因此他要跳出来，以说服民众认为他是清白的；同时，他也要向国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向日本人温言献媚。在这一阶段，汪精卫东奔西走，也可谓“颠沛流离”，但是他还是写了大量文章，和发表了大量演说，因此可以说汪精卫是“勤奋”的，可惜他的“勤奋”用错了地方。汪精卫投敌后，他所把持的舆论阵地，最主要的是《中华日报》，他的大部分文章和几乎全部的演讲稿、广播稿都是由《中华日报》刊登的。
2。游说不断，谎言成堆
除了利用文字传播以外，汪精卫还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天赋，通过与记者见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讲话，直接出面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用自己的嘴四处游说，“呕心沥血”地为自己洗刷罪名。
汪精卫的语言天赋年轻时就早已表现出来。1907年，同盟会领导的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要求逮捕并引渡孙中山回国。3月4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离开东京前往南洋。在南洋，他们在华侨中宣传革命道理，阐述同盟会宗旨，鼓动更多的群众支持反清革命。汪精卫在这新天地里，第一次发挥了他的演说天才。在各种演讲中，他能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富有煽动性，能使人信服。并且他善于控制会场，使演讲高潮迭出，为革命获得了不少的掌声，也为革命筹措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在槟榔屿的一次演说中，他的演讲甚至吸引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富商小姐陈壁君。对于汪精卫的口才，“连胡汉民都这样赞叹：‘余前此未尝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在叛国前后，汪精卫利用各种机会与新闻界接触，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演说才能，来蒙骗新闻界。尤其在叛国后，他为了摆脱在舆论上的不利地位，发表了大量的广播讲话，并不失时机地和记者见面，接受新闻界的采访。但是，再华丽崇高的辞藻也掩盖不了他在政治上的野心和贪婪，汪精卫再“口若悬河”也改变不了国人对他的看法，更挽救不了他失败的命运。
汪精卫从1937年到1942年期间，接见记者、发表演讲、做广播讲话，已经成了他的自觉行为。每到重大事件的时候，他都会出来发表一通看法。瓦尔特•蒙代尔指出：“总统左右宣传工具的权力方面最重要和最危险的变化是总统控制了电子宣传工具”在抗日战争时期，广播电台已经有所发展，汪精卫抓住这个“现代化”的媒体，不断搞广播政治。但是，汪精卫虽然有些风度和号召力，但他缺乏当领袖应有的气质，他感情易于冲动，缺乏果断的魄力，当进不能进，当退不能退，结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甘当日本人的走狗。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当伪政权建立后，汪精卫招待国内记者的机会减少了，而接见外国媒体、尤其是日本媒体的机会却在不断增多。因为汪精卫要通过媒体向他的日本主子表示自己的忠心。
三、宣传内容：兜售“和平运动”
早年的汪精卫曾思想清高，“耻于为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曾电请汪精卫入京当高等顾问，但汪辞不就任。为了表示轻视名位、淡泊明志，他在接受了袁世凯赠送的一大笔程仪之后，带着新婚妻子及随从到欧洲去潇洒走一回。1912年1月，他还与吴稚晖、张继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进德会”，“鼓吹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然而，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汪精卫却权心不死，利欲熏心。为了获得最高权力的位置，他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当广州、武汉沦陷后，他认为中国必然亡国，于是他开始了政治投机，以“和平建国”领袖自居，开始了汉奸之旅。他开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围绕“和平运动”大肆叫嚣。真实性是达到传播效果的基础和前提，汪精卫无视日本侵略者的残忍、邪恶和狡诈，却站在“和平”的角度去包装日本侵华罪行，当然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可以说，汪伪的传播是没有说服力的传播，是缺乏内核的传播，是“空心化”传播。从总体上看起来，汪伪宣传围绕“和平运动”进行了以下一些传播。
1。以“国家利益”为幌子
“有时候，无所顾忌的政治野心家们会厚颜无耻地宣称他们是在追求正义，”汪精卫也不例外。他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制造歪理邪说，证明其行为是正当的。在这里“国家利益”成了他践踏人间正义、扩大权势的借口。
