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亚洲周刊21日刊发的陕西镇坪计生案的文章。在采访的最初几天，邓吉元在录音笔面前一直拒绝“境外媒体采访”，妹妹邓吉彩和阿三很帮忙，到了周二晚，邓吉元终于改变态度，于是我们得以与邓家人重新沟通，有了此文。由于版面限制，最终只刊发出四千字左右。初稿很长，写后反复删减，总觉得有些情节不必被过度消费，到了五千字左右，贴在这里。编辑帮我拟定的刊出标题为《被计划掉的生命——陕西强制引产案的血泪控诉》，但我个人同意张凯律师的观点：权利要抗争得来。刊出的小标题也有改动，在这里贴出原始版本。）
被计划掉的生命
文/张倩烨
在被强行抬上车送到医院引产时，冯建梅感到腹中胎儿的挣扎，或许，这个七个月大的生命也已经有预感了。“以前孩子特别安静，那几天胎动特别疼”，回忆起那个小生命的最后几天，躺在病床上的冯建梅悲痛不已。
这本应是冯建梅的第二个女儿。为了保卫这个幼小的“计划外生命”，这位23岁的年轻母亲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冯建梅是内蒙古人，16岁时与在内蒙打工、大她七岁的陕西小伙邓元吉相识。两情相悦的二人很快就定下了终身大事。一份官方文件显示，2006年9月1日，二人正式登记结婚，结婚证上的冯建梅生于1985年。邓吉元也证实，妻子冯建梅出生于1989年，婚后一直生活在陕西省安康市曾家镇渔坪村三组。
2006年1月，初中刚毕业没多久的冯建梅生下了第一个女儿。妹妹邓吉彩说，哥哥嫂子从来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去年意外地再次怀孕，还是给这个家庭带来很多期待。“婆婆身体不好，得了癌症，在南京治病，听到怀孕的消息挺高兴”。
但对曾家镇政府来说，这是一次“政策外怀孕”，冯建梅是内蒙古非农业户口，按当地规定，不符合当地生育二胎政策，应当“依法终止妊娠”。
从今年5月30日开始，镇坪县的计划生育部门工作人员开始对“怀二胎”的冯建梅“盯梢”，开始是在曾家镇，守在冯建梅居住的出租屋内，后来随着冯建梅一起转移到邓吉元的姑母家中。
据邓吉元的姑父刘德云讲，共有三十名工作人员，分四班守在他家，每班五六个人。冯建梅住在家中的一个房间，这五六个人中，总有一两位守在冯的房间内对其“做工作”，劝冯引产，另外几个就在外面的房间里抽烟、喝酒、打牌。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6个小时，冯建梅一直在房间里没有进食。到6月1日，趁工作人员喝酒的空当，冯建梅借口吃饭，从姑父家厨房旁的侧门逃出。曾家镇位于层叠的山峦间，冯建梅就在附近山上的草木里藏身一整天，晚上才躲进渔坪村的一位朋友家中。本以为可以安稳地睡个好觉，却还是被四处搜寻她的计生人员堵在了朋友家的床底下。
“第二天一早，计生站的人就给我们打电话说，让我们一个小时内打四万块钱，就放我嫂子走，要不就强制人流”，邓吉元的妹妹邓吉采在QQ空间里这样写下，“我们让计生站的人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给一天时间我们凑钱他们都不肯”。
六月二日，挺着肚子的冯建梅被计生人员强行 “抬着手、架着腿”，送上了去往县医院的车。
“我爸一听急了，心脏病突发，差点……等我爸醒来赶快赶到我们县医院，结果他们骗我爸说不给嫂子人流了”，邓吉彩写到。“可事实是他们把我爸包围起来不让我爸接近我嫂子，趁这个时候把我嫂子头蒙着带我嫂子签人流手术。”
六月二日下午，在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医院的换药室里，七个月身孕的冯建梅被强行注射了流产针。四日凌晨，一名已成人形的死婴被引产。当被某网站记者问到“孩子是几点掉下来的？”她一度流泪无言，丈夫劝记者，那些太过刺激的问题还是不要问了。
社会抚养费与计生财政
邓家需要缴纳的四万块，是讨价还价后的结果。在接受陕西华商报采访时，他曾说这是“押金”，但为何是“押金”，他解释不清。
镇坪县计生部门人员解释，因冯建梅是非农户口，需将户口迁至居住地，转为农业户口才能生二胎，四万元是保证金，户口迁移后会退还。若冯建梅一直不迁户口，“押金”不退，也就变成众人理解的“罚款”——社会抚养费了。
按照陕西省2009年发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不符合计划生育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以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县、市、区城镇居民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所在地的乡镇、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为基数，一次性征收三倍以上六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实际收入超过基数的，还应当加收超过部分的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
小学毕业的邓吉元是个小包工头，每个月收入四千块左右。最初，计生部门开价十万元，几经沟通，价码才降到五万，后来又再减到三万。但是冯建梅的“逃跑”加重了情节，押金又涨回四万元。
