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利己之念与生俱来，是人类本性，革命领导人都熟练地将自己的私利用革命、国家和集体主义一类名词包装。于是领导层就成了天赐神授的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言人，他们都是没有私己利益的集体主义者，反对个人主义成了我们的意识形态。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包含着权利和责任，它超越了阶级甚至国界。显然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普世价值被我们所反对。
有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押箱底或押“座底”，由在野到在朝，执政党数十年来提倡革命纪律，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由毛说了算，最高当局的意志得以贯彻执行，“局内”异议者消音。由最高当局来界定自由主义，由实际掌权者逼视，圈子中人不但背后不说，会上也不说；说的当然是附和顺应的言辞，自然形成围绕他的“多数”，纵有腹议和面上不悦的“少数”也就失去自保的屏障，被视为大逆不道的罪恶者了。而从众犯罪不叫犯罪，可以“受蒙蔽”了事。此法推广到全党全国，一直成为执政者的利器和魔箍。1949以后更把自由跟资产阶级挂上钩，演变成1980年代以来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是“反对自由主义”扩大化的政治延伸。
我们的社会喜欢搞美丑对立来张扬威慑效果，像革命与反革命，贫农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鲜花与毒草，革命群众与牛鬼蛇神，95﹪与5﹪，等等，既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有没有相对应的无产阶级自由化？执政党对此语焉不详，实际上是有，以前的“群众专政”，现在的“民粹”，就是其真面目，原“乌有之乡”就是无产阶级自由化的聚集场所。
按照阶级分析，利己主义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属于资产阶级，它与自由主义相脐连，个人主义成了中国大陆一个贬味十足的不祥之词。“集体主义”于是成了口号，成了主流话语，成了流行语。民粹嗡嗡蝇蝇看似集体主义，其实是不负责任的个人主义。
其实，即便毛泽东本人，在他受压时候的革命早期，他就我行我素，相当个人化，不把当时的“中央决议”当作一回事，全身心浸透了自由主义。在延安他取代了张闻天成为共产党最高当局，反对自由主义就成了他警示和整肃“不听话者”的堂皇通行证，可他内心深处仍是无法无天，对共产国际的掌门人斯大林表面一套暗地另一套，对斯大林之后的欧洲人当头的共产国际更是嗤之以鼻，完全继续着他所批判的自由主义行径。他执掌共和国之后，他口含天宪，无视党纪国法，喜怒无常，对同一个人（如瞿秋白等）随口下达冰炭不相容的评价（应该指出，现在一些著名历史人物的评价，仍是拿毛或肯定或否定的话为标准，事实上毛有两套不同的话语，都应该展示，让“历史”做检验，罪错往往不是其人，而是在毛）。对以中央名义发的文件，他可以撕毁，还要追究别人的罪错。他受到怠慢，就举起“党章”示威，他蛮横地扫荡别人，就说是路线斗争，不再提“党章”了。毛要的是自己的权利，无视和践踏别人的权利，就是党内生活，他也从来没有践行他提倡的《反对自由主义》的信条。
换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是毛的权谋，因而现在仍把毛的好些权谋之语作某人某事的定论，不是无知，就是心怀诡秘，属于“利己”的高招伎俩。而严格按《反对自由主义》安身立命的同事或下属，先先后后都吃了大亏。吊诡的是，人们不去认真反思毛这种事关人品质、给国家社会和人心造成巨大戕害的治国之术，反而教会并滋生一些像前西南总督的怀着野心上位者，不少怀着利己之考虑的高级谋士也帮着鼓噪继承毛的衣钵。位居高位的权力者的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畅通无阻，其行径没几人会认真检视。
对那些动辄亮以“国家”、“集体”、“人民根本利益”、“反对自由主义”辞藻的人，我们应该保持警惕。毛和诸多权谋家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在党政和社会高度一元化的时代，经济凋蔽，民不聊生，可政治性利己主义者横行无忌，因为只有被罩上政治光环，属于领导圈，生活待遇分级落实，保安、厨子、保姆、用车、津贴等体现身份尊严的安排，一概归之“革命工作需要”，符合人民根本利益。为什么许多错误决策和政策都能得到“一致通过”，与会的领导们肯定考虑到了自己这一较优越的基本生存面和生活面，于是他们都选择了顺从。何止如此，头脑灵活者利用高级别的地位权势，向毛的恣意生活看齐，吃香喝辣，换老婆，玩女人，用洋药，高级保健，到死还能戴上“无产阶级革命家”尊号，子女成了“红二代”自然坐庄。因而这样的语境会滋生更多的戴着革命面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一言以蔽之，那个封闭的政治时代是以“革命”原则体现及安排这种“利己”愿望的，这就是制度性安排，权势中人自己不必苦心积虑。再说，那个时代以政治考量为最大的人生权衡系数，确也产生了许多清教徒式的革命者，以“四人帮”为例，他们中属于生活清贫者不乏其人，他们属于纯政治上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从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样的政治城池，多少能分得一杯羹，衣食住行跟一般饥寒交迫的民众已是霄壤之别，于是他们特别能隐忍。
