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日本挑起甲午战争至今整整一个世纪的时空里，历史的陈迹并不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失，战争双方的后代及至“地球村”上的其他居民都不曾漠视这场战争留给世人的不尽思索。也许因为一纸《马关条约》给原本十分孱弱的中国套上比《南京条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沉重枷锁，并且由此带来一连串的后遗症，也许因为国人意念中的“东方大国”不仅败于首创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西方殖民者，而且败于同属东方文明圈并且还是靠吸吮盛唐文明的乳汁发育成人的“蕞尔岛国”日本而更加显得难堪，故一个世纪以来，炎黄子孙们从那令人悲酸的败局中所引发出的议论与反思也从来没有中止过，中方战败的主要原因及至全部原因仍被继续寻找和谈论着。
如所周知，中日两国都是在遭受西方列强侵凌之后被迫开始改革的，一个是洋务运动，一个是明治维新。前者如筑室道谋，吵吵闹闹，停停打打；后者则是痛定思痛，励精图治，上下一心。二者的成效迥然各异。泱泱大国成了弱国的同义词，蕞尔小国则奋然挤身强国之列。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就在众议院扯开嗓门报告说：“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二十五年来，对外贸易由三十万增至一万万六千二百万两；有三千英里铁路线；一万英里电报，及各种航行大洋船只。日本有最现代化之常备军十五万人，有各式军舰四十只，与欧洲任何各国相比无逊色。日本已实施代议政治。今日不怕任何人。所以日本外交政策为与外人互相往来，开全国为商埠，任人旅行，以促进贸易”。［①］相比之下，偌大一个中国在吵闹中才修筑了共计４８３公里的铁路。［②］尽管近代工矿企业也在洋务派官僚的惨淡经营中陆续兴办着，对外贸易额也在逐年增加，不少省区都已架设电线，沿江沿海的电线“绵亘一万数千里”［③］，海军建设也初具规模，但较之一个大国的诸多条件与社会需求，较之小国日本的发展气势与速度，这些实绩就微不足道了。有关经济收入除了各省截留与宫廷挥霍外，已所剩无几，国库仍然空虚。无论是国家财力还是综合国力，慈禧所把持的中国都无法同“岛国”日本相提并论。还在１８７２年，洋务运动干将李鸿章于进退两难之中就曾向乃师曾国藩一吐衷肠：“兴兵轮造兵船，实自强之一策。惟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必不能善于后”，“前兴之而后毁之，此信之而彼疑之”，“谁不视官为传舍，有忧国如家、视远如近者乎？可悲也。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并力，则财与力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④］
邻国日本在迅速发展，中国则在当权者的虚骄与半醒半睡中摇晃着，这就体现着差异。日本政府将其源远流长的军国主义毒素灌入其发展目标，并且矛头直指中国，而中国当权者并未及时警惕，这就意味着灾难。
日本于１８７３年派兵进犯台湾，１８８４年图谋以朝鲜为突破口，两次均未得逞，此事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统治者的“大国”心理，但日本侵略者并未就此罢休，反而加紧扩军备战，军费投入逐年骤增。１８８５年，日本的军费开支为１５００万日元，为数已算不少，１８９２年竟猛增至３４５０万日元，占全年财政收入的４１％，［⑤］超过１８８５年所投入的军费两倍多。１８９３年，明治天皇还宣布从节省宫廷开支入手，以６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中拨出３０万日元，并且命令国务大臣等百官每人抽出１／１０的薪金，补充造舰之用，以为民间献金之倡。［⑥］
由于日本政府提供可靠的军费保证加之以全国支持之热忱为依托，日军的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及至甲午战争前夕，虽然日本海军大规模的扩军计划还不曾完成，但所购与所造军舰多属新式新购，舰龄短，装备好，舰速快，即使总吨位数也已开始超过北洋海军。日本的陆军建设尤其成效显著。早在１８８８年，日本就已完成了师团编制建设，陆军教育齐备，后勤制度严密。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陆军于战前已扩至７个师团，另有士兵数量达两倍的后备兵源。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在参谋部专设大本营，由陆军大将栖川宫炽仁亲王出任幕僚长，全面规划侵华战争，指挥海陆全军，争夺制海权等重要战略计划即由该大本营统一制定和部署实施。
“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了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⑦］可悲的是，主宰中华民族命运的清朝统治者在咄咄逼人的日本军国主义态势面前只有丑态和窘态。
