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拨，是宋代牢城营内看管囚犯的差役，相当于现在的狱警，或狱警头目。《水浒传》中多次出现过差拨，由于他们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作者懒得赋予他们姓名，一概以“差拨”称呼他们。
牢城营的主要领导叫管营，其地位高于差拨，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管营也好，差拨也好，在大宋官僚体系中都处于下层，算不上大人物。不过，对于特定的群体（囚犯）来说，他们可是握有生死权的大人物。不论你是王公大臣或平民百姓，只要你成为囚犯并发配到牢城营，你就得讨好他们，巴结他们。因此，管营、差拨除了有合法的工资收入，还有一定的灰色收入，日子过得很滋润。
管营、差拨的灰色收入，主要来源于棍棒，或者说来源于棍棒的打法。宋太祖武德皇帝当初做出了一条规定，凡是新发配到牢城营的囚犯，都必须吃一百杀威棒，也就是挨棍棒打一百下。这个规定在牢城营一直沿袭下来，得到了很好地贯彻执行，并演变为管营、差拨获取贿赂的法宝。
一百杀威棒，对于所有囚犯来说无疑是可怕的体罚。一般来说，人都是趋利避害、避重就轻的。囚犯为了规避一百杀威棒的痛楚，使之减弱到最轻限度，只好与管营、差拨博弈，但囚犯的博弈手段非常有限，除了金银贿赂别无选择。双方博弈的结果，最终形成了相互默认的惯例，也就是囚犯必须向管营、差拨各送5两银子的“常例钱”（简称“常例”），他们便手下留情，变通棍棒的打法，减轻囚犯的体罚。在小说中，江州和沧州两地牢城营的常例都是5两银子，或许当时两地经济水平相当，不存在地区差别。以现在“地区差”的理念看，如果京城开封也有牢城营的话，其常例应该高于5两银子，毕竟京城是经济最高发达的首善之地。
不管“常例”是否存在“地区差”，可以肯定的是，同样的棍棒，由于打法的不同，将在囚犯身上产生不同的效果。
假如囚犯送了“常例”，那么他将接受轻打。这种情况下，主要是走走过场，煞有介事地打一百杀威棒。在执行过程中，双方相互配合，执棍棒的差拨冲着囚犯的屁股，轻轻地敲打着，蜻蜓点水似的；囚犯也跟着做戏，发出痛苦的嚎叫……但是，一百棒打下来，不会伤筋动骨。对于武林好汉来说，如此挨打恐怕比按摩还舒服；对于一般人来说，也只是小菜，并无大碍。
假如囚犯没送“常例”，那么他将面临重打。这种情况下，是不会走过场的，要真真切切地打一百杀威棒。究竟如何重打或打多重，完全取决于执行者差拨，这要看他高兴不高兴，或有没有同情心。如果差拨心情好，并且有同情心，他只使出五分力气，马马虎虎地打，一百杀棒打下来，会致使囚徒轻伤；如果差拨心情不好，也没有同情心，他会使出八成力气，认认真真地打，一百杀威棒打下来，会致使囚犯重伤；如果差拨心情糟糕，而且心狠手辣，他会使出十分力气，恶狠狠地打，一百杀威棒打下来，会让囚犯痛不欲生，可能导致伤残，重病，甚至丧命。
林冲初入沧州牢城营，探询“常例”的行情，牢友们告诉说：“管营把五两银子与他，差拨也得把五两银子送他，十分好了。”咱们不禁要问，管营是领导，差拨是下级，两者的“常例”何以相等？莫非管营高风亮节，讲究官兵一致，有福同享？！
否也，否也，管营绝无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差拨与管营享受同等的“常例”，无疑也是相互博弈的结果。可以想见，管营在杀威棒的打法上是有决策权的，什么时候打囚犯，是重打还是轻打，他可以说了算。但是，实施棒打的执行权却掌握在差拨手里，对囚犯是重打还是轻打，取决于他的执行力度。假如囚犯只送“常例”给管营，而不送给差拨，差拨可以敷衍管营的指令，照样从重棒打，那“常例”就等于白送；同样，假如囚犯只送“常例”给差拨，而不送给管营，管营可以利用他的监管权，逼使差拨从重棒打，那“常例”也等于白送。所以，想要皆大欢喜，差拨、管营都得送上“常例”，并且大致相等。只有两者利益均沾，他们才会配合默契，共同变通杀威棒的打法，使囚犯逃过一劫。
毫无疑义，管营、差拨收受“常例”是一种权力的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就是权力的权利化和权力的非责任化。
先看权力的权利化。宋太祖关于新囚犯必须挨一百杀威棒的规定，赋予了管营、差拨棒打囚犯的权力，这个权力是合法的伤害权。管营、差拨正是利用这种合法的伤害权，收受囚犯的贿赂，谋取私利。这种以权谋私行为，在牢城营早已固化为“常例”或“惯例”。所以，当宋江迟迟没有送上“常例钱”之后，戴宗只好主动索要。
管营、差拨的以权谋私，取决于他们玩弄权术，利用伤害权的弹性与囚犯博弈，使棍棒（象征着权力）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伤害权的弹性实在太大，执行起来可以出现N种结果。诚如沧州牢城营囚犯所说：“若有人情钱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宋江由于加倍送了银两，在江州牢城营受到特殊照顾，不仅获得好差事，而且不时外出放风、喝酒。为了获得较好的结果，囚犯只能做出贿赂的选择。
