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短短33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数据考证和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的预测：2030年，中国G DP将占世界23%，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我比较相信这个推测，但是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做到，这取决于政府的智慧和人民的力量。
然而，中国经济又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当前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过去的发展经验能否支持我们继续往前走？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的争论很大。
在理论上和现实中，存在诸多深层次的混淆、误区和错误的观点，隐现改革开放之后第四次思想交锋之势。交锋的焦点是：“三重三轻”（“重政府轻市场、重发展轻服务、重国富轻民富”）的合理性，也就是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这种模式是否能解决诸多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模式并不优越
不少人将中国的成功归功于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路径、社会治理方式及政治权力结构，提出了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并主张将现有的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固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改革动力逐渐消弭的一个重要原因。
先谈为什么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这是由内外环境决定的。
从外部看：其一，世界正在经历大变革、大调整，正从美国的单极霸权向双极、多极体系转型。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因而必须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国家权力与国际义务之间的关系。中国需要从追随者向领导者转型，我们必须要改革，变成一个世界的领导者。
其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国家间的竞争变得愈益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就是资源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制度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制度的竞争。这四个方面的竞争，使我们的改革必须往前走，我们要参加到世界政治话语权中。
其三，中国面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震荡调整，经济复苏之路不平坦。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增加，长期受益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的中国经济面临围堵。
从内部看：中国经济面临发展方式转变和深层制度转型的双重难题，面临着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
这亟待以创新的精神通过改革、发展来加以解决，实现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换，通过深化市场导向的改革牵引经济社会制度的合理化转型，最终理顺政府与市场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合理治理边界。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一起发挥智慧。
所谓“要素驱动”，是一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普遍特征，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经济自由化改革来达到，也就是“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放开”即对内放开，就是要给予农村以自由，进行松绑放权的改革。哪个地方经济自由选择多，哪个地方就能够发展起来。“开放”即对外开放。小平的改革是“放开”和“开放”的全面进行，这二者缺一不可。
但“要素驱动”带来的现状是：随着人口、资源、环境等要素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衰减，高投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低创新附加值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变得不可持续。由此，要转向“效率驱动”。
“效率驱动”是通过市场化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体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来达到，让竞争产生效率。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不是处理得很好，边界界定不清楚。这个边界不清楚。那么市场就不会有效。(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所谓“创新驱动”，是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而其创新所依靠的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民营部门。目前我国的现状是，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依然分布过广，垄断行业的改革进展缓慢甚至还尚未破题、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堪忧。我们靠的是“重国富轻民富”。政府收入增长超过老百姓收入增长的一半以上，且增加速度不断加快。国与民、城与乡、贫与富之间的三大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老百姓有钱不敢用，如何拉动经济呢？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由于中国在应对世界经济金融危机时表现得非常积极，效果不错，使得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的模式已经是一种非常优越的模式。
改革艰难性与理论上的误区
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崩溃的边缘，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这其实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到改革无法进行，而不进行改革，最终往往导致了社会停滞不前。
我们先理清理论上的误区，探讨改革的艰难性。
理论指导原则，理论上的偏误会导致方向性的错误。当前中国最大的争论是围绕“中国模式”论展开的。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模式”需要具备相对的稳定性。我们现在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以政府主导，国民经济为主体。然而，无论是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转轨路径的差异性还是成功原因的共同性来看，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只有“中国路径”或至多“中国经验”可言。
从“终极目标的相同性”来看：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但是我们现在都做到了吗？
从“转轨路径的差异性”来看：我们无法复制其他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措施。尽管目标相同，但是路径一定不同。我们是渐进式改革，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法治相对欠缺。病万变，药也应万变。要因人因时因地制宜。