1939年7月9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广播讲话，题目是《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这次讲话被日、汪视为“开始实际和运工作之宣言”。在这篇文章中，汪精卫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厚着脸皮说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将自己邪恶的行为说成是正义的、合法的。他甚至在文章中这样问道，“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么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他认为战必亡国，只有跟着他投降才有出路。他无耻地说：“甲午战败，是一件极不幸的事，然而当时的满洲政府，还算是有爱国心的，战败了，就承认战败，讲和的结果，虽然割地赔款，却还保住大部分未失的土地人民主权。如今呢，战败不承认战败，和一个赌鬼似的，越赌越输，越输越赌，宁可输个精光，断断乎不肯收手。这不是比起当时的满洲政府还没有爱国心吗？”把“卖国行为”当作“有爱国心”，把“全民族抗战”比喻成“赌鬼赌博”，亏汪精卫能想得出来。在这里，“民族利益”、“爱国心”这些词汇被汪精卫糟蹋了。不仅如此，他还荒唐地说，“我时时刻刻准备着以我生命，换取同胞的生命；以我的自由，换取同胞的自由”。
2。散布悲观、投降论调
汪精卫叛国源于他的悲观论调，他认为中国在日本人面前，无力抵抗，只有俯首称臣，才能苟延残喘。早在1936年初，他从欧洲回来就赞同周佛海低调俱乐部观点，大谈“安内为攘外的先着”的反共论调，并逐渐取代周佛海，成了低调论的领唱。1938年，他在对英国记者谈话中公开宣称：“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碍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基础。”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希望中日合作共同分担“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声称：“如果国民党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日本人想分离抗日阵营的图谋，终于让汪精卫动了心思。12月22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近卫政府对华声明》，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此时汪精卫已迫不及待了，他发表了“艳电”，“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从而公开走上了投降的道路。汪精卫投敌后，仍然不断散布悲观论调，打击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他认为“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GCD”，抗战只会带来“许多痛苦”、“许多牺牲”。他主张“不如学刘坤一、张之洞之保障东南，李鸿章之挺身入京，在八国联军枪杆之下，成立和议，或者还可以补救一些。”
3。鼓吹“和平运动”
汪精卫投降论调的中心话语就是“和平建国”、“和平运动”理论。伪政权建立后，他继续鼓吹“和建运动”，认为“中国现在除了和平，没有出路”，并特别强调要“对国民心理进行根本改造”，并将加强心理建设确立为文化宣传的基本方针。他高呼：“我们相信，我们热烈相信，和平运动的理论，已经成熟，和平运动的成功，必然到来。”
其实，汪精卫反复唠叨的“和平运动”没有什么新东西，就是要中国人民放下武器，甘受日本人的蹂躏。他说抵抗只会“把民众赶上了死绝的路上去”。而对和平道路，他是这样策划的：“只要……接受日本关于和平的声明，那么全国停战，立即可以实现，跟着和平谈判，就可以开始。”并进而“全国所渴望的撤兵，必可以做到。”“如果在前方后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带着军队的人，能有赞成和平的表示，反共的表示，则日本军队必不会进攻。”［11］汪精卫仅仅根据日本人的声明，就想让中国人民天真地相信，日本人是中国的救星，“和平的条件，无害于国家之独立自由”。然而，饱受日本屠杀的中国人，已经看清了日本人的嘴脸，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只会让他在汉奸的路上越陷越深。
4。污蔑中国共产党
为了欺骗人民，汪精卫疯狂攻击坚决抗日的中国GCD，污蔑游击战是流寇的别名。他说GCD“受了第三国际的秘密命令，将阶级斗争的招牌收起，将抗日的招牌挂起，利用中国几年来的民族意识，挑动中日战争，这种大当断断乎上不得的……。”他说GCD“只知道接受了第三国际的命令，要把中国来牺牲，牺牲的地方越大越好，牺牲的人数越多越好，牺牲的时间越长越好。中国固然牺牲个精光，日本也不免要受多少创伤，这在第三国际看来，真个是一举两得。”日本侵华是要“建设东亚新秩序”，其着眼点是“排除侵略主义、共产主义，使不得为祸于东亚也。”
5。以“孙先生的遗志”为招牌
由于利欲熏心，汪精卫放弃了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用卑鄙、龌龊的方式来欺骗民众，甚至还厚颜无耻地想捞取正直诚实的好名声。为了给自己的丑恶嘴脸抹一点油彩，他抓住“孙先生的遗志”不放，造谣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事业的继承人。他说“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兢兢业业，不敢少变。”他甚至说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都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6。讨好日本侵略者