本来，中国近代海军的主力北洋舰队经李鸿章多年努力，已于１８８８年赫然成军。它既是李鸿章个人洋务事业的高峰，也是晚清“自强”运动的一项重大成就。就当时规模与技术水平而论，北洋舰队明显超过日本海军，连一些西方军事家也对此刮目相看。遗憾的是，北洋舰队成军之日，便是它原地踏步停止发展之时，日本的海军建设则全力直追。就在北洋舰队建成这一年，黄河郑州段发生决口，清政府根据户部尚书翁同和的奏请，减少海军投资，“所有购买外洋枪炮船只及未经奏准修筑之炮台等工”，一律暂行停止。从此以后，直到日军启衅开战，凡数年光景，北洋舰队除了坐视舰炮衰旧外，已别无他法［⑧］。殊不知，“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取决于经济力量”，“国家现在建造一艘军舰，要花费象以前建立一整个小舰队那样多的金钱；而且它还不能不亲自看到，这种贵重的军舰甚至还在下水以前就已经过时，因而贬值了”。［⑨］
造成北洋舰队资金短缺的原因不外乎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迟缓与慈禧为首的当权者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妃嫔出身的慈禧不但不曾象日本天皇那样督率国人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面向世界潮流，又不曾象日本天皇那样以身作则支持国防建设，发展海军，反而顺着光绪帝的生父奕＠①的馊主意，从本来就不充足的海军军费中抽掉一部分，去修复专供个人玩乐的颐和园。
慈禧究竟挪用了多少海军军费，史家历来说法不一。据清史专家王道成先生新证可知，１８８８年以后兴建的５６项颐和园修复工程大约占全工程的一半以上，共用银３１６．６６９９８３３万两。该园室内陈设所需还无法统计，仅就此园土木工程而言，“颐和园的修建经费在五、六百万两之间是比较符合实际的”。［⑩］此数尽管较史家们平时所估计的１２００万两至５０００万两要少许多，但较之李鸿章筹建北洋舰队所得之３１００万两费用，仍不是一个小数目。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曾为备战计，奏请拨６０万两购买速射炮也不果，而丁氏所请款额亦不过颐和园修复工程所花的１／１０。“海军常年经费，是颐和园修建经费的来源，海军新增经费，也同样是颐和园经费的来源”，［①①］因而，可以说，晚清社会经济发展迟缓和国家财政困难只是相对的，慈禧一班人的腐败无耻则是绝对的。
１８９０年１０月，御史吴兆泰奏请省办颐和园工程，慈禧则借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斥责吴兆泰“冒昧已极”，“著交部严以议处”［①②］，工程照旧兴办。１８９４年，举国上下忙于为慈禧筹办６０寿庆，狡诈的日本侵略者就特意选定这一年挑起战衅。每当战讯频传，前线告急，愚不可及的慈禧置社稷安危与社会公愤于不顾，总是心安理得地坐待臣民们为之朝贺献礼。是年８月至９月，内阁学士文廷式、李文田、户部尚书翁同和等接连上奏，一致要求“停办景点”，支持前线抗战。慈禧佯示“工程已立架油饰者不再添彩ｃｈōｕ＠②，灯盏陈设等均收好，俟来年补祝，并发内币银三百万两，制银万串交直隶使用”，而３天之后，她又急忙召见庆亲王奕ｋｕāｎｇ＠③，“所言皆系庆典如何举办”。１０月１９日，慈禧通过奏事处忽传懿旨：“所有应进皇太后六十万寿贡物之王大臣以及外省各大臣均著于本月二十五日（即公历２３日——引者）呈进，蒙古王公二十六日呈进”。［①③］
蒙古王公贡物之日，正是日本陆军第一军强行跨越鸭绿江、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部溃逃和九连城、安东相继失陷之时。日本第二军则早在王大臣等奉旨贡礼的前一天就从辽东半岛东岸花园口登陆了。御史高燮曾、安维峻毅然上书，笔锋直指慈禧。慈禧那洋洋得意的信条却是：“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身不欢。”
不管前线将士的伤亡如何严重，也不论臣民舆论如何愤激，慈禧都能沉住气，循着寿庆日程安排，照样享受这淫威所压国难所托的欢欣。１１月７日，当她笑容可鞠地在万岁声中升殿受贺、赐宴百官和赏戏３天时，东北门户大连却已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次日，金州失守，总兵徐邦道败退，李鸿章电告北洋舰队基地旅顺仅存半月之粮。
大权在握的慈禧为图个人快活，视国家安危如儿戏，可谓丧心病狂。日本天皇竭力推行军国主义，挑起战争，自然不可效法，也不足为训。但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却是如此毁国利己，较之为扩充海军宁可节省宫廷开支的日本天皇，悬隔岂止参商间！在君臣一心志在必胜的侵略者面前，中国军队安得不败！倘若有人说中国军队不是败于日军，而是败于慈禧之手，此言当不为过。