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此政治城堡谈不上遍地开花应接不暇，在如此城池中利己主义却安放有道，一般人对它只是顶礼膜拜，是看不出其中蹊跷的。究其实质，是凭藉政治权力得以释放利己主义的人性之念，握有权力成了关键。
而知识分子喜欢穷根究底，好发异议，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在“革命”、“人民”、“阶级斗争”这类意识形态的反复轰炸中，“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这把利剑倒把知识分子压弯了腰，于是言论一边倒，这也是当代中国的现实。所以对在位的当权者，鲜有“利己主义”的说法，只有在某当权者下台失势之后，对其“自私利己”的指责才会浮出水面。
二
靠了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人的利己之念大释放。三十年来，蓦然回首，精致利己主义城堡已遍地开花。这里说的城堡与庙堂的意思相近，也就是具有一定场域靠政治权力运作，而不是指民间意义上的诸如有限公司一类的经济组织。如果说庙堂是正权力，城堡就是亚权力或次亚权力，其权力性质是一致的，如此才能形成“城堡”。
“讲政治”就是遵守和遵循既定的政治秩序，在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情势下，必定加速滋生精致利己主义城堡。
利己之说登上庙堂，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其时某高位者的“闷声发大财”比禁止党政军经商、禁止大吃大喝的中央红头文件传播的速度更快，大小官员（权力者）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大会小会茶楼酒店把“升官发财”当歌唱，从此不再羞于讲金钱、讲升官升大官。90年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其人其事其书十分走红，就传导这么一个信息。从传统来说，中国民间素来有“做官做府还不是为填肚”的说法，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因而见官员捞食又捞钱、还安排至亲好友捞食又捞钱见怪不怪，一般民众恨不得自己入权门也风光一回。实际上奉行的并不是宣传上的“工人农民创造财富”，拿现在的话就是“纳税人创造财富”，而是掌控社会资源（包括资金）的官府（官僚部门和官僚组织）即政治权力才给人带来财富，“跟官吃官”成了全社会的共识，握有分配大权的官府才是衣食父母。依附官府达到利己和发达成了国人思维的顽症。
巴尔扎克以文学的方式揭露资产阶级如何财迷心窍，如何异化为钱奴，写出了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一般的社会现象，尽管我们中国长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也不会是“例外”，所以我们许多以正统自居的共产党员，一些革命作家，义正辞严地把当下中国的诸多乱象归绺于资本主义侵蚀，把官员的的贪腐归于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他们的潜台词是，在毛泽东时代就不会这样了，那时官员多廉洁奉公呀，于是重庆发起唱红歌，许多地方纷纷效仿。如同文化大革命，这效仿决不是每个参与者自发自愿的，而是由具有政治敏感的官员和一帮极左的知识精英推波助澜，相关人员利己考虑的结果。真实情形却是，金钱的影子无处不在，唱归唱，管吃管住管排场，利己之念“一个不能少”，能风光就风光，反正公家埋单，组织唱红的官员和知识精英在私下照样收款进帐。
事事罩在官府的光环之下，跟权力搭上关系，这就是精致利己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它深深地浸入了国人的血液。很明显，这种精致利己主义富有中国特色，我们已经习焉不察，它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贪婪蛮狠有着内在的一致，外表上却有一副为国家为革命理想--公事公办的忠耿模样，张扬一副纯正社会主义的脸孔，自己病入膏肓仍一味抱怨受了别人毒害，毫不脸红地把自私自利之帐算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上。
