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日本有人喊着购买“钓鱼岛”，菲律宾闹着要给黄岩岛改名。这些都呼唤我国外交要很快转型。

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共识，国家早已确定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和手段。同样，中国外交也需要转型。

事实上，这些年来，为了应对中国内部的需要和外部的挑战，中国外交已经作出了一些调整。但这些调整还很不够，难以适应世界新变化，尤其是难以支撑一个全球化了的后起大国在国际上的合理诉求、正当权益和长期愿望。

环顾世界，主要国家的外交都在进行着深刻的转型。在内部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财政紧缩、失业，以及判定世界权力正在从西方转移到非西方，西方外交正在进入一个新的转变时期。美国把其全球战略重点转到亚洲。韩国和印度步美日后尘，把对付“中国崛起”当作其主要外交任务。近期来，日本掀起购买“钓鱼岛”的挑衅，菲律宾在南海制造事端，这些都呼唤着中国外交的转型。

在今天的世界大变动局面下，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难“以不变应万变”，而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做出程度和范围不同的适应性调整。中国外交也应该一样。

“转型”这个术语，含义非常深刻，代表了连续性，也代表着变革性，更代表着连续性和变革性在高度智慧下的结合。

一些已经被我国外交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如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毫无疑问要继续；一些仅是为特定历史情况确定的应对策略，则应该根据变化了的任务与形势做出改革，否则将是画地为牢、自我束缚，制约中国外交政策的手段选择；一些是在与别国交往中，但别国一直故意压迫和“圈套”我国而采取的片面原则，需要重新思考。如西方一直要求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却闭口不谈这些国际规则的西方属性，更不情愿地赋予中国在新的国际规则制定中拥有更大发言权；东盟国家坚持要求中国恪守“不干涉”原则，以及诱使中国承诺在处理与一些东盟国家的争端时放弃使用武力。

由于众所周知的中国在亚洲和全球面对的异常复杂、甚至险恶的形势，为了实现中国外交在未来五年的成功转型，我们需要如下的外交改革：

“不挑战”但又要积极谋求变革现存的国际秩序，尤其是目前的世界经济秩序。现存的国际秩序之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即使西方也是承认的。

“不结盟”但又要寻求真正有用的战略伙伴。“不结盟”不等于缺少朋友和伙伴。不具备足够、有分量的朋友和伙伴的大国，难以在国际外交体系中有所作为，难以促成一些代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事情。

“不干涉”但又要有条件地、正当地、有选择地介入国际事务。“不干涉”的对象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政”。但是，当代世界的“内政”与“外交”密不可分，界定“内政”是困难的。

当今世界，不管是否情愿，一些发生在外部世界的大危机，必然与中国存在联系，甚至严重危及中国利益；作为世界大国，对已经蔓延、影响到国际和平、稳定的国内问题，中国有条件、有方式地介入比不介入要好，以此尽世界大国应尽的责任，并断了那些批评中国回避承担更大国际责任的念想。

在贯彻外交政策上，我国外交转型就是要做到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的有效搭配，即软硬兼施。事实上，外交解决手段在国际外交中从来都是有局限的。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对于一个独立自主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大国来说，当外交手段终于用尽，使用武力是公认的国际权利。由于中国三十多年来没有在国际上使用武力，一些公开蚕食和侵占中国领土的外国，低估中国使用武力的政治意志，以为可以继续在外交上勾住中国，同时却炫耀武力和军事同盟，绝不停止对中国主权的侵占。

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不是一定意味着中国要进入武力冲突阶段。实际上，在外交手段和武力解决之间，存在着许多有效的手段，比如经济制裁。单方制裁和国际制裁并不像那些没有研究的人说的那般无效，而是被大量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当然制裁也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