有的学者提出，日方原本对海战就缺乏把握，北洋舰队的舰只与吨位数同日本海军的舰只与吨位数大致相当，双方各有优势，兵力悬殊不大，败就败在李鸿章惧敌怯战，放弃制海权，只图以消极防御保存北洋势力，一厢情愿地寄希望于俄、英政府调停。窃以为，战争爆发之前，一方对战争缺乏把握，并不等于说另一方就应该对战争有把握，因为战争本身既是残酷的，又是复杂的。中日甲午战争的实质既是两国军队之间的较量，又是两国早期现代化成就之间的较量，而且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关于战争动员、战争投入的数量与质量之间的较量。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发生以来的近代战争而言，重要的已经不是双方军队的数量，而是质量。以陆军论，日军的现代化程度颇高，无论是军制、装备、训练还是官兵素质，中国的湘军与淮军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这是人所共知的。至于海军，日方固然还缺乏北洋舰队中定远、镇远一类巨型铁甲舰，但已准备了专门对付定远和镇远的３艘４０００吨级新式战舰，号称“三景舰”。参加黄海之战的日舰多系新置不久，平均舰龄较北洋短，平均航速则比北洋快１海里，舰上装有各种口径的速射炮凡９３门，北洋则厥如。
曾经潜心军事史与军事战略学多年的恩格斯直言不讳地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①④］。近代以来，世界海军的发展趋势加速了许多经济腾飞的国家在海军装备上的更新与换代，航速与速射炮成为制约海战的重要指标。遗憾的是，由于经费困难，“中国海军近八年来未曾添一新船，所有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人之船炮，皆系簇新”。［①⑤］在现代化的海战中，制海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制海权本身与军舰的航速与速射炮又是不可分割的，如同鱼雷艇称雄海面时的制海权与鱼雷艇不能分割一样。有的外国专家强调日军的“胜利归功于速射炮”，［①⑥］史家也许不难把此言归入“唯武器论”之列，却不必断言近代时空中的制海权无需速射炮装备便可轻取，还能牢握。正如恩格斯在１８７７年左右批评杜林的“政治暴力论”时所指出的：如果缺乏经济力量所托起的现代军舰，“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在最近的海战中，请把最高的指挥权交给杜林先生吧，让他不用鱼雷及其他技巧，而只用他的‘直接暴力’去消灭所有为经济情况所驱使的装甲舰队吧”。［①⑦］
北洋舰队不仅缺乏速射炮，而且连普通炮弹也不足用。英人赫德既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又是中国国情的熟知者。他在黄海之战前就曾指出：“李鸿章的舰队、要塞、枪炮和人力虽然曾经吹嘘得很厉害，但已证明都远非一般所期待的那样。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南洋舰队每一门炮只有二十五发炮弹，北洋舰队呢，克虏伯炮有药无弹，阿姆斯特朗炮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办理北洋防务催办弹药，天津兵工厂于十日前就已收到他所发的赶造子弹命令，但迄今仍一无举动！他想要凑集够打几个钟头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恐怕他永远没有到手的希望了！”［①⑧］赫德还气愤地说：“十年以来，每年都有巨款拨交海军衙门，现在应当还剩下三千六百万两，但他们却说连一个制钱也没有了，都已给太后任意支用去满足她的那些无谓糜费了！”［①⑨］且不说慈禧一伙为慈安葬礼、光绪婚礼、慈禧寿礼以及日常奢侈挥霍了国家多少银财，在慈禧不顾战事而一心想建游园和做寿的宫廷气氛下，在北洋舰队连普通炮弹也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倘若要求李鸿章从制海权角度调动北洋舰队主动迎击日军，决战于茫茫海面，似乎还不十分现实。因为以办洋务而成为众矢之的的李鸿章心里早已明白：“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②⑩］若主动迎敌仍遭失败，时人仍可讥之为“喜事”或好大喜功，后世史家也不难指责他不自量力和藐视敌军，或许还可得出当以防御为佳的事后诸葛亮一类结论。即使北洋舰队在黄海之战乃至甲午战争全局获胜了，一如１８７３年和１８８４年挫败日军那样，让慈禧继续看管好奕＠①父子，继续玩她的颐和园，再准备她的７０寿庆，又能怎样呢？谁能保证下一次还能不败呢？既然是慈禧这样的丧心病狂者主宰国政，北洋将士硬打不行，不打也不行，似乎已够为难他们了，即使后者自身腐朽溃败或不堪一击，也是不足为怪的，何况他们还并非全是如此。且不说刘步蟾、邓世昌、杨用霖、张文宣等优秀指挥员是如何英勇杀敌的，即使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练生黄承勋、水手王国成等参战者的出色表现均可资以今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宣传。有的知情者估计：“如果这些大炮有适量的弹药及时供应，鸭绿江之役很可能中国方面获胜，因为丁汝昌提督是有斗志的人，而他的水手们也都极有骨气。”［②①］战前，身为北洋海军总教习的琅威理“曾于深夜与其中军官猝鸣警号以试之，诸将闻警，无不披衣而起，各司所事，从容不迫，静镇无哗。”他那不乏针对性的结论是：“华人聪颖异常，海军虽练习未久，然于演放炮位、施放水雷等事，无不异常纯熟”，“至其海军将佐，有曾赴美肄业者，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各战舰制造亦佳，铁甲船之坚利更可与英相埒，惟闻有旧式之炮耳。彼诽毁中国海军之多所废驰者皆凭空臆说也。”［②②］类似的资料还可举出一些，是耶非耶？均有待识者认真确证之。