从“成功原因的共同性”来看：第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经济取得成功完全靠政府主导吗？我们的成功首先是把中心移到经济建设上，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邓小平的这两句话富有辩证性。第二，松绑放权的改革。千重要万重要，给老百姓自由最重要。第三，我们要对外开放。第四，靠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第五，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是任何取得成功的国家的共通之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之所以产生这些误区，可能是由三方面的误区所导致的：一是没有区分好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在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过渡性安排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政府主导只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二是没有区分好常规和非常规的情况。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和非常规情况下的治理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紧急情况下打强心针是有效的，但不能天天打。三是没有区分好发展的动力和阻力。我们应给老百姓更多自由。由于政府信息不能对称，不能仅靠政府监管。
目前，有极左和极右两股思潮：政府万能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这些错误的观点是缺乏经济学基本训练的结果。经济学理论没错，但是经济学家可能把它用错了。
经济理论就像药方，本身没有错，但如果运用得不对，再好的药也会弄死人。同理，经济理论没有错，除非有逻辑错误，是用的人用错了。不能盲目照搬，千人千方。
但改革本身也是充满艰难性的。一方面，改革非常残酷，需要大智慧和冒巨大风险。真正反对改革的人，可能是为这个单位做出贡献的好人和能人。但由于理念的不同，或由于相对地位、名声和利益下降，也可能是由于改革本身的方式有问题，会对改革产生强烈抵触和反对。
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和变革常常是被逼到一个死角，才会有动力去改革。问题和矛盾积压越深、越多，改革的成本和难度往往会越大，使改革无法进行，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停滞不前。
回顾邓小平的改革，其成功的原因可以这样总结：“明了道”：他做了一件正确的事，符合民心民意，符合国家的前途和客观现实：“取了势”：他有无法撼动的巨大威望：“优了术”：正确处理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进行放开和开放的改革，方式方法对路。这次改革，是“明道为本，取势为导，优术为用”的综合治理。
政府有限市场才能有效
一个政府是否真正有作为，不在于其管得到底有多宽，而在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是否合理，管理的方式和结果是否有效，是否让市场、让政府有效。
中国社会经济平稳转型需要解决发展方式及深层次制度转型问题。因而需要顶层综合治理的顶层设计，需要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治理边界，改变政府角色缺位、错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我们应建立有效市场、造就有限政府、构建和谐社会，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合理界定和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第一，建立有效市场。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应该少管。但要确保经济人受到约束。也就是“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管得少”不是不管，因为理性的经济人需要受到一定的规制约束，否则它可能破坏社会市场秩序。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这种约束至少包括三项内容：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合同的实施以及适当的监管。那么，究竟如何约束或引导经济人的行事方式，使之形成有效市场呢？这离不开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理（法理规则）、利（激励机制）、情（文化规范）。
第二，造就有限政府。为了实现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市场经济必须解决的另一大问题是政府必须被约束，成为有限政府，从而成为有效政府。总体而言，对政府的规制越多越好，对老百姓的监管越少越好，但不能没有。
法治最好的作用就是通过法律规范来约束政府。怎样制定一个好的法律呢？那就需要民主。民主的最大好处是让法律尊重民意，所以民主、法治是在一起的。怎样保证民主？就是要分权，发挥老百姓的积极性。之所以要分权，是因为信息的不对称。
第三，构建和谐社会。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有效率和社会的稳定，只注重经济因素是不够的，还要注重和谐社会的构建。尽管我们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愿景目标，可惜大多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在很大程度上政策还没有落地，没有形成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
要落实好这些要求和任务，归根到底还要靠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及其配套改革，靠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方位改革创新这样的顶层设计、核心思想就是综合治理、统筹兼顾、全面系统。不能只考虑经济因素。
第四，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幸福感，是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现代社会人们普遍感到都不太幸福。幸福感在下降。收入高的群体幸福感反而在下降。当前中国也正面临着幸福经济学所提出的“幸福-收入悖论”。
在主流经济学绝大多数研究中，只是将收入作为衡量幸福度的唯一指标。实际上，人们的幸福指数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物质因素、精神因素、社会政治因素。所以，政府必须同时加强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及政治文明的建设，实行综合治理。
市场的本质是无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必要条件是完善市场制度，让市场有效，而让市场有效的必要条件是要有一个有效的政府，要有一个有效政府的必要条件是有一个有限和定位恰当的政府。为此，中国下一步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
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如前所言，政府最根本的本质就是服务和维护。中国国学智慧中也能找到有限政府的思想泉源。早亚当·斯密近2000年的司马迁就曾在其所著《史记·货殖列传》中指出最差的治理国家制度安排就是与民争利：“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我不一定赞成他这种排序，但我认为其中有一定道理。
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思想是治理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甚至一个家庭的根本之道，蕴藏着深远的现实意义。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就是把本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交给企业、社会和中介机构，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中国要实现更深层次的改革突破和发展创新，还必须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至少是行政体制改革，这应成为未来30年改革开放的重要议程，是国家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和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好高骛远，需循序渐进，扎实推进，当务之急是，将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做实做好，促进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转变。
来源: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