汪伪报刊在伪国民政府建立前，以鼓吹“和平建国运动”为主调。但是建立傀儡政权后，汪伪政权又增加了一个宣传任务，那就是认敌为友，鼓吹与贩卖“大亚洲主义”，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为日本侵略活动张目。为此汪精卫反复声称对日冤仇“宜解不宜结”，鼓吹“新国民晕动”、“东亚联盟运动”，加强亲日教育，为日本主子效犬马之劳。
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一文开篇，汪精卫就盗用孙中山的名义说：“总理孙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在第二段开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他把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竟然说成“因为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合，绝对不是有损主权。”“日本既然声明，对于中国没有侵略野心，而且伸出手来，要求在共同目的之下亲密合作，中国为什么不也伸出手来，正如兄弟两个厮打一场之后，抱头大哭，重归于好？这是何等又悲壮又欢喜的事？”要求中国人民“先责备自己然后再责备他人”。
四、汪伪政权对媒体的迫害与管制
汪伪集团一方面加强自己的舆论宣传，另一方面对其他媒体进行管制。
1。残酷迫害报刊和报人
1939年5月，汪精卫汉奸集团到达上海，为了推行“和平运动”，组织伪政府，他们首先控制舆论，打击抗战言论，压制民众的爱国意识。汪伪集团将敢于和他们对抗的报刊视为“眼中钉”，经常雇佣流氓、打手迫害手无寸铁的报人，其中迫害新闻界的最主要力量是76号特工总部。76号指使大批特务冲击《中美日报》和《大美晚报》：特务们捣毁了《大美晚报》的排字房，打死打伤各一人；抢去7000余份《中美日报》，向报社投掷两枚手榴弹（未爆）。但《中美日报》并没有被吓倒，坚持出版到1941年冬，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英法租界，《中美日报》才被汪伪封闭。《大美晚报》被76号捣乱后，仍然坚持抗日，尤其是副刊编辑朱惺光（亦称朱惺公），坚强不屈，在副刊上连出四期《菊花专辑》，以菊花比喻抗日战士的气节。接着他又编发了《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歌颂文天祥等民族英雄，鞭挞秦桧等历代汉奸。76号在寄恐吓信没有效果的情况下，于1939年8月30日将其杀害。朱惺光的死并没有动摇《大美晚报》抗日的立场，于是1940年7月19日特务们又暗杀了《大美晚报》的总编辑张似旭。几天后，总经理李骏英又被暗杀。但《大美晚报》没有被压垮，他同样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时才关闭。
2。建立报刊管理制度
汪精卫伪政权建立后，立即建立和颁布一系列新闻法规来管理报刊（如下表），使他们对报刊的统制披上“合法”的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凡是与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颁行的新闻法律法规同名的，均名之为‘修正公布’，以图掩盖其伪法统的实质。”
和蒋介石不同的是，汪伪政权有两个宣传部，即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伪国民政府宣传部，伪政府宣传部设在行政院内。不过两个宣传部是合署办公的。而在蒋介石政权中，政府宣传部的职能是由内政部承担的。汪伪政权规定，创办报刊必须要向伪政府宣传部申请，同时，相关法规中对报刊创办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尽管汪伪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报刊的法规，但是他们仍然会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时禁止或限制报刊刊载内容。汪伪势力的“苦心经营”，终于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代表国家的计划新闻制度”。不过，无论他们怎样建设，伪政权的法律、法规都摆脱不了垄断性和傀儡性的特点。
1941年2月，日本侵略者宣布向汪伪“交还”广播事业管理权，随后，汪伪政权建立了伪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伪宣传部广播无线电台管理处等有关广播事业的管理机构，颁布了《改组广播无线电台计划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条例草案》、《广播无线电台登记注册规则草案》、《广播无线电台播音节目审查办法草案》等一系列法规。这样，汪伪集团在沦陷区内实现了对新闻事业的全面管理和钳制。 来源: 《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1年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