如果说军队将士与装备的数量与质量属于战争“硬件”，那么，指挥机构的工作效率与决策水平、舰队之间——营队之间——将士之间——海陆军之间的团结合作等要素属于制约战争进程的“软件”，同样不可或缺。对于后者，清军的状况尤其糟糕。整个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不曾组建一个统率全局的战争指挥机构，既找不出象日本亲王那样素孚众望的高级将领主持战事，也不曾制订一套海陆军协同应战方案。日本的海军与陆军密切配合，可谓“１＋１”大于２，中国则是内耗太多，“１＋１”小于２。李鸿章虽然有权调动北洋舰队，却无权指挥陆军，统率陆军的山东巡抚李秉衡等人则又调动不了北洋舰队。日军在花园口和荣城湾大部队登陆时，就因为没有遇到北洋舰队联合岸上陆军相机阻击，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异常。北洋舰队于敌我悬殊中蒙受灭顶之灾前，不是李鸿章没有敦促丁汝昌设法出击和突围，也不是北洋将士甘愿坐毙而毫无补救措施，证据确凿的倒是威海的陆路防守不力，尤当北洋将士如久旱望霖亟盼陆军增援时，授军又迟迟未至。诚如丁汝昌率队苦撑嗷嗷待援时所哀叹的：“当南岸未失之前，昌与张文宣等曾挑奋勇，备急事时即往毁炮。讵料守台官既不守，又不许奋勇入台。又竟以资敌，反击船岛，贻害不浅。此船岛所以不能久撑也”。［②③］
不仅海陆军协同作战极差，而且南北舰队也是各人自扫门前雪，陆军各部之间又各自为战，使本来就“积弱”的国防力量在内耗中进一步削弱。战事未开，名为海军衙门会办大臣的李鸿章就承认“华船分隶数省，畛域各判，号令不一，似不若日本兵船统归海军卿节制，可以呼应一气。万一中东有事，胜负之数，尚难逆料。是欲制服日本，则于南北洋兵船整齐训练之法，联合布置之方，尤必宜豫为之计也。”［②④］战争爆发后，清朝政策并不曾切实统筹全局，南洋、福建、广东三支南方舰队之于北洋战事如隔岸观火，拒不增援。［②⑤］陆军各营队则各有来路，各事其主。淮军宿将宋庆奉命赴鸭绿江统率诸军时，能听从调度的就只有自己身边的“毅军”各营，而“新募之伍，集不以时，其他军之征调者，相与徘徊观望，不肯出关，即关外从征之师，或瞻循依违，败不相救”［②⑥］。旅顺失陷前，清军凡３０余营，“六统领不相系属”，“诸将互观望，莫利前击敌”，“不拒险，不互援，致以北洋屏障拱手让人”，［②⑦］在日军的攻势面前不堪一击，纵有湘军老帅刘坤一前往压阵，也是回天乏术了。难怪黄遵宪击节悲歌：“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②⑧］
有的学者已充分注意到了中日双方的兵力悬殊，认为李鸿章如果及时从朝鲜退兵，便可避免战争，而李鸿章错过了退兵避战之机。窃以为，尽管在西方列强武力冲击下的清皇朝早已自身难保，而当时能知此情者实属寥寥。清朝统治者的宗藩体制与观念由来已久，李鸿章亦然。即使李鸿章能果断撤兵，不独最高统治者慈禧和光绪帝不会首肯，京师言官与政敌翁同和等人不会放过他，而且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也不会就此收兵。再说，躲过了今天，也躲不过明天。若等到日本政府的海军扩军计划全部完成再应战时，岂不更糟？何况这次参战前，国人的自我感觉还并不坏，“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九百九十九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②⑨］借《申报》等出版物建议李鸿章“先发制人”，“王师东渡”，“直捣东瀛”者也不乏其人。倘若李鸿章撤兵避战，惧敌误国之类骂名与盖棺定论仍然是少不了的。
上文重点分析了慈禧为首的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愚昧与腐朽，旨在说明中方战败的必然性因素与关键因素，并无为北洋大臣李鸿章个人辩护之意。把晚清重臣李鸿章同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绝对分开，也不是本文所主张的。恩格斯在说明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之关系时曾经风趣地说过：“您作为未婚夫，会在自己和您的未婚妻身上看到同一和差异的不可分离的鲜明例证。根本无法判明，性爱的欢娱，是来自差异中的同一呢，还是来自同一中的差异？在这里，如果抛开差异（这里指的是性别）或同一（两者都属于人类），那您还剩下什么呢？”［③⑩］相对于最高统治者慈禧等人而言，李鸿章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他是一个颇识时务且不乏开拓进取精神的洋务干将，其同一性则主要表现在他只是一个同栓于中国君主专制主义与清朝末世之破船上的老官僚，就政治地位、资历及其所发挥出来的才识论，他既不是俾斯麦，也不是大久保利通或伊藤博文。他同奕欣和曾国藩一样，都不过是慈禧手中的一颗棋子。与此同时，他作为曾国藩的后继者，作为集军、工、轮、路、矿、电、学诸洋务事业于一手的汉族臣僚，经常招人耳目，屡遭非议，因而也不能没有政治后台。为了保持慈禧一班人的信任与支持，他心思不断，没有少献殷勤。