再看权力的非责任化。在牢城营，囚犯都是失去原有地位和做人尊严的罪人，他们的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管营、差拨等人可以对他们施行合法的伤害权，即使使用过当，导致伤残或死亡，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林冲原是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至少相当于师旅长级的军官，而一旦进入牢城营什么都不是，差拨见面就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你这个贼配军，见我如何不下拜？……打不死，拷不杀的顽囚!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宋江初见戴宗，戴宗居然将他视为手里“行货”，说他轻咳嗽也是罪过，结果他只似打杀一只苍蝇。
从管营、差拨使用杀威棒来看，产生腐败主要有三种原因：
首先是法规或制度的漏洞。宋太祖做出的那条规定，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但是这条法规过于抽象，执行起来有很大的弹性。一百杀威棒，在数量上是确定的，在力量上是不确定的，棒打的力量主要由执行者掌握。因此，这一项法规赋予管营、差拨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越大，以权谋私的可能性也越大。管营、差拨就是利用这个自由裁量权，获取囚犯送上“常例钱”。
其次是制度供给的不足。为了惩戒囚犯，施予一百杀威棒是很有必要的。可以说，宋太祖的一项法规并不是恶法，问题在于是否提供相应的制度或机制约束伤害权的滥用。设计相应的制度或机制，应当考虑到对囚犯的棒打是否以不受重伤为限度，一旦超越了这个限度，导致囚犯伤残或死亡，有关部门是否追究执行者的责任，囚犯及其家属是否有申诉的权利，社会舆论能否进行有效监督，如此等等。
再次就是文化心理的定势。在小说中，戴宗管囚犯送上的贿赂叫“常例钱”，说明节级、管营、差拨等人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从林冲、宋江等人主动赠送“常例钱”来看，说明囚犯们也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是必须的，义不容辞的。当然，牢城营之外的社会也默认这种贿赂行为，也会对此习以为常，认为这种行为可能不合法，但却合情合理；毕竟管营、差拨之流奉行着“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能让囚犯免于严重的伤害。整个社会对贿赂行为的默许，终久便形成文化心理的定势，并渗入群体无意识之中，由此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当人们若像管营、差拨那样拥有权力的时候，便会心安理得地收受或索取贿赂，当人们若像宋江、林冲那样处于困境的时候，也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行贿。
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电脑的话，人类便是电脑的硬件，而社会管理体制或机制便是电脑的软件。若要电脑很好地运行，必须设计并使用良好的软件系统，不过再好的软件也会存在漏洞，出现漏洞不要紧，及时打补丁就行；与此同时，还会出现病毒侵害，出现病毒也没关系，可以用杀毒软件清理。上面所分析的权力腐败三个原因，第一原因是软件漏洞的问题，第二原因打补丁的问题，第三个原因是病毒的问题，三个因素共同滋生了权力腐败这个社会机体的毒瘤。
漏洞和补丁问题，可能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解决。而病毒的清理，是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因为文化心理上的病毒已经渗透到人们的血液和灵魂，是滋长和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当下，权力腐败似乎成了“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对于权力腐败，人人都感到深恶痛绝，可是一旦有了机会，人人都乐于搞腐败；结果腐败如污水泛滥，无孔不入地浸透到社会每个角落。于是，大人物搞大人物的腐败，小人物搞小人物的腐败。
一百杀威棒，看似简简单单，其实蕴含很多文章。
——本文刊载《学习时报》（2012年6月25日）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