这么做固然有认识上的偏差，同时更有打压身边的异见，自我保护的利己之考虑。于是我们常常看到这么一种情形：在政治表态场合，义正辞严地批判资本主义金钱观，批判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批判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同时公开或私下捞取来历不详的钱财，一点也不感到这是纳税人的钱而受之有愧，更不会感到这是更为下贱可耻的掠夺行为。如果是“红二代”或“官二代”，他们会认为理所当然。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是，靠自己辛劳，一步一个脚印成就事业的中产，较有真正的权利意识和建设意识，而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纵然腰缠万贯财气冲天，始终对权力谄媚，而对社会冷漠。
三
精致利己主义早就存在，只不过现在更成滔滔之势，但作为一个响亮的名词出现，却是在最近由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出。日前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钱先生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中国青年报》5月3日）
钱先生所指的，是我们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他指出的其基本行为特征--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是个普泛的存在，用于官界、学界、知识界、文艺界也是符合的。在政治权力独大的情势下，凡政治权力抵达之处就存在这样的人和事。独大的政治权力也就成了精致利己主义的激活器和保护伞。我们也就能理解这句话为什么会在短短时间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语惊四座”）。
我所说的精致利己主义城堡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我看来，这种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决不是凭借市场公平竞争游戏规则，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劳实干，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凭借一个有政治含量的组织（单位），按照一个含有丰富潜规则的“项目”或“政策”，经过一番表演性、配合性的“研究”，通过验收或实行从而达到不菲的名利双收，只不过在大学里的明白人更易察觉其无聊和荒诞（比如对某种配合政治的所谓学术研究）。就是许多貌似热情高涨申报项目、张罗研究的人，也知道这是“轰轰烈烈图形式，正襟危坐走过场”，而且“功夫在诗外”，目的在捞钱，国家的钱白捞白不捞，把巨大精力（包括送钱）放在攻关上。名利是其最内在的驱动力，顺应权力者和使权力者高兴是其真正的用心所在。就拿所谓“成果”（作品），对之赞不绝口的权力者不见得就仔细地进行了阅读和研究。某些学人对重庆模式的反复置喙（称颂）不正是这样么？
何止学府，就是地方上凡向上争取项目争取政策即资金的运作几乎是一样的，像达标，能带来资金和政策扶持的各种评选，能获得政治和经济效益的各类评选，都是如此。一个项目一项政策一块好招牌就能产生并激活一方“城堡”。
我举一个“地方”的例子。按现行体制，中部地区的某县财力匮乏，但又要为人民“做事”，给地方改变面貌，标榜政绩，以立项争取资金是重要一环，恰好他们跟省里掌管公路改造资金的部门关系不错（具备前关系），所以年年就申报公路项目。自然要进行“纸上作业”即打报告，就把本县公路之糟糕状况写透，写改造好了公路能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改造的路况如何、工程量如何，写得煞有介事。如此写申请不难，各个县都能这么做。关键是能不能立项。经过一番包括县主要领导出面的攻关，终于立项了，意味着有合法的资金来源。接着就有个按项目划拨资金的问题，掌握资金的人岂是吃素的？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有男有女的小集体，“解决单位福利”的要求名正言顺，于是形成“资金分成”的可做不可说的君子协议，三七，四六，五五，甚至县里答应得小头，返回大头资金。于是双双皆大欢喜。巨大的资金从天而降落在这小集体，他们内部自然会分配好，同样是公务员，他们焉能不富？在下拨的资金中，县里自然又得扣除相关人员的公关费和辛苦（好处）费，扣除上面来人的接待费，县局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分层次分摊。如此运作经年（每年集中力量搞典型路段），公路状况确有改变，还受到市里的表彰。省里相关部门也轻车熟路地每年拨款。该县一个领导倒犯愁地说：“报了多年公路项目，现在不知道怎样（用什么理由）报了。”如此“精致”瓜分国家资金可见一斑。仍以公路项目为例，我们宣传上说“要致富先修路”（跟“要致富先种树”一样），路未修，人先富，这些“人”是谁？不是很清楚么？