例如，尽管他也曾对“宫廷近增糜费”私下表示过不满［③①］，然当他得知海军大臣奕＠①要为慈禧修颐和园以讨欢心时，他也随声附和，而且动员曾国荃、张之洞等人出资相助。北洋军费再紧，他孝敬太后的那一份还是不会少也不能少的。战事告紧，朝野百官为慈禧六十庆典进贡时，他就从口袋里掏出１０万两银子托呈之，这当然不是经常请款备战的北洋将领丁汝昌和刘步蟾所能预料的。另外，李鸿章临阵哀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③②］，而他自己平时也是囿于地方集团利益，并不积极支持福州船政局和南方各舰队的发展。他的洋务实绩固然功盖同僚，但这位久居官位的洋务活动家也不乏图热闹、作官样文章的毛病，衙门气习与官僚作风颇浓。陆将出身的小同乡丁汝昌供职北洋多年后是否仍不懂海军，本文姑置不论。海军学堂出身的刘步蟾等一批优秀指挥员对丁氏不服时，李鸿章却一直不曾采取有效措施统一思想。战前，他对北洋舰队的欣赏多于忧虑。带着湘军与淮军“内战内行”的历史荣光去创建北洋舰队和指挥黄海海战，理当有些力不从心，他却察觉不到个人与历史的局限性所在。在国人带普遍性的大国心态面前，他对“小日本”的真正忧虑也不过是战前不久的事，而且还确信虽不敢与之驱逐大洋，自守制敌则毫无问题。他只知道日军强于自己，却不曾深入了解敌我双方各自的优势与劣势的具体情况。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日军的嚣张气焰与强大攻势面前，“以夷制夷”也罢，“保船制敌”也罢，都只能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助长其猖狂与贪欲。凡此种种，都曾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备战与应战过程。
在近代中国，大凡昧于中外局势者喜欢高喊“攘夷”；明了个中局势者却往往倾向于妥协。洋务运动的开拓者曾国藩、李鸿章和洋务理论家郭嵩焘等人属于后者。他们的政绩或见识无疑不是空喊“攘夷”者流可以望其项背，他们的人生结局却往往是悲剧性的。与其说他们成了历史的牺牲品，还不如说是缺乏理性思考的社会舆论与陈腐观念硬把他们当成了牺牲品。个中现象，弥足深思。史学工作者固然不应充当也不必充当历史的角色，但如果多一点设身处地的思考，少一点想当然和非此即彼之类思维定势与价值判断，也许更容易清理历史的陈迹，更能理解与接近历史的真实。因为历史人物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③③］而置身于当代时空的后世史家欲期准确地理解与把握历史人物所处各种条件和各种复杂关系，适当克服时空差异，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长期以来，李鸿章的同辈人和后世史家常把甲午战败的主要责任追究于李鸿章，究其原因，一是本来就对洋务运动与北洋舰队支持甚少的同辈人却对洋务运动和北洋舰队期望过高；二是带着“大国”心理来分析这场战局，对中日两国早期现代化的差距及其影响还缺乏充分的了解；三是有意无意地以另一位洋务干将左宗棠一举收复新疆之举作为参照系数，似乎勇敢与胜局总是成正比的，不是李鸿章不能取胜，而是李鸿章不敢象左宗棠那样挺身而出才坐失良机，自取其祸，乃至丧师辱国。
平心而论，大敌当前，如果把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全部寄托于步履维艰的某一个洋务派官僚，或者托负给某一支孤立无援的前线军队，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公平的。倘若期望越高，其失望也必将越多。曾国藩之于天津教案的交涉是如此，李鸿章之于甲午战争的对付也是如此。若持“大国”心理来评判战局，而看不到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就与军国主义搅在一块对清皇朝腐朽统治下的中国所构成的现实威胁，那仍不过是一种于事无补的虚骄。至于左宗棠当年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克服重重困难，一举摧毁阿古柏政权，无疑同左宗棠的一腔爱国热情与其“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正确指导方针密切相关，倘若没有左宗棠的豪举，新疆的版图将不堪设想。象左宗棠这样有功于国家和民族的爱国将领理当为世代所敬仰。不过，也应当同时注意到，若就此战的双方兵力而言，敌弱我强是无庸讳言的。俄国政府代表索思诺夫斯基一到阿古柏所占区域“就马上相信，起义事业（指阿古柏乘机入侵一事——引者）已告失败，这里不过是时间问题，因为交战双方力量对比太不相称”［③④］。中日甲午战争时的敌我力量则恰恰相反。另外，左宗棠收复新疆期间由于阿古柏倒向英国一边而冷落俄国，俄国最终不支持阿古柏，反而主动提出愿为左宗棠的军队代购５００万斤军粮。这与甲午战争期间俄、英两国最终都保持中立，坐视中国被日军打败也有所不同。再说，当年的慈禧也好、主持总理衙门的奕欣和文祥也好，都曾积极支持左宗棠收回新疆失地。相比之下，无论是北洋舰队的建设期间，还是临时备战期间，慈禧为首的最高当局麻木不仁，户部尚书兼帝师翁同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又掣肘北洋，这些都是左宗棠未曾碰到的。倘若天假以年，“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爱国名将左宗棠能活到甲午之战时，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面对海陆军协同作战的新场面，这位湘军老帅也将难免力不从心，或“败亦英雄”，或象李鸿章那样仰天长叹，去接受言官与社会舆论的谴责，除此之外，也许别无选择了。为此，笔者不妨引用列宁说过的一段话：“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１７９２—１７９３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③⑤］
