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著述的中译本不断增加，罗伯特•达恩顿的学术研究在汉语思想界的意义越来越清晰： 他以原始档案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为基础，把思想观念史与政治革命史研究放置在下层社会史研究的框架中进行，自下而上地追问思想观念如何发生、如何传播，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有何种真实联系，启发人们思考“如何以地下出版物加速旧制度的崩溃”的重要问题。从学术上说，这是“新文化史”与底层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所形成的有关革命如何爆发的新的解释框架，而对于某些读者所经历过的生活来说，这种研究叙事更像是对某种精神成长史的回顾、对极权社会下精神生活潜流的探寻，以及对历史发展情景的预测。从这种自下而上的“新文化史”研究走向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与现实的锋利前沿，这可能不是达恩顿所曾预料的。
最近出版的罗伯特•达恩顿《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刘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通过大量未曾披露的第一手档案材料，揭示了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的一个隐秘的启蒙文化世界。作者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查阅了十八世纪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文件与大约五万封信件，再结合法国书商行会、警方和巴士底狱的档案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十八世纪欧洲书籍的生产、流传和作用的论文。这些论文的第一部分收入《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1979年出版，三联书店，中译本，2005年12月，叶桐、顾杭译），这本《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1982年出版）收入的是第二部分。在第一部书中，达恩顿运用这批纳沙泰尔档案、信件资料，极其细致、全面和深入地描绘出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商业史图景：“如何对待作者，如何生产纸张，如何处理文稿，如何排版，如何印刷，如何装箱运输，如何讨好当局，如何计取警察，如何给销售商供货，以及如何满足1769到1789年间遍及欧洲各地的读者。”在此基础上，达恩顿试图回答启蒙运动如何在社会中传播、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如何、贤哲的思想物质化到书中时采取了何种形式、出版商及推销员和文化传播中的其他媒介扮演什么角色、出版业如何适应革命前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把书籍的商业生产史纳入到社会思想史、政治史的总体研究之中。
与《启蒙运动的生意》相比，《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更为深入地探测了那个隐秘的世界，更坚定而慎重地复原了那幅从商业史到思想史、政治史的网络版图。该书的研究指出，过去被忽视的地下出版物和下层文人是传播启蒙精神、培养政治异见和唤醒不满乃至反抗意识的重要场域，格拉布街的盗版书贩、受雇佣的文人写手、来来往往于边界的走私小贩以及警察的线人等等共同构成了一个生产、传播与禁制的亚文化世界。如果说这是革命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重要进程的话，更应该强调这既是巨大而隐秘的商业王国网络，同时也是人性在专制社会中遭受奴役与铤而反抗的精神版图。
关于“地下文学”这个概念，作者认为，“地下文学在十八世纪尤其重要，因为当时存在着检查制度、警察和政府垄断的图书出版业，以便宣扬官方认可的教条。当要传播异端思想时，地下文学就大行其道”（前言）。说得非常简练而准确，从二十世纪的前苏联、东欧到我们曾经有过的经验，仍是如此。更令我产生共鸣的是达恩顿在阅读那些档案、信件时所产生的感觉与想象：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下，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书商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这些信件可能来自任何地方，揭示任何东西，因为它们经常会带给你惊喜。就在你认为你的作者将要谋取一份嫁妆，他却因为一封密札而逃出了城。一箱书刚刚运到港口，却被反盗版官员擒获。你心目中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可信的人，你心目中的哲学家变成了警方的间谍……（前言）如果你曾经在一座陌生而杂乱的民居大院中拎着一包书匆匆地往外走，如果曾经因为一本书与海关死磕了两个钟头最后还是被没收而且误掉了班车，你就读懂了达恩顿。
在达恩顿的研究中，对人的关注与描述是非常精彩的一部分。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所研究的集文人、书商与密探于一身的布里索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真实的形象：“当布里索发现他的道路遇阻，他不得不与体制妥协。当体制监禁了他，没收了他的作品，他与警方达成谅解。当它没能使他作为一名哲学家谋生时，他成为一个雇佣小册子作者和‘苍蝇’。当大革命来临时，他投身于革命，不是作为回忆录中所写的无私的理想主义者，而是作为旧体制的失败者决定在新体制里救赎自己。”而在格拉布街，“像布里索这样的人炮制报纸和小册子、海报和漫画、歌曲、谣言及毁谤作品，所有这些将个人争吵和派系斗争转变成了关乎法兰西命运的意识形态斗争”（第71页）。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所研究的勒塞纳，就是伏尔泰所描写的“可怜鬼”的典型，“他们挣扎着维持其悲惨的生活，打着落到眼前的无论什么样的零工——编选集，给杂志写稿，推销手稿，走私禁书，给警方做密探”（第106页）。这种人物我们其实也并不陌生啊。
在作者笔下的格拉布街，汇集着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从主流文学大家中被淘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半饥半饱的雇佣文人、投机的盗版书商、警方的线人、文字皮条客、性丑闻的编造者和传播者等处于最底层的“文化贱民”，而革命的真实信息就在这里萌生和发酵。作者敏锐地感觉到，“格拉布街粗陋的小册子宣传就信息和感觉来说，都是革命性的。它表达了那些阁楼上的仇恨旧制度的人的激情，他们对它是痛恨交加。正是从这种源自内心深处的仇恨之中，而不是从心满意足的文化精英的完美抽象之中，极端的雅各宾派革命派发现了自己真实的声音。”（第42页）在这里，书籍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种反叛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法国学者罗朗斯•丰丹的《欧洲商贩史》（殷亚迪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也谈到了类似的底层社会的亚文化传播的政治性意义：1788年，一名公务员在给巴黎警官的信中写道：“可以观察到，大街小巷里公开传唱的歌曲给乌合之众提供消遣，并把自由的观念传播给他们，最卑鄙的无赖恶棍将自己视为第三等级而不再尊敬地位比他高的人。要扼杀掉这种独立精神，没有什么比对所有这些人进行严厉审查更加行之有效的了……”（第183-184页）这让我想起在“文革”后期广州的中学生和草根社会普遍流行的“黄色歌曲”和“靡靡之音”，那时候我们唱着从香港电台学来的粤语流行曲，较早地走出了狂热与盲从的意识形态牢笼。说起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却是实情：“文革”后期最早实行“用脚投票”的那些偷渡先驱者，几乎都是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穿着“奇装异服”（那时候还不是牛仔裤）、弹着吉他、唱着港台流行曲的逃课学生、务农知青或社会青年（往往就是死活赖在城里、逃避务农者）。当年那些港台流行曲的确就像精神教科书一样，培养出反叛与逃亡的选择和意志。丰丹还认为，“在旧制度最后二十年里，小贩们用他们过耳难忘的叠句和朗朗上口的曲调公开谴责宫廷和这个体制中的不正义，为那些在巴黎和外省相信一切不会再延续既往的人们壮大了声威。”（第184页）那么，当年那些草根阶层中的港台流行歌曲的传唱者是否也有这样的政治谴责性苗头或意味呢？在我的记忆中，在不满、抱怨和觉醒与谴责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而学校与街道派出所、后来再加上父母单位的“子女教育办”等力量的联手管压，则使一切都走向反叛之途。来源: 上海书评
