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国家，公众一般对级别低的政府感觉更满意，因为基层官员与选民直接打交道，接受选民的直接监督。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指数呈倒金字塔式结构，群众对基层干部的信任度很低，对上级政府的信任指数，随着政府级别的提高呈上升趋势，从而出现基层群众“越级信任”的现象。普通群众不信任同级政府，信任上一级政府，甚至上上一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越级信任一方面表现了人民群众对上级党委和政府的高度信任，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权威性和凝聚力；另一方面群众碰到问题寻求上级政府解决，使上级政府忙于应付大量的基层社会矛盾，严重影响到其自身职能的发挥。

上级政府在处理突发事件、应对社会危机、安抚公共舆论的时候，最常见的方式是进行行政问责。在第一时间内处理责任官员，确实有效地稳定了社会情绪，但是，上级政府的行政问责一定要合理、合法，防止基层官员问责的频繁化、扩大化，否则将会对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在基层干部队伍中，确实有少数人无法无天、飞扬跋扈，利用政府公开与民争利。逐利商人则通过腐败官员利用公权力欺压群众，套用国家的钱公开谋求不法利益。也有少数基层政府严重脱离群众，无法准确把握社会环境，对社会舆论的异常变化缺乏起码的敏感，认为网络舆论是乌合之众的喧闹。基层政府和官员对公共舆论的漠视，加速了舆论能量的累积速度，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爆发，使情绪型舆论转变为行为型舆论，原来一个不起眼的小事最后演变成震动朝野的“事件”。对这样的失职官员，上级政府理应根据党纪国法，对他们进行问责。

但是，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管理体制下，基层官员事情很多，责任很大，权力却有限。由于中央和地方利益分割的不合理，基层主要优质税源收归国家所有，地方政府财权有限，但是却承担了繁重的经济、社会发展重任。在运动式、评比式、突击式的管理模式下，基层政府忙于应付各种“刚性指标”，结果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政府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关系越来越紧张，利益冲突越来越大。

上级政府与群众距离远，并且不同程度地拥有政府“智库”，在应对社会危机的时候能够从容应对，并且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调动整个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矛盾。基层政府直接和群众打交道，没有规避和回旋的余地，当他们面对群体性事件时，没有上级政府所拥有的空间资源、智力资源、权力资源、制度资源等社会资源，于是，只好被迫将矛盾上交，通过上级政府越级干预来解决问题。应该说，基层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加大，基层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多事件还是管理体制造成的。

当上级政府在处理问题时问责过于频繁、过于扩大，就可能使基层干部-感到心寒，尤其在牵扯到大面积的问题时，牺牲基层干部的做法会更加伤害我们的执政基础。我们要平衡基层干部的权力与义务，在对他们进行问责的时候一定要合理合法，不能让追究过程模糊不清。

社会发展是辨证的。改革开放30年，我们享受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富足的物质生活，但是，我们也碰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分配不公、环境污染、权力腐败等社会问题。基层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频率明显偏高，这是没有权力监督机制造成的，不仅仅是单个人的道德素养的原因。遇到群体性事件，高层干预和官员问责只能是暂时的，它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常规方案。

目前，我们的问责似乎走到了一个新的误区，真问责伤害基层干部队伍，不问责、假问责又无法平息社会舆论。要想真正解决基层社会的问题，我们应该加快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转变基层政府的职能，真正实现宪政民主。只要人民的民主参与权力得到尊重，无处不在的民间力量、民间智慧必然会提醒政府，将很多社会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