历史常把战争的痛苦与灾难尽量往战败者身上堆，同时又把痛定思痛改弦更张的机遇留给战败者，这大概也是历史辩证法的魅力与历史的“公正”之所在。甲午战败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和牺牲，也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振兴带来新的契机。对此，在中国任职的赫德和远在英国关注东方战争的恩格斯都不约而同地预计到了。战局未开时，赫德就已断定：“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这场纠纷，对中国来说，也许会产生某些好结果，它的陆军和海军，并没它自己所想象的实力，如果这次能够吃一回亏、学一回乖，因而造成认真的改革，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③⑥］开战一个月后，他仍相信“如果它这次真被日本人打败了，倒可以把进步的车轮从泥辙里振拔出来，摆脱束缚，向好的方向发展。反之，中国要是胜利了，也许倒会把进步推迟好几个世纪”。［③⑦］恩格斯也强调，“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必不可免的：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经济体系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将被迫欧化，全部开放它的港口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这亿万人口的旧体系完全摧毁。”［③⑧］中国受到致命的打击后，“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气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③⑨］
倘若将曾、左、李等人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视作一个遵循认识论规律而不断深化的早期现代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看作“同光中兴”之类，不把曾、左、李的首创当专利，那么，断言甲午战败就标志着洋务运动彻底破产，似不十分确切。甲午战败固然标志着洋务派官僚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一个失败，标志着“同光中兴”之类虚假繁荣的破灭，还不等于说就是整个洋务运动或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失败或终结。甲午战败表明中国的洋务运动还推行不力，搞得不好，却不表明洋务运动本身就不应该搞，并不意味着李鸿章等人力排众议从事洋务事业有什么错。再说，经过甲午一战，李鸿章个人之于洋务事业的失败也主要是政治的和军事的，却不完全是经济的和历史的。不说别的，至少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因甲午战败而中断，也不是基于康有为一班爱国书生的呼喊才重现生机。以学习西方为根本途径的中国现代化运动并不曾因甲午战败而就此终结或另起炉灶，而是循着恩格斯和赫德的思路，正在继续和加强着，而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李鸿章所曾发出的种种改革呼声不再是空谷足音和曲高和寡。［④⑩］
甲午战争的可悲结局不仅抖落了“同光中兴”的迷人光环，而且彻底擢穿了“东方大国”的神话。尽管仍然手持爱国专利的顽固守旧者并不由此而难堪，更不曾为之顿悟，替罪羊式的古稀老人李鸿章于举国詈骂声中倒是开始默默地反思着属于他个人的那份洋务事业，还有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这场洋务运动。
李鸿章的好友郭嵩焘还在出使英国之前就曾郑重提出：“能通知洋人之情而后可以应变，能博考洋人之法而后可以审机。非但造船、制器专意西洋新法以治海防者之宜急求也。”［④①］如果说当年站在声名鹊起的洋务基地上踌躇满志的李鸿章一时还领会不出好友先见之明的价值与份量，那么，经此甲午败局，他倒是豁然彻悟：“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可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④②］及至目睹英国朴茨茅斯军港的“整肃”与“雄盛”，李鸿章更是眼界大开，感触良多：“余在北洋，竭尽心思，糜尽财力，俨然自成一军。由今思之，岂直小巫见大巫之比哉！”［④③］