前往镇坪县考察的中国“计生名人”杨支柱对计划生育政策有多年研究。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的副教授，2009年因生下第二个女儿，被学校停职；今年二月，银行冻结了他家的账户，从中扣除了24.0642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他的小女儿才终于拥有了户口，他也开始恢复了校内的工作。
杨支柱对社会抚养费这一收费项目一直存疑。这次来陕西，他也希望能为邓家人提供一些法律与政策上的帮助。在他向记者提供的一份文字材料里写着如下疑问：
“‘社会抚养费’被认为是对社会公共投入的一种补偿……在中国，孩子享受社会福利是以落户为前提的……第二个孩子尚未落户，如何能享受社会福利？既然不可能享受社会福利，谈什么对公共投入进行‘补偿’？”
对社会抚养费的争论还不仅限于此。社会抚养费到底补偿了什么？政府对于儿童福利有多少支出？“即使解决了再授权的问题、绑架孩子户口的问题，并按照每年的儿童福利预算分摊社会抚养费，也只是解决了社会抚养费的合法性问题，还没有解决它的合宪性问题。公民无条件享受各项基本人权，尤其是社会经济文化权利，是公民成年后纳税的道义基础。”
杨支柱把社会抚养费问题剖析得头头是道，但是，面对“计生财政”问题，他也无能为力。据他了解，一些边远山区的乡镇，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来自计划生育项目，“社会抚养费还只是其中一项，不包括其他收费”。按照中国许多地方的财政安排惯例，社会抚养费上缴财政后，会按照一定比例返还给地方，“最高的比例可能到百分之五十”。
在邓吉元、冯建梅夫妇生活的曾家镇，“超生”现象是很普遍的，“只要交得起罚款，生多少都没问题。”一家三四个孩子的情况也并不罕见。如此多的二胎、多胎家庭，政府收取的这笔社会抚养费的去向成了一个谜，许多村民也不清楚，交了钱之后，自己的孩子是怎样受到“社会”抚养的。在计生财政金钱诱惑面前，“社会抚养费”也已经名不符实，关注邓家的网民把强制引产案解释为：为保证社会抚养费的收取而采取必要的威慑手段。杨支柱的比喻更直接：“绑架搞不到钱就撕票。”
曾家镇计生站的工作人员向记者提供了镇坪县计生局一位局长的电话，称对方负责回答有关本县社会抚养费等计生问题，但拨过去后“对方已停机”。
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制”
“她们的身体是身体，我们这些农民的身体就不是身体吗？” 同为女性，邓吉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计生站的那些女性工作者，怎么忍心对自己的嫂子如此残忍下手。
更让邓家人难以接受的是，接到计生部门电话通知时，身在内蒙古的邓吉元已经在筹款，而远在南京照顾邓母的亲人又一时难以赶回陕西，邓吉彩在日志里说，“我们让计生站的人给我们多一点时间，给一天时间我们凑钱他们都不肯”。
摆在镇坪县曾家镇计生站工作人员面前的选择却很简单：让冯建梅把孩子生下来，或者，明年被“一票否决”。
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已在中国各地实行多年。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个别地区就曾以此作为考核地方领导政策的指标。1991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下发《关于把计划生育工作作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一项重要内容的通知》，明确要求把计生工作成果作为选拔任用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条件。
有了中央的重要通知，地方也制定了实施细则。1995年3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陕西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实行计划生育工作奖励和一票否决的若干规定》，其中明文规定，计划生育工作投入不足，各项指标排名“居全省后3名的，由省上给予黄牌警告，通报全省，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计生委主任3年内不得提拔和调动；连续3次被省上给予黄牌警告的，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计生委主任就地免职或降级使用。”
对冯建梅居住的曾家镇领导来说，辖区内有超生孕妇，无疑是个不幸的消息：2010年起，曾家镇曾因计生工作不力受到安康市连续两年的黄牌警告。据镇坪县计生部门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透露，若计生任务不能完成，县委书记、县长的升迁都要受到影响。
于是，在一定意义上，对冯建梅肚子里的胎儿发动一场引产战争，也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政绩保卫战”。
