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碧:淫妇该杀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30 次 更新时间:2012-06-15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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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碧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伦理?当我们把这些问题以后,才能逐渐发现数千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魔障,它何以深深地使国人陷入一个大酱缸,不能自拔。

在道德化的时代,情绪驾临理性,伦理驾驭制度,乱象由此丛生。

《水浒传》中潘金莲算是淫妇吗?潘巧云该不该杀?阎婆惜呢?当课堂上一致认为他们该杀的时候,笔者陷入了沉思。生命为何如此不值一提?又为何如此脆弱?当代的所谓知识分子对秦始皇肆意吹捧,因其统一中国,功绩不可磨灭,而对焚书坑儒,却轻描淡写,以为那只是不识时务的支持分封制的迂儒罢了,况且秦始皇对医药术籍并没有消灭啊,在他们的眼中,秦始皇俨然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当18世纪的狄更斯感慨法国大革命,在绝对的革命之上尚有稀缺的人道主义,而我们的知识分子认为革命是残酷的,有时必然是压抑个人的主体性而且是理所当然的。生命如草芥,那就是传统中国的生命观,对异见的排斥,从未消退过。即使潘巧云、阎婆惜是淫妇,那就该杀不论了?问题是什么叫淫妇,勾引野男人(又何野之有?)越轨就是淫妇?那么《牡丹亭》中杜丽娘未婚先行房那更是淫恶至极了,是的,我们并不能以现代的眼光来衡量以前,应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那么,据笔者所知,明代勾栏风气渐盛,娼楼嫖娼普遍,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开放至程度,宋江对阎婆惜一忍再忍,而路人皆知,却无有别事,说明通奸并不是什么大事,只要当事人并未告发官府,那就相处平安。而且即使按通奸罪处置,安明代法律,最多各打八十杖,也不至于处死。所以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和现代的观点来看,所谓淫妇(当然潘金莲害死武大郎之举除外)当然不该处死,该杀的恰恰是那些杀害他们的所谓梁山好汉。

那么我们又何以至为鼓掌大声叫好,那些人就该处死呢?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道德,而道德却有滞后性,但丝毫不影响道德的巨大威力,但并不指向他本体而言。在战国时代,那时箴言印普遍刻着忠良诚信四字,而战国偏偏是礼仪崩坏,诸雄争鹿的时代,而在奸臣当道的宋代,岳父庙香火兴盛(至今如此)。可见道德是一块遮羞布,越是讲道德时代其越是混乱,但在另一方面,道德更是一个大帽子,扣在任何人身上俾其失语。英国哲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那么道德就是一块屡试不爽的试金石。当我们嘲讽着朝鲜的“金氏王朝”时,它充满快感、政治正确,不需要道德与情感上介入。当我们义愤填膺地指责淫妇时,同样是站在道德和伦理的制高点上,它无比的正确,因为谁都知道勾引男人不对,就该受处罚,甚至杀死也不为过。那到底是否真的该杀呢?它的限度在哪里?谁都没有思考过,也不敢思考。捷克哲学家哈维尔在《无权力者的权力》中所描绘的后极权主义时代正适合此时的中国。在这个社会不再如极权社会那样残酷,每个人都处于冰封的状态,被虚假的理想主义欺骗。 但它处于一种惊人的平庸中,狂热的理想已然散去,人们怀疑一切崇高,因为精神性的东西被否定,人们转而成为物质的俘虏。而在一个物化的社会,所有的精神活动必然转化成娱乐。很显然,对一个简单的道德判断比深刻地探讨它容易得多。

我始终怀疑《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是不是出于道德义愤感丑化明代的妇女,出轨勾引风流事何其多,又何皆是女人所为?抛弃妇女恐怕都是堂堂的五尺男儿吧?这恐怕比女性勾引男人严重得多吧?站在统治主流的偏是以道德自居的士大夫,作者是不是不敢直指男性,而转而指向处于低微的女性呢?诚然,它是多么容易又几乎没有任何的代价。怕女性反对?看吧,课堂上决意该杀的大多是潘巧云的女同胞们,道德是不分男女的。

笔者所担忧的是我们越来越受操控,古往的农民起义喊出的“平田地”的口号,土地改革的“打土豪,分土地”的口号,今日中国的狭隘爱国主义,皆是激动人心,满腔热血,道德抑或某种意识形态俘获人们,为之狂欢,那或许是哈耶克所言的从一个奴役通往另一个奴役之路。打出替天行道的口号,诚然历代方家指责《水浒传》诲淫诲盗,破坏道统,但宋江真的是如此吗?天是什么?道又是什么?李泽厚在谈及中国未来的信仰是指出传统中国的根基便是“天地君亲师",天和人即是统一的,汉代的儒士为推行儒道假说所谓“君权神授”,便是天子了。毛泽东说水泊梁山为农民起义,但众所周知的是梁山的真正统治核心却是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是中国道统的代表,作者是以忠义为武器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对传统的到的物理扭转这个乱世感到极大的痛苦,以致于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了一种深沉的迷惘。迷惘以致不信任的杰出代表便是《金瓶梅》,西门庆和春梅、李瓶儿、潘金莲等荒淫无节的放荡描写,不也是当时兰亭笑笑生的戏谑之语吗?道德无用,那么不必拘泥它,性灵解放甚至放荡也更为重要,也更符合人性,而它的灭亡却是注定的。希冀无所制的解放欲望享受人生,同《水浒传》一样,意图道德统摄取得胜利,都是荒唐至极的。两者的共同地方在于,他们太希望借助情感伦理和内心达到目标,他们或许是简单的,正如黑格尔派的线性历史观一样,平面化的粗线条的正是人们所乐见的,尽管面临的后果却是人欲的吞噬和乌托邦的假象。很显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金瓶梅》也是奴役的另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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