正是基于此类反思，当康有为与梁启超以后生可畏的姿态高呼从改革制度入手时，李鸿章不仅表示赞同，而且放下高官和长者的架子以“康党”自许［④④］，去充当“维新之同志”［④⑤］。他甚至私下感叹道：“康有为吾不如也，废制义事，吾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深愧焉”［④⑥］。不意没过多久，慈禧又从个人私利出发，把一个好端端的变法图强运动毫不手软地镇压下去，将谭嗣同这样有胆有识的民族精英推上断头台，把他们当作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跚跚来迟的晚清新政也一定要等到八国联军血洗京师之后才慢慢出场，而且还迟迟下不了政治改革的决心。当我们以此作为参照系数，再回头清理甲午战败的原因时，问题的主次轻重岂不更加清楚？
当中日甲午战争还不曾最后了结时，总喜欢发表个人见解的赫德忽然又改口说：“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忽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作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④⑦］这个洋税务司对中国的刻划与讥嘲似乎显得有点过分，但最过分的莫过于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一伙总是象唱双簧一样，不断为赫德的讥嘲提供依据，而且每个依据都是从中华民族的血管与泪眼中挤出和掏出的！赫德似乎总是象《三国演义》中的诸葛军师那样既明又亮，总能算准，那是因为慈禧一伙总是愚味和腐朽。倘若上帝的仁慈能让赫德看到半个世纪后的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日战争所展示的主人翁形象，赫德也该改口唱几句赞美诗了。
当康梁师徒一夜之间变成钦犯而流亡他邦时，垂暮之年的李鸿章也许已看得多了，看得淡了，也看得清了，便通过驻津日本领事等人及时转告自己对后生们的慰勉之意，语重心长地嘱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④⑧］。曾经带着“千秋献策贾生推”和“要思竹帛有殊荣”的情怀而跻身宦海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李鸿章能走到这一步，已经够感动康梁师徒了。而李氏之所以能走到这一步，除了基于清朝当局再失国家振兴良机而深感切肤之痛外，也许再也没有更为重要的原因了。
注释：
① 转引自徐泰来：《洋务运动新论》，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３９页。
② 关于甲午战前我国所筑铁路长度，至今说法不一，兹据张格林：《邮电交通志》，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中册，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８８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６册，第３６９页。
④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１２卷，第３页。
⑤ 万峰：《日本近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１４页。
⑥ 参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０—２３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６３２页。
⑧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透露：及至中日交战两个月后，翁同和奉慈禧之意，密往天津督署同李鸿章商量联俄之事。当翁问及北洋舰队接战情况时，李“怒目相视，半晌无一语”，然后说：“师傅总理度支，平时请款辄驳诘，临事而问兵舰，兵舰果可恃乎？”翁对曰：“计臣以撙节为尽职，事诚急，何不复请？”李愤然答曰：“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氏为之“语塞”。离津前，翁遗书儿女亲家、长芦盐运使季邦桢嘱将北洋“将士之贤否，军报之虚实，器械之良窳”相告。由此看来，翁氏对自己前此呈请停购船炮停修炮台事已感到有些不安了。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⑩ ①① 王道成：《颐和园修建经费新探》，《清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①② 《起居注册》，转引自王道成先生上揭文。
①③ 转引自谢俊美：《翁同和传》，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０９页。
①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８２页。