邓吉元：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
当那张照片被放到网上后，无数网民震惊了，照片里赤裸的幼小尸体、神情涣散、头发散乱的冯建梅，任何稍有悲悯之心的网民看后都在声讨：大月份强制引产，没人性！他们在网上声讨惨无人道的强制堕胎、痛述自己亲历的计生暴政、与学者和媒体互动，讨论计划生育政策存在的问题。许多人把镇坪强制引产案与2003年的“孙志刚案”相提并论，认为当年孙志刚的死换来了收容制度的改革，邓家的不幸以及激发的民愤很可能成为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对这些关注邓氏命运的网民来说，邓吉元可能承担不起这样沉重的社会角色。
网民们在新浪、腾讯微博上看到的强制引产事件当事人账户，包括新浪认证的“邓吉元”，并不是由他亲自管理更新，而是由表弟“阿三”在外地代发。阿三与邓吉彩这两个年轻人并不容易妥协。
但邓吉元的态度，让前来提供法律咨询的张凯律师也感到疑惑。张凯是一位基督徒，从法律与宗教信仰的情怀出发，从北京自费来到镇坪县，愿为邓家提供一些帮助。张凯希望通过此案建立一个计划生育强制引产案的补偿先例，为以后的类似案例提供赔偿标准的参考。
当张凯说自己是基督信徒时，邓吉元回应说自己与妻子也信耶稣，但随后被问到城里有没有可以做礼拜的场所、主内弟兄多久聚会一次时，邓的眼神开始迷茫，有些不知所措地附和着“是”、“啊”、“有”。
“感觉他的信仰也不是很坚定”，张凯说。而据杨支柱介绍，冯建梅是基督信徒，邓吉元跟着老婆信了教。此前，在接受其他媒体的访问时，邓氏夫妇也从未强调过坚持不引产与自己的宗教信仰有关。
张凯和杨支柱这两位法律专家反复向邓吉元强调的一点是，这个案子如果有专家介入，帮助他与政府谈判，最终得到的补偿可能与邓家单独谈判的结果有很大不同。但邓吉元屡次回复“再等等看”、“全家人再商量一下”。
对北京来的这位律师，邓家人的态度很模糊。张凯和杨支柱就遭遇过两次“乌龙”，在冯建梅的病房里，一次是邓家人向他们介绍，在场的一位女性是“护工”，后证实是县妇联工作人员；另一次，邓家人介绍一位在场女性是邓吉元的姐姐，后证实是镇坪县的一位领导。
在几天的采访里，冯建梅入住的镇坪县医院，总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出入，县长、副县长、妇联、计生委，在一次陪同张凯和杨支柱的午餐上，还有县武装部的人。曾家镇也派来了自称是“为记者服务”的新闻中心工作人员，当记者们称，暂不需要服务时，这个“新闻中心”的人追随记者走出医院，主动要求提供服务，并多次试图了解记者们的供职媒体单位。
也许邓吉元和他父亲的一生都没有被这么多官员集中“关心”过，一下子感到既兴奋又压力很大。在一次晚餐中，邓吉元说起一个自称是与邓“关系很好”的领导时，目光一亮，好像有些得意，又看到了希望。从6月中旬起，县政府已经多次派人与邓家谈话、录口供，但谈了哪些内容，邓吉元不愿向媒体透露，甚至连张凯也不知个中细节。
“我不明白，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呢？”在镇坪宾馆的房间里，张凯问邓吉元。
邓吉元心底的忧虑是，毕竟以后一家人还要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担心与政府的关系搞僵，以后日子不好过。邓吉元的父亲也用现在是“和谐社会”等官方话语回答过张凯，看上去，邓家父子对当地政府怀有很大善意和信任。对这位北京来的律师，邓吉元既感激又有些歉疚，在张凯离开前，邓吉元执意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目前，安康市已经向邓家道歉，承认强制引产案的基本事实，镇坪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局长江能海、曾家镇镇长陈抨印、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龙春来均被停职调查。邓吉元一再告诉张凯，政府会给一个“满意、公平”的处理结果，暂不需要律师介入。也是同样的原因，在最初的几天，邓吉元一直拒绝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在张凯、杨支柱和记者们离开前，邓吉元先是说，17日晚上就会有结果，后来又说，19的日一定会有结论。于是，律师无奈地离开了。
县政府答应的日子到了。19的日晚17时，记者再次与邓吉元联络，此时的邓吉元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政府那边（晚）六点下班，还有一个小时，他们（县政府）答应六点前给结果。”晚22时，邓吉彩气愤地告诉记者：“周日（15日）县长拍着胸脯说，下周二（19的日）一定会有个结果，结果到了今天他们还说在调查，把我嫂子都气哭了，想请律师。都怪我哥，不让律师介入、不让媒体采访，现在我哥也有点后悔了”。
律师和学者已经离去，追逐时效的媒体也相继转移了注意力，邓家又回到“孤军作战”的日子。官方“仍在调查”，邓氏一家、关心邓家命运的媒体、律师，以及坚信“生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的网民，依然在等待着一个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