我再举一个“地方”的事例。某县申请了一个大型水库维修项目，刚接触此事的人员可以说做事认真本份，可以说没有“申报”经验，也可以说心还没那么狠（贪婪），他们咬咬牙只报出“需要”二十多万资金（已含有不少“水分”）。跟省里的相关部门前沟通，他们受到批评式提示：这样的小数目肯定批不下，要报大数目！他们心领神会，加了一个“零”，改为“需要”二百多万。这个“项目”顺利批下来了。这笔可观的款项最后落在哪里，喂肥了哪些人，不是很明白么？但在“报帐”（包括招待费用）上看到的却是“全部用于此项工程”。这些“人”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或者说原来不那么精致的，经过如此操练，也变得精致了。精致的一个表现，就是知道怎样应付各种检查而不出落壳。精致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同在一个办公大楼上班的人也丝毫不知道他们少许人发了大财，看到他们买房又买车，都傻了眼。这样的事例在我们社会实在太多了，随手可抓出一大把。
不过他们都不是以个人，而是以单位、部门、组织即官府出面，以官府对官府、部门对部门、组织对组织，所涉及的人也不多，在我看来就具有城堡意味。几人、十几人、几十人能形成“城堡”，政治权力、亚权力、次亚权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贯彻在“城堡”的运行之中。如此“城堡”时聚时散，利益链是其生命线。个别人因被检举、被曝光、被查办，是因为此人太贪、独吞，数目太大，而且没能摆平关系，怠慢了“城堡”中的某个人，社会上的说法是此人“不会做人”，“运气不好”。如此说法当包括“城堡”中人的惺惺相惜。
这种“城堡”别人是看不见的，实际却是大量存在的，有着场域之分条块之分，因某个项目或聚或散。“项目”源源不断，精致利己主义城堡也就接不暇。这样的“城堡”带有条块性、隐秘性和排它性。这就能够解释，同样拿薪水，有些公务员不见得多辛苦多付出了什么，而潜在的收益丰厚，衣食住行时尚而时髦，而且有可观的房产，或投资别的如矿产一类长线产业，从来不为子女出国留学的资金发愁，提高公务员待遇他们照样有份。他们为利益而抱团，他们能进入“城堡”就说明智商不低，从来不为业务水平的提高所困，而是担心工作位置的失去，而工作位置又不是以自身素质和工作水平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以更高权力者的好恶来决定的，所以，“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高水平高素质在精致利己上能获更多的利益。所以，只要上司一声令下唱红歌什么的，他们能不引吭高歌？还能随口说出与真实心灵无关的一套套高昂的红色话语来。他们真正信奉的决不是“革命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政治权力，以及政治权力下利益的最大化。
这种“城堡”属于广义上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狭义上它们与既得利益集团又不一样，后者多因国有记号垄断性记号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而前者多隐没在社会关注的视野之外，而且有“推进事业发展”为标榜，却数量巨大，各行业系统条条块块的“城堡”无法作精确的统计。社会充斥城堡化运作。因为大体制不变，林林总总的“城堡”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而“城堡”中的人缘由各种原因会流动，这就意味着一些人出局（利益之局），另一些人进局，但不必耽心，能很快进入另一个“城堡”。由饿老虎养成肥老虎。绝大多数普通民众与“城堡”无缘则是肯定的。如此“城堡”对人心和社会的腐蚀巨大。
四
极权主义者都是精致利己主义者，而精致利己主义跟极权（垄断）相亲和。尽管“城堡”中人无本万利养尊处优，早就是中产或超中产，但他们缺乏那些靠自己打拼的中产者所具有的主体意识，他们可以说是“没意识”，或者说他们心目中真正确立的是“金钱意识”，他们内心所关注的是“进帐”，同时关注自己工作位置的稳定，由此养成敏锐的政治感觉，毫无条件地与上级保持一致，所以上级要唱红，他们立马以响亮的歌声来响应，表白他们有红色的理想信仰，上级要搞清查黄赌毒、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类的运动，他们同样雷厉风行，调门高昂，这个时候他们都成了喊出响亮口号的革命工人阶级（都是工会会员呢）。写到这里，我正好看了共识网（2012/5/23）高放的《20年来“左”的暗潮述评》，“从阶级根源看，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存在都容易滋生‘左’的思潮，以‘左’的面目维护其特殊利益。”精致利己主义者是流氓无产者、小资产阶级、官僚特权集团、以及其他既得利益群体的“联体人”，对他们的拥抱极左，一点也不奇怪。那种“中产增多了会促进民主进程”的展望曾经在我们的社会流行，实际情形并不乐观。
“城堡”的存在有它的现实性和历史性，“城堡”化的运作方式有它推动事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一面，在权利均等的背景下，利己主义城堡并不是毒蛇猛兽，但在政治权力的笼罩下沦为精致利己主义城堡，就是一种异化。增加“城堡”透明度和有效监督，还得仰仗体制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