①⑤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１册，第５５页。
①⑥ 《海事》，第１０卷，第２期。
①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第１８９页。
①⑧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第５５页。
①⑨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６３页。
②⑩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３９卷，第２８页。
②① 濮兰德：《李鸿章传》，转引自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１卷。
②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甲午战争》第７册，第５１８页。
②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３２卷，第１４页。
②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２册，第５２７页。
②⑤ 海军派系林立，互相摩擦，已成积习。当年日军进犯台湾时，朝廷命李鸿章遣舰增援，李氏也以种种理由而推辞。
②⑥ 宋庆：《大清敕建锦州毅军昭忠祠碑记》，转引自孙克复：《甲午中日战争一则史料》，《辽宁大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②⑦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甲午战争》第１册，第３９页、１５６页。
②⑧ 黄遵宪：《人境庐诗草》。
②⑨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５０—５１页。
③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４９３页。
③①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１１卷，第２５页。
③②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第１８卷，第４８—４９页。
③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０３页。
③④ 索思诺夫斯基：《一八七四——一八七五年对中国的考察》，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第３４７页。
③⑤ 《列宁选集》第３卷，第１６６页。
③⑥ ③⑦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４８页；第５４页。
③⑧ ③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第２８５—２８６页；第２９７页。
④⑩ 洋务运动的后来居上者张之洞曾经叹曰：“无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观中外大小臣工，学问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术亦未必都不好，然问以大小炮数百种，后膛精枪亦数百种，形式若何，运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陆，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后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营一切攻守之具，无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况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备，有十倍精于此者。某国当与，某国当拒，某国善良，某国凶狡，吾之联之而备之者，其道何在，宜更无一人知之矣。稍知之者，惟一合肥。国家不用之而谁用乎？”详见《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８页。
④① 《郭嵩焘奏稿》，岳麓书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３４４页。
④②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④③ 蔡尔康、林乐知：《李鸿章历聘欧美记》。
④④ ④⑤ ④⑥ 孙宝ｘｕāｎ＠④：《忘山庐日记》。
④⑦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８２页。
④⑧ 《饮冰室文集》第４３卷，第２０—２１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讠加上四下哀去丶
＠②原字纟加由
＠③原字匡加力
＠④原字王加宣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